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传出来中俄免签的消息，很多人拍手叫好，纷纷表示必须要去俄罗斯消费一番。结果传出来一条不那么好的消息，有个中国小伙子去俄罗斯找亲戚，结果，被俄国警察扣下，扔进了装甲车。中国小伙最后讨价还价交了8000卢布罚款。这种被俄国人敲竹杠并不是孤例，背后是俄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顽疾。

甚至说，俄国人敲诈勒索、走后门、送红包就是这个国家的“传统”。这个传统要比装甲囚车存在的时间更长，流传范围更广，甚至于俄国高层自己想要改这些“传统”，都属于积重难返，无能为力。

当然了，这种“食邑制”主要存在于莫斯科公国到17世纪中期，到了彼得大帝上台后，“食邑制”才被薪俸制取代。不过，这种贿赂风气和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当时的官员和警察经常会收到老百姓送来的现金、酒、蜂蜜之类的礼物，用这些来补充自己微薄的收入。作为回报，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对待送礼的手段相对柔和，这种“礼尚往来”双赢的结局，就成了俄国不成文的潜规则。不过俄国的官员和老百姓并不是平等关系，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任命，也就是说，当官的看治下的百姓，就跟农场主看自己的牛马一样。牛马平时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多一点，官老爷心情自然好一点，可以卖给老百姓一点面子；要是牛马挤不出来的奶太少，对不起，老爷我就要狠狠抽一顿这些牛马，把你身上的奶都吃干抹尽。时间一久，这些行为就变成了官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

◇  图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1629年3月9日—1676年1月29日）

对于这些官员们敲诈百姓的行为，沙皇自己也心知肚明，不过他们也就是知道而已，根本没办法彻底根除这种行为。到了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任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由于沙皇自己性格比较软弱，无力和手下的贵族大臣们抗衡。就导致这些贵族们巧取豪夺，横行乡里。比如有个叫米洛斯拉夫斯基的领主，仗着自己是沙皇的姻亲，设卡收费，他规定：超过三车草料不得过桥，超过一车的皮货没有许可证不得进城等等。谁向他行贿，他才给谁颁发许可证。就靠发许可证，米洛斯拉夫斯基便赚得盆满钵满。再比如缙绅自治会最高长官列翁季·普列谢耶夫，这位爷更是把法庭变成敲诈勒索的工具。他找一帮线人暗中调查领主和贵族们的家庭财产状况，然后栽赃陷害，罗织罪名。谁想赎罪，谁就拿钱。对于手底下这些人的行为，弱势的沙皇无力改变，而换成强势的沙皇上台后，就算他真想做出点什么，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沙皇自己也从这些行为中受益。

◇  图为巡回派代表画家苏里科夫油画作品《射击军临刑的清晨》，在索菲亚公主发动的政变中，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选择联合射击军支持索菲亚公主

就拿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来说，这位爷在位时就下决心整治俄国的腐败问题。他于1714年颁布法令，给官员们指定了具体工资，还立法规定收受贿赂的官员，最高可判死刑，为了杀鸡儆猴，彼得大帝就下令把一些腐败官员的手脚给剁了，甚至把贪腐成性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吊死，用封疆大吏的人头来表示自己的反腐决心。既然有了工资，再加上严苛的法律约束，官老爷们再受贿可就不合适了。

◇  图为彼得大帝

一时间，俄国官场上的腐败问题有所减轻。看到自己反腐的效果不错，彼得大帝打算趁热打铁，干脆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掉贪腐问题。于是，彼得大帝准备公布新法律，不管是谁，如果盗窃国库的钱够买一根绳子，那就用这根绳子把他绞死。不过，这一次事与愿违，官员们宁愿冒着杀头的风险也不买他的帐，纷纷回怼彼得大帝。有人说：我住的别墅就是靠受贿得来的，陛下要是舍得让我睡大街我就赞成陛下的铁腕反腐；还有官员说我用受贿的钱给陛下您买了礼物，要是反腐，怎么着也得有陛下的一份；最绝的是总检察长巴维尔·雅古任斯基，这位瞪大双眼质问彼得大帝：“陛下，您难道要当一个光杆皇帝吗？我们所有人都是窃贼，区别就是有的人偷得多，有的人偷得少。”彼得大帝被怼得哑口无言。

既然上层官僚都是如此，那么下层官僚盘剥百姓就更成了常事，甚至于一些部门还鼓励基层官员向百姓收受贿赂，比如说那些治安人员。因为这些贿赂不仅能贴补家用，还能起到防止他们黑化的作用，毕竟从老百姓那里收点钱，总比收小偷、抢劫犯、黑帮的钱强，要是那么做警察就彻底成为黑恶势力保护伞了。

