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介绍了杜月笙长女杜美如的回忆录《人生如戏》后，总觉意犹未尽，对比姐姐的戏剧人生，弟弟杜维善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他成了一位古钱币收藏与研究大家。这本《杜维善口述历史》，以独家视角回忆杜家的江湖往事，如借给章士钊巨款、戴笠死前最后与杜月笙通电话等。可以说两本书放在一起，才是一部更完整的家族史。

杜维善是杜月笙第七个儿子，他与大姐杜美如，二姐杜美霞，小弟杜维嵩都是杜月笙四房太太姚月兰所生。由于五房孟小冬当年膝下无子，杜月笙就让她认杜维善为义子，也因这个身份，在杜家子女的回忆录里，杜维善对孟小冬的记录特别详细。

作为杜月笙的第七子，杜维善没有如大姐杜美如、大哥杜维藩、三哥杜维屏一样，较多的协助父亲处理事务，他对父亲的印象，更多的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与观察。杜维善回忆，父亲杜月笙为人处世有几个特点，一是特别看重忠义气节，非常讨厌当年欺压中国的外国人，甚至因为四子娶了一位美国人，而不出席其婚礼；二是做事讲究“刀切豆腐两面光”，办事讲求圆滑，尽量两边都不得罪；三是为人豪爽，不是很在乎钱财，很爱交朋友。

这本《杜维善口述历史》，还对一件流传甚广的秘闻进行了澄清。有说杜月笙避居香港后，大陆和台湾均游说他过去，杜月笙就叫人分别写了两封信，对两边的邀约做出回应，谁知办理之人酒醉醺醺，把给大陆的信装进了台湾的信封，台湾的信装进了大陆的信封，结果两边都得罪了。

杜维善说，这个其实不是摆乌龙，而是有意为之。因当时国共双方都不断派人劝说，令杜月笙左右为难，而他当时举棋不定，仍想留港观察，于是就与手下谋士商量了很久想出这个计策——由一位平常爱喝酒的朋友担了骂名，把信件互换，通过“寄错信”的方式，让两边都明白他既不想回上海，也不会去台湾的心迹，充分体现了“刀切豆腐两面光”——之后果然也没有人来游说他了。

杜维善书中对父亲的旧友、旧部均客气非常，满怀感念，唯独把一个人拎出来“点名”，此人就是曾在军统任职的王新衡。杜维善回忆父亲两次救了王新衡的命，还借了50根金条的巨款给他，杜月笙临终时销毁的厚厚一叠借据中，即有他的一张。杜家退居台湾后，经济不佳，托请当时在台湾水泥公司任总负责的王新衡，为杜维嵩某一份普通工作，本以为所求轻而易举，谁知直接被王新衡无视，此事令杜维善多年后下笔时仍心怀耿耿。

其实这正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杜月笙的高明。所谓大恩如大仇，试想杜家退居台湾后，无权无势，如果还藏着这么一叠天价借据，在当年风雨飘摇，险恶环生的局面里，各路“欠款人”对杜家，可能就不仅仅是“无视”这么简单了。

杜维善还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记录了庶母孟小冬的生活，其中孟小冬与张大千的忘年之交尤为精彩。二人都生活在时代剧变的民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抱有深深的眷恋。他们因艺结缘，平常交往以谈艺、赏画、听戏为乐，孟小冬能在宴席上为张老破例清唱，张大千也会把他最得意的荷花绘画精心装裱后赠送给孟小冬。这段情谊，可说是两位传统艺术巨匠基于共同文化血脉的相知相惜了。杜维善说，“他们都是老派人。”

杜月笙不希望子女重走他的旧路，从小就延聘名师悉心教导。受国学老师的影响，在事业有成，有一定经济基础后，杜维善从原来的石油勘探业，转而爱上了对古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对古钱币的痴迷直达“发烧”程度，曾因藏友一句戏言，就抵押了刚买的房子，只为购买两枚古钱，在圈中一举收获“神经病”的称号。也曾花了5万元美金，只为收购外国人手上的一枚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金币。

后来，杜维善分批把毕生收藏的古丝路钱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包括历史上丝绸之路各个古国的金、银和铜币，总计四千多枚，其中就有那枚后来成为馆藏珍品的成吉思汗金币，其他的金币加起来也有五百多枚。这种豪爽的性格，大概也来源于其父亲吧。

杜维善自豪地说，这次的捐赠，以及后续由他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使上海博物馆古丝路钱币的收藏与研究一下跃升至世界一流水平。为此，他也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白玉兰特别奖”。

值得一提的是，老上海博物馆办公楼，正是其父亲当年创办的中汇银行大楼。浪奔浪流，千回百转，从当年的风云际会，到历史结晶的守护，杜家与上海的缘分在杜维善这里得到了深刻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