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周我都在清晨四点十五分醒来，肾上腺素让我的手臂和手掌变得僵硬。我断断续续地睡著，不时翻来覆去，直到六点半左右醒来。当我发现一早的电视访问是在户外进行后，我有些恼怒，因为我在户外总是汗流浃背。随后我接受了吉姆．诺提（Jim Naughtie）的采访，他就像以前一样亲切友好，是开启美好一天的绝佳人选。

迎接布莱尔

欧布莱特国务卿在九点左右来访，我们针对未来的标准进行了迂回曲折的对话。她会确保国务院持续关注香港，尽管我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接著，我们赶往机场迎接布莱尔首相与夫人雪丽（Cherie Blair），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我和首相、他的夫人和颖彤一起回到中环。首相仍堪称风度翩翩的典范，相当和蔼可亲又才智过人，渴望全力以赴。他们也带哥哥和嫂嫂一块过来。

我们为布莱尔首相夫妇、颖彤和我安排了太古广场购物中心的公开行程。我不确定首相的幕僚们〔尤其是他的媒体事务负责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知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场面。我怀疑他们以为在某个时机点，我会试著把他们押走。无论如何，太古广场的行程让他们目瞪口呆，应该彻底让他们放心了。现场聚集了大量的支持者，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们握手、致意。

图为香港主权移交仪式上，中国乐旗队在会议展览中心将五星旗升起。 图／美联社

我们和民众挥手，并与许多人握手致意，此时商场的廊道突然响起了阵阵掌声。有人喊著：“我们会想念你们的”，而布莱尔夫妇显然认为这是对他们说的。在布莱尔和雪丽的带领下，我们努力越过重重人海。他们似乎对这样的场面感到开心和惊讶。这在英国国内应该是很棒的宣传，无疑会让坎贝尔相当高兴。当然，这才是最重要的！

图为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左）及妻子雪丽（右）与彭定康（中）一同参观太古广场购物中心。 图／美联社

告别港督府

回到港督府，我们向管家们一一道别。“我的表现并不好，但你一直是很好的主人。”我那优秀又体贴的男仆说道（随后查尔斯王子说，“但是，没有哪个男仆会觉得他的主人是个英雄吧？”）。昨晚送狗儿到法国的资深管家阿泽十分感伤，他想知道为中国雇主而非英国雇主工作有何差别。

工作人员们在大厅围成一个大圈圈，我们像家人般一一握手道别。泪水恣意地滴落在未来董夫人的地毯上。接著，所有人都到户外参与仪式，颖彤、洁思、丽思、雅思和我回头再看一眼曾让我们如此幸福的家，然后踏入绵绵细雨之中，参加最后一次在这里举办的仪式。

仪式简单而动人。我在仪队的护送下来到屋外，走上讲台，在国歌的伴随下接受皇家礼炮的致意，观赏静默操演，接著步下讲台与我所有的荣誉副官道别。我回到讲台上，乐队奏起〈日落〉和〈最后的岗位〉，前廊露台上的英国国旗最后一次缓缓降下。他们将国旗折叠好送到我面前，此时警察乐队的风笛手演奏了我最喜欢的曲目〈高地大教堂〉（"Highland Cathedral"）。我那坚强又能干的副官白乐仁（他就像我的朋友和兄弟）将国旗递给我，那是我的国旗。

乐队开始演奏〈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我们步入车内，在前门车道上绕了一圈，来到花园时我们已泪流满面，所有的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家人紧紧跟著我们，外头的人群传来热烈的掌声。我们在雨中驱车前往码头，一路上欢呼声不断。

图为彭定康在离开港督府的仪式上握著折叠的英国国旗，一名副官向他敬礼。 图／美联社

告别仪式和晚宴

我们在不列颠尼亚号上更衣，看著外面前来参与告别仪式的人群撑起了成千上万的雨伞，雨下个不停，现在雨势也愈来愈大了。尽管天候不佳（或者说正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告别仪式本身进行得很顺利——孩子们、合唱团、艾尔加的乐曲〈宁罗德〉（"Nimrod"）、乐队、二十一响礼炮、游行、舞蹈以及香港最美妙的一场雨都恰到好处。雨愈下愈大，但所有人仍兴高采烈地参与仪式。

我们坐在主看台的前排，因为没有遮蔽物而愈淋愈湿。尽管坐在一旁的丽思试著用雨伞帮首相挡雨，但当首相前去和江泽民进行双边会谈时，仍然被淋到浑身湿透。我在中途发表演说，让现场的欢呼声安静下来。威尔斯亲王才是今天的风云人物。就在他起身发言前，大雨倾泻而下，宛如热带季风的雨季。他说，“糟糕，我就知道会这样。”但他仍勇敢起身，在豪雨中走到台前，雨水从他的帽沿不断滴落在他的海军制服上。他几乎无法翻开那湿漉漉的演讲稿。他的沉著镇定值得拿满分。

