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一生，几度临危而入局。长征时逢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他站在毛泽东一边；文革后期受命主持军委工作；毛死之后，又与华国锋、汪东兴等密谋抓捕“四人帮”。此后支持邓小平复出，参与重定国是。不是毛，不是邓，甚至很少真正成为第一号人物。然而中共数次权力转折，皆有其身影。不争至尊，却常在定局之时。

　　及观叶氏后人，亦颇不同于此前诸家。长子叶选平主政广东；次子叶选宁入军，长期主持总政联络工作；幼子叶选廉赴港经商；女儿叶楚梅嫁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孙辈又进入香港证券、地产、文化与国际金融，并与王震家族联姻。

　　军中有人，广东有人，香港有人，商界有人。红色门第之间，又姻亲相连。若曾庆红家族如一张中枢之网，叶家则更像一棵岭南大树：根在军政，干在广东，枝入香港，叶散海外。此叶氏一家之可观者。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参加孙中山阵营，后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长征、抗战、内战，一路走来。1955年授元帅，十元帅中，叶剑英并非战功最赫赫者。林彪善战，彭德怀敢战，刘伯承能战。叶剑英所长，却更多在参谋、协调与政治判断。

　　军中有句评价，大意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用在叶剑英身上，颇合其人。平日不争，关键时刻却能站对位置。此其一生最大政治本领。

　　二、毛后转局，叶为枢纽

　　叶剑英真正进入中国政治史中心，是毛泽东晚年及死后。文革中，他亦曾受冲击。但到1970年代，周恩来病重，林彪已亡，老帅凋零，叶剑英重新成为军队与政治高层的重要人物。

　　1976年毛死，华国锋名义上继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仍掌握相当政治资源。局势未定。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行动，将“四人帮”一举抓捕，文革政治核心由此崩解。

　　此役非叶一人之功，叶剑英却是关键谋划者和支持者之一。没有军队高级元老的支持，华国锋未必敢动。毛死而天下未定，叶以元帅之重压住军心，这成为叶家最厚的一笔政治资本。

　　三、又助邓小平复出

　　抓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一度权势正盛，但新的权力竞争很快发生。邓小平尚未恢复职务，叶剑英明确支持其复出。1977年，邓第三次复出；随后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方向渐变。华国锋退，邓小平起；叶剑英再次站在胜者一边。

　　若只以“投机”二字解释，未免太浅。叶有自己的判断：毛晚年的政治已经难以为继，国家必须结束文革路线，重新启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但结果同样清楚：叶既参与终结毛后“四人帮”政治，又参与打开邓时代之门。

　　故叶剑英之政治地位，不只是“开国元帅”，他还是毛、邓之间的重要过渡人物。

　　四、南天一柱

　　叶剑英还有一个其他元帅家族少有的优势：广东。他本是广东梅县人；革命资历、军中地位、岭南乡缘，再加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特殊的政治经济位置，使叶氏家族与广东形成长期而深厚的联系。

　　邓小平改革，广东先行；深圳、珠海、汕头特区皆在广东；香港又近在咫尺。改革以后，中国最值钱的几样资源，在此汇聚：政策，土地，外资，香港；贸易，金融，房地产。叶家正好在这个时代拥有深厚的广东政治根基，这比单纯拥有一个部长职位，更有历史意义。

　　五、长子叶选平，主粤十年

　　叶剑英长子叶选平，1924年生。早年学工科，长期从事工业和地方工作。改开后，其政治生涯迅速上升。先任广州市长，后任广东省省长。从广州到广东，叶选平正处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前沿。

　　八十年代广东是什么地方？特区初兴，港资北上，乡镇企业生长，“三来一补”遍地；土地开始增值，内地人口南下。一个此前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南方省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制造机器之一。

　　叶选平就在这个时代主粤，此后又长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为元帅，子主一省；这一省，偏偏又是改革时代最值钱的一省。

