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事件，在欧洲拉响了警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决策者看来，这似乎是莫斯科愿意升级冲突的政治信号。但这一事件也暴露了西方的技术短板：在越境进入波兰的大约20架俄罗斯“菊花”诱饵无人机中，有15至17架未能被成功拦截，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坠落。少数被击落的无人机，却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付出了高昂代价——用于拦截的“阿姆拉姆”空对空导弹，单价几乎是无人机本身价格的百倍，这还不包括紧急出动战斗机的成本。

在目睹了俄乌战场数年的血腥厮杀后，许多军事分析家认为，无人机已经引发了一场不可逆转的战争革命，使得西方的传统军事理论几乎过时。然而，他们的警告常常被另一派专家的声音所淹没，后者认为，当前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掩盖了冲突双方军队固有弱点的临时策略。在不同的战场环境下，其他的方法和工具可能才是制胜的关键。基于此，怀疑论者主张：西方国家无需效仿俄罗斯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而只需学会如何有效对抗它们。新闻网站《梅杜莎》深入剖析了这场所谓的“无人机革命”，及其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潜在影响。

何为“无人机革命”？

乌克兰方面的估算显示，到2025年，战场上超过七成的伤亡将由无人机造成。这一数据，仅仅是更广泛的“无人机革命”的一个粗略缩影。至少在这场特定的战争中，无人机不仅取代了其他类型的武器，更在重塑战术、战役乃至战略层面。

俄罗斯国防部公共委员会成员、莫斯科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以乌克兰战争为案例，对此给出了可能是最全面的阐释。他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西方专家及各国军官的认同。

普霍夫指出，无人机及其搭载的传感器本质上是通信系统的前沿，能够实时向众多“终端用户”传输包括视频在内的海量信息。这种从无人机传感器直达各级指挥官的链接，几乎消除了传统的“战争迷雾”。数千年来，最杰出的指挥官因其预判敌方动向的能力而备受推崇。然而如今，战场上空及后方盘旋的数千架无人机能够实时侦测敌军的一举一动，并将情报直接呈现在指挥官眼前。

接下来的发展顺理成章：为这些无人机配备武器，一旦发现目标即可立即实施打击，从而将“侦察到打击”的时间间隔压缩到几乎为零。这意味着，即便是军事技术相对落后的军队，也突然获得了强大的侦察能力和数以百万计的精确制导武器。普霍夫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各级指挥官将拥有一个完全透明的战场，只需选择合适的手段，便能打击任何被发现的目标。“所见即所毁”——在某些战线上，这已经成为现实。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

普霍夫进一步分析称，这种变革颠覆了军事行动的古老法则。在乌克兰战场，无论是在前线还是深入后方10至15公里的区域，指挥官们已经无法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大规模集结兵力与装备。隐蔽和分散取代了集中：部队、武器、指挥部和弹药库都必须被隐藏并分散部署。曾经奠定无数战争胜负的装甲部队深入敌后突击的作战方式，如今除非一方在战场及后方区域实现了绝对的无人机优势，否则已无可能。

普霍夫总结道，无人机实际上已经掌控了近地空域，能够威胁到传统的海军力量，并正成为前线地面部队的支柱。当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卫星侦察及卫星通信系统相结合后，将有能力对任何纵深的目标实施打击。简而言之，普霍夫认为，任何想要在后工业时代的战争中取胜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压制敌方的无人机，并凭借自身的无人机系统在空中和地面上确立绝对优势。

三年前，普霍夫的这套构想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但如今，这些设想已在乌克兰战场上初步成为现实。大规模部署的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确实使得集结兵力变得几乎不可能。

前线本身也变得异常“稀薄”。一年半前还需要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坚守防线或发起进攻，如今的战斗往往由仅有两到五名步兵或乘坐摩托车的士兵组成的小分队执行。这些小分队试图渗透到敌后并巩固据点。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其补给线都日益依赖无人机来保障。在前线后方，成百上千的无人机操作员覆盖着整个战场，摧毁着10至15公里纵深内的一切移动目标。随着信号中继无人机的普及，这一作战半径现已延伸至30公里。

然而，眼前的景象仍未完全达到某些人所描述的“不可逆转的革命”的程度。因为除了无人机、通信系统和步兵数量外，冲突双方的军队在其他方面实力依然薄弱。以俄罗斯空天军为例，其仅拥有数百架现代化战斗机，且战机的日均出动率远低于二三十年前西方联军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作战水平。由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始终未能被有效压制，俄军战机只能在距离前线数十公里外执行任务，投掷滑翔炸弹或发射数量有限的巡航导弹及空射弹道导弹。

