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大屠杀学生前夕、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群众也纷纷响应、拥护并照顾学生，但在中南海的高墙之内，一场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政治风暴与生死博弈也正进入白热化。面对汹涌的民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主事者们却另有算盘——一场关乎生死存亡、财富与权力的残酷绞杀战。

　　胡启立在体制边缘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

　　据著名六四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著述披露，在戒严部队即将采取行动的极度敏感时刻，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同情学生的改革派大将胡启立，作出了最后的挣扎。吴仁华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一书中写道：胡启立给政治局常委写信，表示赞成杨尚昆在昨晚大会上所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姚依林在胡启立的信上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东缚自己的手足。”

　　据悉，姚依林作为中共大佬陈云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头号代理人”，其核心任务就是阻击赵紫阳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在五月中下旬的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甚至是在邓小平家中的非正式决策会议）上，姚依林与李鹏结成了坚固的“倒赵同盟”。据流传的党内秘辛及未公开的会议记录显示，姚依林在内部会议上极力渲染学生运动是“动乱”，并警告如果退让，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将“毁于一旦”。在讨论是否戒严时，姚依林不仅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动武决定，更在私下串联其他保守派大佬（如王震、李先念），确保胡启立和赵紫阳的温和派主张被彻底孤立。姚的批示“不动武将束缚手足”，实际上就是向邓小平表忠，并为即将到来的镇压提供“政治背书”。

　　胡启立的信件代表了体制内残存的“人性”与良知，他试图在体制允许的边缘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然而，姚依林的批示把共产党的“党性”展露无遗——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任何道德底线和人命都可以被牺牲。姚依林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共政权大于人命。

　　事件过后，胡启立因拒绝支持武力镇压，与赵紫阳一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虽然日后象征性地复出，但政治生命已然终结，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良知的一笔。而姚依林不仅保住了权位，还为其家族在日后的中国政商界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一场“保家产、保特权”的政变

　　1989年5月16日，这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赵紫阳在邓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抛出了震惊四座的“五条意见”。这五条意见或也就是赵紫阳被快速、彻底赶下台的最致命关键。

　　在吴仁华的《六四事件全程实录》ㄧ书中，记录了：“5月13日，赵紫阳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张立即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被四比一多数票否决。5月15日，赵决定去广场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他个人的意见，被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理由阻止。5月16日，在邓小本出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赵提出五条意见：1.否定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2.由他本人承担发表社论的责任；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机构，审查高干子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的官倒行为；4.公布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行为背景：5.公布高干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权。以上意见又被四比一多数票否决。5月1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微弱多数同意赵下台。总书记职务由李鹏兼任。军管迫在眉睫。”“据悉，曾召集人大常委会议，几乎全体副委员长决定拒绝接受政治局的以上决定。李鹏威胁要以党纪处理他们。体改委等十部委决定开展静坐、绝食斗争。”

　　赵紫阳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远见并没有被大佬们接受，反而让他被迅速地赶下台，大白话分析如下：

　　1.否定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打脸邓小平，动摇强人权威。

　　2.由他本人承担发表社论的责任——试图以个人政治生命换取和平，体现担当。

　　3.全国人大设立机构，审查高干子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的官倒行为——对中共大佬们最致命的一击。

　　3.公布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行为背景——要求阳光法案，体制透明化，动摇中共的根基。

　　5.公布高干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权——彻底掘了特权阶级的命根子。

　　据流出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与传闻显示，当赵紫阳提出第3、4、5条时，在座的中共大佬与保守派常委（姚依林、李鹏等）脸色铁青。当时社会“反官倒”的矛头直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康华公司）、陈云的子女以及王震的儿子。赵紫阳竟然要求“全国人大设立机构审查”，甚至愿意拿自己的两个儿子“祭旗”，这在中共大佬看来，简直是“阶级背叛”与“政治逼宫”。

　　5月17日政治局会议定调赵下台。而人大系统的强烈反弹（副委员长们拒绝接受决定），以及体改委等十部委准备静坐抗议，更是让大佬们惊恐万状。李鹏威胁以党纪处理人大委员，显示出中共为保住特权，已彻底撕破了宪法与法律的伪装，军管与屠杀成为他们保住财富与权力的唯一选项。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

　　绝不能让万里回北京——邓小平密令 江泽民截机软禁

　　1989年5月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赵紫阳已经失势。但体制内的温和派并没有放弃，他们找到了最后一条合法反击的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赋予的超级权力： 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国务院（李鹏）发布的戒严令，甚至有权罢免国务院总理。

　　当时，由人大常委胡绩伟牵头，迅速征集了57名人大常委的签名，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北京局势。

　　万里在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期间，也曾公开发表同情学生的言论，称学生的爱国热情“非常可贵”。作为人大委员长，只有万里有权力合法召开这场紧急会议。

　　根据多年来转载的党内秘辛传闻与海外爆料，这场阻止万里进京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后来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政治投名状”。传闻指出邓小平亲自下达了密令，要求万里提前结束访美行程，但绝对不允许飞机降落在北京。5月25日凌晨，万里的专机被迫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到了中央的死命令：把万里留在上海，直到他公开表态支持中央戒严为止。传闻称，江泽民在机场亲自迎接万里，并递交了邓小平的亲笔信。万里随即被安排在上海西郊宾馆“养病”（实为变相软禁）。因此，在上海期间，万里与北京的一切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无法与赵紫阳的亲信或人大常委取得联系。江泽民软硬兼施，最终在软禁数日后，万里于5月27日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央实施戒严的决定”。

　　万里的妥协，标志着体制内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一条“宪政之路”被彻底堵死。江泽民也因为这次“截机”与稳控上海局势有功，赢得了邓小平等大佬的彻底信任，踏上了前往北京接任总书记的红地毯。

　　被鲜血掩盖的历史真相

　　旅美经济学者、前赵紫阳智囊程晓农直言，赵紫阳的五条意见，特别是审查高干子弟和公布财产，直接威胁到了以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为首的中共大佬家族的核心经济利益。八十年代末的“双轨制”让这些家族大发横财（官倒）。赵紫阳等于是向整个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宣战。姚依林等人之所以迅速在5月17日联手做掉赵紫阳，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恐惧家族财富被清算。这是一场“保家产、保特权”的政变。

　　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教授分析：赵紫阳第三条提出“由全国人大设立机构审查”，这在政治体制上犯了中共的大忌。这意味着赵紫阳试图将解决危机的权力从“党（政治局）”转移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这是实质性的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尝试。人大系统当时的反弹印证了这一点。对邓小平和姚依林等人而言，这等于是放弃“党领导一切”......因此必须火速将赵剥夺权力。

　　共产党统治的两大支柱是“谎言与暴力”。赵紫阳要求“公布高干背景、收入与福利（取消特权）”，等于是要求独裁体制透明化，这直接摧毁了中共运作的“黑箱模式”。在极权体制下，透明就意味着政权垮台。于是，赵的五条意见一出，提出解决问题的赵紫阳反成了被中共大佬们解决的对象了。

　　赵紫阳在1989年5月16日抛出的五条意见无疑是一份充满政治勇气与良知的改革蓝图——这五条意见，也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权贵贪婪与残暴的真面目。六四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共权贵家族果然是疯狂掠夺国家财富的现实（如姚家盛传的海航事件），当年学生们反对的“官倒”是如此的有远见，然而中共却用枪、坦克履带屠杀了学生了，也碾碎了赵紫阳的五条意见、碾碎了中国走向政治清明与民主化的机会，还踩着他们的鲜血，长成了今日庞大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大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