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用复合弓+回回炮的组和，硬碾出史上最大陆地帝国。奈何不到百年就分崩离析，只剩下残部退守草原，沦为偏安一隅的北元政权。曾经的草原勇士为全家老小，不得不回到岗位上重新打拼。
与此同时，朱元璋在《明太祖实录》留下口号：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今朕主宰天下，以四海为家！
事实上，明朝的对外宣传非空洞吹牛，而是一套经过精致伪装、靠撒币运作的战略欺诈。其逻辑清晰且冷酷--你给大明干活，大明给你超规格待遇。
正因如此，明朝自洪武时代起就慷慨招降各类蒙古人。比如在洪武四年12月，制定月钱米有差规格。洪武二十一年，更是直接赐东昌府新附鞑靼官军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军士五锭。
等到大孝子朱棣上台，不仅沿用上述措施，还进一步加高推广。永乐三年7月，明朝对甘肃、宁夏等沿边的蒙古人开出的赏赐清单：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
朱棣大撒币让蒙古人怀疑他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宣德年间，招募蒙古人的待遇上限又被打破：侯四百亩、伯300亩、都督250亩、都指挥200亩，连百户所一级的镇抚都能领到100亩。
从土地、房子、粮米、钱钞到职务晋升，这就是一套全方位覆盖的驯化信号。
如果蒙古人选择归附明朝，只要正常活着，收入和生活水平就自动碾压草原上的昔日同胞。
特务渗透+降虏种草
由于利益输送到位 能坚持的蒙古人数量有限
那么，这套“躺平+狗粮”的效果怎么样呢？答案是--好到超出预期！
早在明朝北伐时，已经有大量蒙古降虏投靠，比如日后在靖难之役发挥重要作用的朵颜三卫。以至于《蒙古源流》都说：40万蒙古中，得脱者惟6万，其34万皆被围而陷矣。
此外，明朝还通过特务、往来商旅、投附者、边镇军兵，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躺平”病毒。公元1435年，锦衣卫指挥佥事康能奉命出使瓦剌，同行还有曾与蒙古有姻亲关系的“达官”千户阿老丁。尽管无功而返，却反映出潜在的秘密交涉渴望。
到正统-景泰年间，出使瓦剌的任务几乎全由锦衣卫承担。千户梁泰因此破格晋升指挥佥事，而指挥同知岳谦擢升都指挥佥事，属于货真价实的加分路线。他们依靠外交掩护联络酋长、刺探虚实，将躺平思想精准投放到草原的各个角落。
当然，口齿伶俐的特务说教，远不如蒙古归附大佬的“种草带货”。公元1405年，把都帖木儿率部众5000人、马驼1600匹归附明廷。朱棣大悦、赐其汉名“吴允诚”，还授右军都督佥事，命其居凉州耕牧。
于是，这位吴允诚成活广告，招降旧部把秃等人。成祖则再下赌注，赐把秃汉名“赵忠美”、伯克帖木儿“宋一诚”，还分别授予职务。
而且归附蒙古人自己也会产生“皈依者狂热”。例如名将满桂不认可自己是胡人，在对阵女真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最后为大明血染沙场。这番忠烈表现，比日后积极剃头的汉人官兵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现实来讲，与其在草原上刀口舔血、不如润到明朝当钦定人上人。无论光复蒙元的口号如何伟岸，终究只是无法变现的宏大叙事。
极度双标
明朝对内依然是反躺平叙事
正如所有的帝国主义双标派，明朝对外部疯狂输出躺平，对内却有另一套严苛设定。
比如朱元璋为维护统治和经济安全，对内建立一套严密到窒息的人口管控体系。他在《御制大诰》、《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等记载里多次强调天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逃离本土在外地被发现，严重者甚至被处以绞刑。如果外出经商或务工的拿不到路引，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
明朝普通人的境遇 几乎与归化蒙古人呈反面
简而言之，底层民众被终生软禁在户籍地，只能老老实实充当牛马和炮灰。于是，《武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都有记载，晋、陕、冀等边地百姓频繁翻越长城，奔赴草原兑现另一种生活方式。哪怕困难重重、后果不好估量，依旧是在用脚进行投票。
这套令人脊背发凉的统治逻辑就此成型：大明子民的苦累是天经地义，而曾经被驱逐的鞑虏，却可以靠着归附二字瞬间过上躺平生活。
棋子和炮灰
大部分归化蒙古人 生活境遇也不容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归化蒙古人的顶级待遇，只会在特定时期或特定级别才会全面兑现。许多赏赐草场虽有120-300亩面积，但普遍位于南方地区，气候与北方故地截然不同。对于习惯寒冷气候的游牧民而言，无异于一场严酷的生存挑战。
在战争中，底层蒙古军户必然被当作廉价炮灰，派往最要命的战场实施以夷制夷。公元1454年正月，朝廷就调拨河间、东昌等处的蒙古降虏从征，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从北部大草原到岭南的热带山林，几乎都有蒙古降虏的身影。
蒙古皈依者常被明朝用于镇压汉夷起义
这是因为明朝不可能真正信任蒙古降虏。早在洪武年间，群臣就认为他们不得已来归，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续文献通考》也记载，朱元璋下令禁止蒙古人族内嫁娶，必须跨民族通婚，否则就要抄家为奴。事后又担心这些异族污染正统血脉，遂叫停这一举措。
土木堡之变后，京城内的蒙古降虏又成为被怀疑对象。翰林院侍讲刘定之用直白语言揭示恐惧，要求朝廷严加管控：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姻。变其衣服，不许仍遵旧俗。或以为兵，使与中国之兵伍相错，以牵制之。或以为民，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离，以染化之。
土木堡之变 让归化蒙古人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直至万历时期，作为三大征开端的宁夏之役，也与明朝的蒙古政策脱不开关系。啺菰诩尉改昙涔楦剑芊饽母弊鼙蟪涞蹦持帧爸植菅濉薄＝鼋龆晔奔洌蜓哺У耻翱丝哿糕谩⒌敝谛呷瑁荒苈柿觳酝肪┍洹３⒈黄榷闷哒蚓瘛⒑氖卑烁鲈拢詈罂烤蚩坪拥贪硬琶闱科蕉ā�
更为讽刺的是，平叛主帅李如松麾下有大片胡人兵丁，外省援军包括先前被蒙古降虏征讨的苗人土兵。这场以夷制夷闹剧，让明朝的信誉彻底坍塌。蒙古残兵宁愿投靠后金，也不想再被朱家骗进修罗场。
平心而论，明朝制定的大量短期策略，确实在特定时间内有过超常发挥。但根子上的投机取巧注定无法持久，或是在长周期内兑现承诺。一旦出现裂痕，又要为粉饰太平而欲盖弥彰，弄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太好过。
可惜，这就是历史的幽暗之处。因为普遍的“害怕失去心里”，让任何阶层都倾向于静默忍受。既受短期利益诱惑，也会被长期熏陶的概念所裹挟。最后在一潭死水中挣扎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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