乌克兰的空中力量状况更为严峻。其相对现代化的西方制造战机不足30架，包括那些为适配西方弹药而改装的苏联时期战机在内，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总库存也仅约百架。近四年的作战损失与自然损耗已经严重削弱了其力量。面对俄罗斯在空中和防空方面的优势，乌克兰飞行员必须执行复杂的机动才能投放滑翔炸弹，这极大地限制了其打击的有效范围。

火炮储备同样告急。在战争的头两年，火炮曾是战场上的主角，但密集的炮火消耗了全球大量的弹药储备。由于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许多原本由火炮承担的火力任务，现在已经转交给了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能够实现极高的精度——例如，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可以飞入窗户或舱口，让操作员在内部选择打击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所不能的超级武器。

双方都声称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摧毁数百万甚至数十万个目标。在战线的两侧，每年都有数万名士兵阵亡，而无人机只是造成伤亡的众多武器之一。即使将伤员也计算在内，并假设每次伤亡都对应一次无人机打击，实际命中目标的无人机比例恐怕也不足10%。

双方军队都高度依赖无人机操作员。在一篇报道中，一位为乌克兰作战的西方志愿者描述了当乌军失去无人机支援时的无助。与此同时，备受期待的人工智能革命——即无需人工引导、能够从发射点自主飞向目标的全自主无人机蜂群——尚未成为现实。每一架无人机仍然需要一名专属的操作员。在一场兵力本就紧张的战争中，部署数以万计的训练有素的操作员，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乌克兰战场上的“无人机革命”，主要得益于廉价易得的民用技术以及军方决策者的快速采纳。卫星通信由私营公司提供，而俄罗斯则通过非法手段接入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终端。只要全球贸易持续，这些技术的扩散就难以阻挡。

与此同时，即便现役无人机数量已达数百万架，“战争迷雾”也并未完全消散。双方军队仍然能够向关键区域调动预备队，而对手几乎无力阻止——这一因素与无人机一样，是造成当前战场僵局的决定性原因。自杀式无人机虽然让装甲部队的快速突破变得几无可能，但紧急调往受威胁区域的预备队仍然能够有效遏制敌方缓慢推进的攻势。事实上，机动战在2022年末就已经基本终结，当时投入战场的无人机数量还相对有限。

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或许在于：尽管乌克兰在冲突的不同阶段都曾在无人机的数量、质量和组织上占据优势，却未能因此赢得战争。最终，决定战局的，仍然是俄罗斯更庞大的军队规模、更强的空中优势以及压倒性的炮火。

那么北约军队呢？

目前，北约成员国在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和应用方面，落后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甚至可能落后于伊朗。当然，如果西方国家愿意投入资源，完全有能力生产数百万架小型无人机。随着乌克兰战场的画面每日涌现，西方一些知名人士——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到前美国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纷纷呼吁美国和北约放弃昂贵的传统武器项目，转向无人机领域，他们认为这显然是未来战争的方向。

但持保守立场的军事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无人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约与其对手之间的力量平衡，也未改变西方既有的战争制胜之道。

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智库的作战航空专家贾斯汀·布朗克对此阐释道：三年的战事表明，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未能证明大规模部署无人机（无论是数十万架还是数百万架）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相反，这场战争催生了步兵部队对无人机的“依赖症”——如果没有无人机的掩护，他们便迟疑不前。布朗克同时指出，西方军队在无人机的运用和防御能力上确实落后于俄乌两国，弥补这一差距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他强调，美国在空中领域拥有压倒性优势，其空军特种部队专门用于压制敌方的防空系统。 诚然，美军飞行员从未在实战中遭遇过像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那样规模的防空体系。但“压制敌方防空系统”（SEAD）的整套作战理论，最初就是为了对抗拥有更严密防空网络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而设计的。当然，无人机在这一领域同样大有可为。以色列曾使用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打击伊朗的防空系统，乌克兰也曾用此方法对付俄罗斯的地对空导弹阵地。

布朗克指出，一旦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被瘫痪——这在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中极有可能发生——盟军的战斗机便能对前线及后方纵深目标实施近乎不受阻碍的打击。而且，这主要依靠廉价弹药即可实现，例如为自由落体炸弹加装美制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制导套件，其原理与俄军当前使用的UMPK滑翔套件相似。每枚JDAM的成本约为2万至3万美元，甚至低于一架俄罗斯“雏菊”无人机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全面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之后，美军现役的重型无人机（包括侦察型和打击型）就被普遍认为是过时的装备。就连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多次成功将其击落。但在敌方防空系统被压制的情境下，这类无人机或许将重获高效的作战能力。