◇  图为列宾油画作品《果戈里焚稿》

既然没啥事的时候，老百姓都动不动要孝敬官员，要是有事相求就更少不了孝敬了。在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就在自己的作品里深刻讽刺了俄国这种风气。比如他在《钦差大臣》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个叫赫列斯塔柯夫的纨绔子弟。有一次他盘缠用尽，正愁着怎么回家的时候。传来钦差要来这里视察工作。于是，胆大包天的赫列斯塔柯夫就扮起了钦差大臣。当地市长一听说钦差大臣要驾临本市，赶紧搞起精神文明城市建设。然后亲自跑到旅店，经过一番观察后，市长确认赫列斯塔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于是，市长大人开始大献殷勤，疯狂拍假钦差的马屁。而赫列斯塔柯夫也进入角色，开始大吹特吹自己在圣彼得堡的生活，一会说自己吃一个西瓜就花七百卢布，一会说自己是深得圣上恩宠，自己的客厅挤满了各种伯爵。总之，赫列斯塔柯夫越吹越大，市长也对他说的深信不疑。

◇  图为连环画《钦差大臣》的封面

为了讨好钦差，这个市长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场许配给了赫列斯塔柯夫。而赫列斯塔柯夫也不客气，不仅笑纳了市长女儿，还趁机狠狠敲了市长一笔巨款。说起来果戈里早年间当过公务员，对沙俄官僚社会的腐败堕落、骄奢淫逸了如指掌。写起这些东西可以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就连一向在沙俄高层廉洁自律的维特伯爵也传出贪腐的黑料。有人说在1891年，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因为主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萨兰斯克的老百姓前后向伯爵大人行贿100万卢布，这笔钱相当于今天3800万美元！就算维特伯爵在沙俄高层还算比较清廉，但从这个谣言也能看出来，在俄国，老百姓对行贿受贿的风气有多么根深蒂固的认识。

◇  图为沙俄晚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

咱们看《钦差大臣》的这个故事也能知道，当时沙俄老百姓有啥需求得跟官员送礼，官员们有需求就得给更大的官员送礼。就拿日俄战争来说，沙俄和日本都在争东北这块肥肉。沙俄政坛高层也出现了“稳健派”和“激进派”，稳健派主张暂缓开发东北，缓和和日本的关系；激进派的逻辑则完全相反。

其中激进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别佐布拉佐夫，他本来就是个骑兵上尉出身，后来得到大官赏识平步青云，成了沙皇的左右近臣，别佐布拉佐夫希望让沙俄在东北拥有更多利益，造成既成事实，这样国内其他高层就算是不同意扩张也得妥协了。而如何拥有更多利益，那自然是多开公司，多投资。于是，别佐布拉佐夫计划在吉林开一家伐木公司，在办执照之前他还担心沙皇不批。于是，别佐布拉佐夫决定走后宫路线，给了皇太后一笔回扣，并请太后做了公司股东。有了太后的坐镇，沙皇就算是不想批也不行了。就这样，别佐布拉佐夫踏上了渗透东北的第一步，此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段在东北开了多家公司。到后来由于东北和沙俄利益绑定太深，也成了沙俄出兵东北，导致日俄战争的原因之一。

◇  图为列宾的油画作品《国务会议》

当然了，在深入骨髓的腐败中，沙皇俄国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路。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上台后，很快于次年出台反腐败法，并规定参与贿赂行为的人，无论是行贿者、受贿者还是中间人，都要受到监禁、劳改数年的惩罚。而那些被当局认定为是“剥削阶级”的，受到的处罚会更严厉。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逻辑里，贿赂是富人阶层用现金购买官方的特殊照顾、并进一步剥削劳动群众的手段和途径，他们认为富人最终会用这些“糖衣炮弹”控制整个国家。为了加强集权，并维护苏维埃政权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布尔什维克对受贿官员的惩罚极严厉。

但无论是这部法律，还是后来在1922年生效的苏联新刑法，都没能遏制行贿受贿的风气在社会蔓延。同时苏联成立前，由于内战，导致苏俄社会物资极度短缺，而苏俄又大搞“战时经济政策”，缺少市场经济。内战结束，苏联成立以后，啥东西都要靠计划和分配来完成。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些和衣食住行相关的苏维埃官员对老百姓敲诈勒索，老百姓也对这些官员行贿。比如，在负责分配房子的住房部，你只要递个红包，就能把等待时间从四个月缩短到一天。苏联官员也常常会提醒老百姓，“考虑考虑，琢磨琢磨”，要是老百姓死心眼，琢磨完还决定老老实实等着，那就等去吧，可能一年半年都分不到公寓。

◇  比如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围城战中，你如果在国营商店有关系，那就能托关系搞来吃的，甚至香肠。图为1941年的列宁格勒

就这样，从沙俄时代就有陋规，到苏联也没能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猖獗。以前在沙俄时代可能只有对付治安人员的时候才会递红包走绿色通道，但到了苏联时代后，甚至连买面包都得送红包，因为这样才能在头一个领到今天刚烤出来的新鲜面包。

只不过，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敲诈与贿赂行为，苏联政府倡导的廉政风潮却在30年代悄然降温。倒不是因为苏联官员们大发慈悲，不收红包了，而是苏联迎来大清洗时代，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抓捕所谓的政治犯和外国间谍，并开始把贿赂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而资本主义在苏联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行贿受贿这种行为只有一小撮敌人才会做。现在，苏联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境内外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贿赂和敲诈就得靠边站了。