　　六、广东为何特别重要

　　政治家族研究不能只看官职，还要看官职所在何地、处于何时。若叶选平在六十年代任一个内陆省长，其意义完全不同。他主粤是在八十年代，一边是北京的改开政策，一边是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间就是广东。广东成为中国计划体制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最大的接口之一，在这个接口上，信息比钱更重要。知道哪里设特区，知道哪里修路，知道哪块地将开发，知道哪个行业将开放，知道北京允许什么，知道香港需要什么。这些信息本身，就是资本。

　　权力不必直接经商，只要站在市场开门之处，门本身便有价值。

　　七、次子叶选宁，隐于军中

　　叶家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叶选宁。与兄长不同，他很少在公众舞台出现，但其位置更神秘，也更特殊。叶选宁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获少将军衔。总政联络部并非普通行政机关，其工作涉及对外联络、统战及相关情报事务。故叶选宁虽无封疆之名，却长期处于一个极重关系、信息与海外网络的位置。

　　外界后来常以“太子党精神领袖”等称谓形容其在红二代中的影响。这种称号并非正式职务，不宜当史实照录。但叶选宁在军内及红二代圈层拥有广泛人脉，确为许多报道和回忆所共同指向。

　　兄长掌广东，弟弟掌联络，一显一隐，颇类其父。

　　八、叶选宁之“联络”

　　“联络”二字，在普通社会不过交际；在党国政治中，却可以是一种权力。谁认识香港商人，谁熟悉海外华人，谁能与台湾方面接触，谁掌握外部政治信息，谁能在军政之间搭桥，这些资源难以写进财产申报，却具极高价值。

　　叶选宁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系统。研究叶家，不能简单问有多少钱？还要问有多少门？多少人可以见，多少电话可以打，多少关系可以接。这种资本，与曾庆红的人事网络颇有相似之处。只是曾家重中枢，叶家重岭南、军队与香港。

　　九、三子叶选廉，转身入商

　　到叶选廉，故事又变。改开以前，红色家庭子弟最好的出路通常是从军，从政，入国企。但八十年代以后，多了一条经商路。叶选廉曾在军工、电子等系统工作，后来进入商业领域，并曾任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深圳国叶实业董事长等职。公开报道还记载，他1986年前后赴香港经商，这个时间点很值得注意。1986年，兄长叶选平正在广东主政，广东改革方兴，深圳就在香港对面，弟弟则赴香港进入商界。

　　叶家三兄弟形成一种极有时代意味的分工：兄主粤政，弟掌军联，幼弟入港商。不必据此推断三人之间存在违法利益输送，没有证据，便不能写。但三条人生轨迹同时出现，本身就是政治家族史。

（资料照片）

　　十、政治在广东，商业在香港

　　香港对叶家尤其重要。改革初期，中国没有成熟资本市场，香港有；内地缺外汇，香港有；内地企业不会国际融资，香港会；内地土地廉价，香港资本正需要寻找新空间。广东与香港之间形成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也最巨大的资本通道。

　　叶选廉进入香港商界，正处于这条通道快速扩张之际。故研究叶氏商业网络，不应简单理解为“一个红二代下海”，他所处的位置是中国权力与香港资本相遇之地。这比个人财富数字更重要。

　　十一、长女联姻，又是一门

　　叶家还有一条重要线索：婚姻。长女叶楚梅，后来嫁给邹家华。邹家华之父，是著名新闻出版家邹韬奋。邹家华本人后来历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叶家与邹家结亲，一边是元帅门第，一边是高级干部兼著名知识分子之后。叶氏政治网络由血缘之外，又添姻缘。