布朗克总结道，北约无需通过量产数百万架小型无人机来与俄罗斯竞争。莫斯科在无人机的运用和反制技术上已经遥遥领先。但是，俄军在对抗西方的有人驾驶战机时，几乎毫无胜算。

尽管如此，西方仍然面临两大难题。首先，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盟国单凭自身力量恐怕难以压制俄军的防空体系。尽管他们在现代化战机的数量上占优，但缺乏破解大型多层防御系统的专用手段。其次，欧洲和美国均未建立成熟的反制俄罗斯无人机的体系，近期无人机入侵波兰的事件再次凸显了这一短板。

如何对抗无人机？

正如《梅杜莎》此前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制无人机方面均成效甚微。如今，北约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军队在实战经验上落后于俄乌两国军队。但另一方面，这种差距也可能成为一种优势：他们可以从双方已经犯下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北约还拥有在乌克兰战场直接测试其系统的独特机会。目前正在讨论和试验的解决方案与俄乌战场上的并无二致，涵盖了各类电子战系统、自动防空炮、低成本拦截导弹、无人机拦截器、激光武器以及微波发射系统。

美国五角大楼已指示军方和国防工业在2027年前实现“电磁频谱和近岸制空权”，简而言之，就是解决小型无人机的威胁。这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资源已经趋于紧张的当下。同期，五角大楼还计划部署庞大的新型无人机舰队，并将其分发至所有军种。换言之，尽管部分专家持怀疑态度，美军仍在准备全面投入无人机竞赛——甚至为此取消了曾被寄予厚望、原计划主宰低空领域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后续项目。

显然，无人机防御必须采用多层级、多维度的策略。世界上恐怕永远不会出现一种万能的反制技术。另一个复杂因素在于，现有的反制手段要么仍处于实验原型阶段，要么其弹药成本远高于所要拦截的无人机（有时甚至高出数个数量级）。

官僚体制是另一个障碍。乌克兰和俄罗斯最初都面临僵化迟缓的指挥体系，但两军均已作出调整。无人机的设计和软件在不断更新，反制手段和作战战术也在持续演进。这种对创新的开放态度使双方得以在无人机战争中保持同步，甚至相互借鉴解决方案。

在西方，官僚体系的僵化问题已得到认识，但相关的改革辩论仍主要局限于专家圈内。风险在于，当昂贵的西方反无人机系统真正抵达战场时，它们可能已经过时——尤其是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那么，“无人机革命”真的发生了吗？

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技术的“民主化”：曾经只属于最富裕、最先进军队的侦察、通信和精确打击能力，如今已经广泛普及。

本世纪初，人们认为“民主化”的无人机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中型无人机，能在中高空（约5000米）持续盘旋数小时，通过机载传感器搜寻目标，并使用小型精确制导炸弹或导弹实施打击——土耳其的“旗手”（Bayraktar）和“翼龙”无人机正是这类典范。然而，在乌克兰全面战争的第一年，俄罗斯的防空体系似乎就推翻了这一概念（早期的预警信号已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出现，当时“旗手”无人机就曾遭遇俄制短程防空系统的挑战）。

土耳其的“旗手”（Bayraktar）

如今，真正崭露头角，甚至影响了五角大楼内部战略思维的，是小型及超小型的巡航武器：具备中远程作战能力的第一人称视角四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这些武器的明显弱点——即射程和载荷有限、易受电子战干扰——通过巧妙的编组、战术上的精妙运用以及大规模部署无人机编队得到了缓解。

但这些方法远非最终的形态，而且这类无人机很可能并非近期塑造军事冲突的唯一类型。当对手缺乏足够的短程和中程防空能力时，“旗手”和“翼龙”这类无人机仍然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

无人机的类型、反制手段和战术将持续演进。它们的应用不会阻碍其他军事技术和概念的并行发展，例如装甲车辆、机动战，以及通过集中兵力和火力来压制敌人的传统作战方式——这始终是击败对手的主要手段。

当曾经的“上帝视角”和“外科手术式打击”不再为超级大国所垄断，当简陋作坊里组装的消费级无人机也能对价值连城的军事装备构成致命威胁，战争的天平，就在这毫厘之间悄然倾斜。这不仅是战术的革新，更是对传统军事思想的根本性挑战。未来，一个国家需要思考的，或许不再仅仅是如何打造更坚固的盾牌，而是如何在一个“玻璃战场”上生存和博弈，在这里，看见与被看见，只在一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