在这种环境下，苏联的贿赂和敲诈问题，犹如一根甩也甩不掉的阑尾，给他们带去了非常多的麻烦。甚至于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

◇  图为阿法纳西耶夫

1980年12月末，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克格勃少校，在休假期间参加聚会，喝的烂醉如泥后带着包裹坐地铁回家，包裹里有特供的高档食品和酒水。这时候，地铁乘务员发现包裹里的东西都不便宜，就想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阿法纳西耶夫酒醒后发现包裹丢了，就回到地铁寻找，还跟乘务员发生争执。结果，这争吵声招来了巡逻的三名警察，警察的态度是谁给我好处，谁有理。反正过去苏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习惯，地铁乘务员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白捡的，就算分出去自己也是赚了。于是，乘务员当场决定见面分一半。得到好处的警察们也是真办事，马上就把阿法纳西耶夫暴打一顿，阿法纳西耶夫出示克格勃军官证，想着靠这个证件吓唬住警察，并说事后一定会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

◇  图为苏联警察

不说还好，说完这些，警察打得更狠了，一直打到阿法纳西耶夫失去反抗能力才罢手。警察局长巴里舍夫得知这事儿后，立马意识到事情闹大了。克格勃的人是咱警察惹得起的吗？可祸已经闯下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死无对证。于是，巴里舍夫让人把阿法纳西耶夫丢到户外，伪装成抢劫案。就这样，被打的半死阿法纳西耶夫，最后被冻死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

原本，在当时混乱的苏联社会上，死一个人本来没啥大事，可不凑巧的是，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那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走上了生命倒计时，其他苏联要员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接班，其中实力最强最有希望接班的，就是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以及内务部长晓洛科夫。阿法纳西耶夫被抛尸荒野后的第二天，克格勃就发现了他的尸体，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是有人在挑衅克格勃，于是下令严查。在克格勃的干涉下，这起案件很快便真相大白。不过让安德罗波夫更兴奋的是，在调查此案时还有意外收获，克格勃顺藤摸瓜发现了很多警察知法犯法、敲诈勒索、滥用权力的罪证。既然这个群体都有问题，那就和晓洛科夫这个部门领导人脱不了干系。

◇  图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1984年2月9日），苏联政治家，曾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格勃主席等重要职务

安德罗波夫抓住了这一点，联系媒体极尽可能地扩散这件事情的影响力。而眼看舆论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晓洛科夫也没有坐以待毙，他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利，尽可能压下这起恶劣事件带来的连锁影响。甚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找到当时的总检察长成立专案组后，晓洛科夫还不放弃，想尽办法对调查工作进行阻挠。不过事与愿违，在克格勃的铁腕之下，阿法纳西耶夫一案彻底被公开。所有警务工作者都因此变得灰头土脸，安德罗波夫也顺应民心，在苏联以此为口子，展开了一场政界的反腐败运动。所谓反腐败，其实反的都是晓洛科夫集团的腐败。

经过层层调查，晓洛科夫自己也被查了出来，贪污50万卢布和3辆奔驰车。既然变成贪污犯，政治生命就算完蛋了，晓洛科夫再想翻盘根本不可能了。不过，他自己一直对贪污犯这个名头耿耿于怀。因为按当时苏联的官方货币兑换汇率，卢布和美元大概是1：1，按这个汇率算就贪污了50万美元，可当时苏联黑市，卢布和美元的汇率大概在1:5。按这个汇率来，晓洛科夫也就贪了10万美元，这么个级别贪这点钱，说他两袖清风都没问题。为这事儿，晓洛科夫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如果自己贪腐的这些东西是十恶不赦的话，那苏联高层恐怕各个都该死上成百上千次。可这时候说这些已经没啥意义了。结果，就是因为警察的敲诈勒索，引发一连串的蝴蝶效应，让晓洛科夫失去成为一把手的机会。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顺利上台，晓洛科夫被迅速排挤出去，连职务和军衔都被撤销了，1984年，心力交瘁的晓洛科夫开枪自杀。

◇  图为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1910一1984），苏联国务活动家，苏联内务部部长，1976年苏军大将，1978年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博士，安德罗波夫上台之后，因政治斗争被迫自杀

即便被行贿受贿的传统改写了历史进程，可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依旧没办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因为自从苏联解体后，国内经济一落千丈，那些公职人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们只好用这种收红包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在俄罗斯经济好转后，俄国政府曾腾出手来大力打击腐败，使得俄国的公职人员守规矩了一段时间。可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俄罗斯经济又一次陷入崩溃，俄国人就又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捞外快了，也就是开头看到的故事。

可以说，官员主动敲诈，百姓主动行贿的风气如同附骨之疽。甭管是双头鹰，还是白蓝红，城头上的大王旗换得再快，这种腐败问题却始终难以根治。而这些老大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缺乏透明监督。当现有的规则没办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时候，送礼，托关系，甚至主动敲诈勒索就会补上去。有人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的腐败，俄国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大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