我们搭车回到不列颠尼亚号，天空开始绽放绚烂的烟火。换上干爽的衣服后，我们回到会展中心参加晚宴前的招待会。我和一个又一个窘迫不安的中国官员握手。那些多年来拒绝接近我的人，被迫以尴尬、略微沮丧、甚至紧张的姿态接受我这位“三违反者”愉快的致意。

所有来自北方的朋友都在场——钱其琛、鲁平、周南以及前任中国驻英大使马毓真。在宴会上，我坐在雪丽．布莱尔和欧布莱特国务卿之间的主桌。布莱尔夫人非常健谈。我们针对教育的议题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发现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意见一致。我认为她是位聪明伶俐的女士。欧布莱特国务卿问我和中国打交道的情况，我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表示，他们必须把贸易和政治议题分开，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机制，因为我意识到，实际上，向中国磕头并不是走后门的唯一方式。

图为庆祝香港主权移交的烟火，在会议展览中心上空绽放。 图／美联社

这场宴会的时间创下了纪录，接近尾声时，我和郭伟邦一同到入口与江泽民碰面。在我们匆忙下楼见他时，我们在路上遇见李鹏和他的随身护卫。会展中心的入口大厅被中国的保安人员团团包围，他们的耳朵里塞著小块塑胶片，但即使他们为数众多、不断对著电话激烈吼叫，也无法阻止江泽民的座车错过入口，然后必须倒车。他缓缓步下宾士车，活像是穿著过短长裤的演员朗尼．科贝特（Ronnie Corbett）。

我们带他到楼上，开了个无关紧要的会议。江泽民、李鹏、周南、董建华和其他人坐成一排，对面有亲王、布莱尔、郭伟邦、国防参谋长和我。成群的摄影师、官员和记者则站在房间两侧。江泽民开始大肆宣读一些“一国两制”的空洞言论。亲王在没有准备讲稿的情况下做出不错的回应（内容大意是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达成的协议），此时东尼．布莱尔低声问我，“我该发言吗？”我说，“是的，您是下一位。”接著他适时地补充刚才亲王的即席演说。这时，李鹏表示香港应该“是座桥梁而非障碍”，这句话是中国人从郭伟邦口中学来的新口号。

就这样，会议结束了。很显然地，刚才的双边会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看著这群过时的老暴君，心想：“为什么我们让自己被这些人欺负？他们大都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并且对这个世界感到恐惧。他们就只会欺负别人。”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优雅的举止和自然流露的威信。我相信，如果今天的与谈对象是乔石或朱镕基，我们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图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左）在主权移交仪式前向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右）致意，并共同参加宴会和致词。 图／美联社

任务的尾声：主权移交仪式

最后则是主权移交仪式。这个仪式拘谨且规模不大，最好愈快结束愈好。我回头看了中方的高级宾客，他们被安排在蛋盒般的席位上，这群列宁主义的活化石既富裕又有权有势，行事有些龌龊、残忍、腐败，平庸到令人沮丧的地步。

我转向右边，和我的女儿们眨了眨眼。江泽民粗声粗气地高声发表演说，还为自己拍手，而中国的宾客也在所有恰当的时机尽责地鼓掌。接著中国的仪队踢起正步，降下了英国国旗并升起他们的国旗。现在是我们所有人握手的时刻，之后我们得尽快离开，留下希思、贺维和夏舜霆向新秩序和临时立法会致敬。贺维一直打电话告诉记者，说我不愿意像南非的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那样心甘情愿把政权交给曼德拉（Nelson Mandela），简直是一场悲剧。真是一派胡言！谁有资格当曼德拉？江泽民或李鹏？1

在码头，我们的许多好友聚在一起，准备给颖彤和我最后的拥抱。（亲王说：“他们都说他们和你打过网球。”）我所有的决策局局长们、行政局议员以及其他几位高阶官员都匆忙地搭车来到码头，这可不是件政治正确的事。我们也拥抱了他们。我第一次亲了安生，并祝她好运。我只能以轻快和故作愉悦的心情来应付这种情绪。

我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带领的一群不知所措的官员们握手，然后与郭伟邦和她那开朗的医生太太玛格丽特做最后的道别，他们亲吻了我的脸颊。颖彤和女儿们看起来都好极了，她们在我前面走上皇家坡道，激动的神情全写在脸上，脸上挂满了泪痕。我走在最后头，紧跟在亲王后面。当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乐队演奏起〈友谊地久天长〉时，我转身挥了挥手。

这一切就这样划下句点。我们缓缓驶离码头，人群不断欢呼和挥手，高唱著〈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在查塔姆号和护航巡逻艇的跟随下，我们驶入了河道中央，在无尽的灯海下驶向港口，每扇窗户似乎都被闪光灯照到快爆炸了。一支小型舰队跟著我们来到鲤鱼门，岸上聚集了人群，为即将离开的压迫者欢呼。然后我们驶入夜色与广阔的大海之中。颖彤和我给了女儿们一个拥抱，然后就去睡觉了。我累坏了。虽然很疲惫，但我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快乐。我的任务完成了，颖彤和我要回家了。

查尔斯王子（左）与彭定康夫妇（右）在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码头时与群众告别。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