2025年印度全国警察总长会议甫一开幕，莫迪政府就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内政部长、莫迪长期盟友阿米特·沙阿公开宣称，政府已制定“永久性解决方案”，要彻底消除三处“历史性难题”——纳萨尔派活动区、东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印控克什米尔。沙阿承诺，这些被印度视作“流血的伤口”的区域将被彻底“正常化”，不再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

这是一次罕见的高调动员，也几乎等同于一场“内战”级别的国家任务启动信号。沙阿所谓的“三大区域”，无一不是印国内部积重难返的安全与政治问题汇聚之地，涉及阶层压迫、民族冲突、宗教撕裂、自治争议等多重矛盾。现在，莫迪政府选择将其归为安全事务范畴，用国家暴力手段予以收编和压制，释放的并非“和解”意愿，而是彻底清算的意志。

从边境到腹地：印度“2.5线战争”战略的转向

过去几年，印度在中巴边境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无论是拉达克对峙，还是印巴边界交火，印度都投入了大量军力。而与此同时，准军事部队、边防警察等原本承担国内维稳的兵力，被频繁调往前线，导致克什米尔与东北部力量空虚，滋生反弹。

在新德里决策层看来，中美紧张的重心更多集中在第一岛链方向，中国军力部署与警戒重点也更侧向东部海空方向；而巴基斯坦则被国内频发的恐袭、塔利班及俾路支武装牵制。印度决策层据此判断，西北方向的安全压力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窗口期，这也被视为莫迪“刀刃向内”的战略机会。

这场“内线战争”的时间点并不随意，恰恰卡在印度民意浮动、执政基础动摇之际。莫迪需要一个“战绩”，而清剿内部武装，既能展现国家强力，又能营造“稳定红利”，是其理想的动员工具。

三重隐患：纳萨尔派、东北少数、克什米尔

沙阿口中所提三地，其实分别代表印度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风险源：

一是纳萨尔派，即印度中部农村长期活跃的毛派游击队势力。其根基不在意识形态，而在土地矛盾、贫困带发展失衡以及种姓制度顽疾。据印度政府数据，2014年时，纳萨尔派活跃在126个地区；但随着政府投资警察系统、修建586个哨所，如今仅剩11个区域。但即便如此，纳萨尔派的深层社会根源并未被铲除，尤其在恰蒂斯加尔邦等地，其与当地底层民众的共生关系仍牢不可破。

二是东北少数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阿萨姆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等地。该地区不仅长期抱怨资源分配不公，还因民族认同错位，形成了一系列准军事组织与分离主义倾向。2023年曼尼普尔骚乱，便凸显了这种民族宗教矛盾的复杂性。

三是克什米尔问题，始终是印度国家认同的敏感神经。莫迪自2019年单方面废除克什米尔自治地位后，局势持续动荡，频繁出现武装袭击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新德里红堡附近的爆炸案，让印度安全部门迅速将矛头指向印控克什米尔相关武装网络，随后在当地展开新一轮高压抓捕行动。

这三大风险源虽属不同性质，但有一个共通点：都集中体现了印度在“中央集权 vs 地方多元”这一矛盾中的深层困境。

表面胜利与深层撕裂：中央集权的风险测试

就操作层面而言，莫迪政府确实在推进一场强有力的“治理行动”：强化警察体制、加快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布局、以“国家安全”之名统一信息叙事——这些手段确实在战术上取得进展，部分地区的袭击频率下降、民间武装活跃度减弱。

但任何真正懂印度政治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缝合。那些历史性难题——如种姓阶级压迫、民族认同冲突、宗教排他主义，早已深植于印度国家机制之内，靠安全部队是根本无法消解的。

尤其在莫迪及人民党全面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等非印度教信众日益边缘化，而地方精英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也在扩大。东北邦与克什米尔早已对“德里话语”失去信任，而纳萨尔派地区则将“发展”理解为土地剥夺与警察暴力。

这种背景下，莫迪选择以“强人姿态”进行统一战线式的清剿，更像是一场对国内不满声音的“压缩式处理”。这并非“和解”，更不是“治本”，而是将压抑式秩序强加于社会碎片之上的一次高风险试验。

历史重演？强人治理的终极困局

回顾印度历史，每当国家面临重大转折，总会出现以安全逻辑为引领的“集权倾向”：从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到莫迪时期的大规模反恐法案，其底层逻辑都是通过“治安”掩盖“治理”赤字。

这次三线清剿，表面上是对“三股分裂势力”的终结宣言，实则是印度国家认同体系又一次被撕开的自我修复尝试。只是不同于以往，这次莫迪所押注的，不仅是警察与准军事部队的执行力，更是民众对“强人政府”的最后一丝信任。

这一信任是否足以维系“全国一盘棋”的幻象，还需时间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些地区再次反弹，印度将面对的就不再是“0.5线战争”，而是一场全面的、制度性的正面冲突。

莫迪政府试图用“战术胜利”为“战略困局”遮羞，试图在内外交困的节点上，以清剿三地动荡来收拢威望、重塑强国叙事。但一场真正的国家统一，不是靠武力压制出来的地图整齐，而是靠社会共识与制度正义支撑的政治整合。

而这恰恰是当前印度所缺失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