　　红朝没有贵族婚姻制度，但高级干部家庭之间通婚，从来不少。婚姻于是成为观察红色精英再生产的一扇窗。

　　十二、再与王震家相连

　　到了第三代，这张婚姻网继续扩展。叶选宁之女叶静子，后来与王震家族第三代王京阳结婚。王震也是中共开国上将、改革年代著名元老。叶剑英家族 × 王震家族，两支红色门第，以婚姻相连，这不能证明什么政治阴谋，也无需如此解释；社会学意义反而更简单：人通常在自己的圈层中恋爱、交友、结婚。普通人的圈层是同学、同乡、同事，红色门第的圈层，则可能是另一批红色门第。久而久之，血缘之外又添姻缘。

　　门第与门第相婚，关系与关系相接。旧社会如此，红朝亦未尽免。

　　十三、孙辈入证券

　　叶选平之后，叶家又向资本市场延伸。其子叶新福曾在香港创办证券公司，并涉足其他商业项目。这条路径颇有代表性：祖父掌军政，父亲掌广东，儿子进入香港金融与商业。并不能据此说叶新福的商业成功必由祖父、父亲权力直接促成，但其代际转换十分清楚。

　　第一代取得政治资本，第二代处于改革前沿，第三代进入市场资本。这与陈云家族由计划、国银而私募，江泽民家族由政治、产业而金融，皆有相似之处。路径不同，方向却颇相近。

　　十四、孙女在太庙结婚

　　叶选廉之女叶明子，则提供了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她接受国际化教育，进入时尚、文化领域；2009年，在北京太庙举行婚礼，丈夫是美国金融界人士Jonathan Mork。太庙是什么地方？明清皇帝祭祖之所，1949年以后成为国家所有的历史建筑。

　　一个共产党开国元帅的孙女，在昔日皇家太庙举行盛大婚礼，又嫁给美国金融人士。不必讽刺，也无需作道德审判；把事实并列，已经足够。

　　祖父打倒旧世界，孙女在旧王朝太庙成婚；父辈打开国门，第三代与全球金融结亲。历史有时比讽刺更会写文章。

　　十五、女儿也曾坐牢

　　然叶家不能只写权势。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她从事电影工作，文革爆发后受到江青等人冲击，一度被关押多年；即使贵为元帅之女，也未能免于极权政治的吞噬。这一笔尤其值得记，它提醒我们红色门第有特权，但在毛式极权最高峰时，特权本身也并不安全。今天是元帅，明天可以靠边；今天是高干子女，明天也可能入狱。专制之下，离权力最近者，有时也离灾祸最近。

　　1976年叶剑英参与抓捕“四人帮”。从家庭史看，这里面甚至多了一层私人记忆，但不能因此把其政治行动简单解释为私人复仇。国家之乱，远大于一家之怨。

　　十六、一个家庭，也可以长出异议者

　　叶家还有一个有趣人物：戴晴。她并非叶剑英亲生女儿，而与叶家有收养、抚育关系，长期被视为叶剑英养女，后来却成为著名记者、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她反对三峡工程，1989年又反对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六四之后退党并遭关押。这一人物尤其值得写入叶家旁支。政治家族从来不是基因决定论，同样接近最高权力，有人进入权力，有人进入商业；有人保持沉默，也有人最终反对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门第可以提供起点，不能决定灵魂。这也是研究政治家族必须保留的一点敬意。

　　十七、叶家为何比别家更像“门第”

　　到此再看叶氏三代：叶剑英，开国元帅，毛后定局；叶选平，主政广东；叶选宁，军中联络；叶选廉，赴港经商；叶楚梅，与邹家华结婚；叶新福，进入香港证券商业；叶静子，与王震家族联姻；叶明子，国际化生活并与美国金融人士结婚。

　　这种家族最值得注意的，已经不是某个成员有多少钱，是它同时占据了多少社会节点。军队，地方，中央；香港；商业，金融，文化；婚姻，海外。单独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履历，合起来看，则隐然成门。

　　十八、广东不是叶家的

　　这里仍须划一条界线。不能因为叶选平主政广东，便把八九十年代广东写成“叶家天下”。广东改革是中央政策、地方干部、香港资本、民间企业与亿万普通劳动者共同推动的历史过程。任仲夷，习仲勋，叶选平，梁灵光，以及无数地方干部、企业家和打工者，皆在其中；更不能因为叶家多人在广东、香港活动，就把后来广东所有政商利益都算在叶家头上。那不是历史研究，是江湖传说。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层：为什么红色政治家族如此容易在改革最有价值的区域形成长期优势？这才是制度问题。

　　十九、改革把权力变得更值钱

　　毛时代，权力最大的收益主要是政治性的，级别，住房，医疗，汽车，秘书，特供，但私人资本市场很小。改革以后，一切变了，土地有价，公司有价，股票有价，牌照有价，信息有价，香港通道更有价。同样一份政治关系，在1985年的经济价值，可能远高于1965年。

　　这并非叶家独有，它是整个红色权贵阶层发生变化的制度背景。改革释放市场，却没有同时建立足够强的权力约束。于是出现一种历史转换：毛时代积累的政治资本，开始可以在邓时代兑换为市场机会。叶家正处在这一转换最早、最快的地方：广东。

　　二十、南天一柱，粤港一门

　　叶剑英未必想到自己的家族后来会有如此复杂的枝叶。他这一代人从战争中取得权力，第二代进入和平年代，有人从政，有人从军，有人经商；第三代则更远：香港证券，国际文化，海外教育，全球金融，红色门第联姻。从梅县一介军校学生，到一个横跨军政粤港的政治家族，不过三代。

　　这不是叶家独有的传奇，是红朝政治家族演化的又一个样本。陈云家族告诉我们父可不荫子，势自会荫家；曾庆红家族告诉我们权不必归家，势可以传家；叶剑英家族则更进一步：势不必聚于一处，门可以开在四方。

　　军中一门，广东一门，香港一门，商业一门，姻亲又是一门。门门相通，遂成门第。

　　二十一、从革命家到岭南门第

　　共产党革命，本以打倒旧军阀、旧官僚、旧门阀为号召，叶剑英本人亦从普通客家家庭走出。他并非旧贵族之后，他所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革命给予的。然而革命胜利以后，权力开始沉淀，沉淀为身份，身份沉淀为关系，关系沉淀为下一代的机会；再遇改革开放，机会又可以进入市场。

　　父辈以枪取得政治资本，子辈以官位延续社会资本，孙辈则可以把这些无形资本带入香港乃至全球市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分钱皆来自权力，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叶家后人皆无个人能力。问题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某些家庭总能连续数代站在时代最有价值的位置附近？

　　战争年代，靠近军权；改革年代，靠近广东；开放以后，靠近香港；金融兴起，又靠近资本。偶然一次，可以叫幸运；连续三代，便值得研究结构。

　　二十二、家国之间

　　叶剑英一生最值得称道之处，是在1976年的历史关头参与终结“四人帮”政治，并支持国家从文革灾难中转向，此功不应因其后代而抹杀。叶氏后人中有人有能力，有人生活普通，有人遭受政治迫害，也有人选择不同于家族主流的道路。亦不能因为研究权贵家族，便把所有成员写成同一种人。

　　然而个人评价之外，制度问题仍在。一个革命者可以建立功勋，功勋带来权力，权力带来门第，门第又在市场时代获得新的兑换方式。这才是《红朝政治家族研究》真正要追问的东西，不是叶家是不是坏人，是一个宣称消灭阶级与世袭特权的革命政权，为什么最终又产生了一代代新的政治门第？

　　叶剑英家族尤其典型，它从岭南出发，又回到岭南。父辈以军功定国，长子主粤，次子居军，幼子入港；孙辈经商、金融、联姻、海外。看似各走各路，回首时，却仍能看见那棵大树最初的根。根在革命，干为权力，枝入粤港，叶落资本。

　　故曰：南天一柱，粤港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