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张献忠

《圣教入川记》一书中，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洋神父，记录了他们作为大西国“天学国师”与张献忠朝夕相处的两年半时光。与传统印象不同，传教士笔下的张献忠天资英敏，足智多谋，醉心于数学、哲学和天文学。

只可惜，“然张献忠有神经病，不足以为人主”。

与张献忠探讨数学、天文和哲学的蜜月期

数学天才

1644年冬至，张献忠大摆宴席，招待群臣。

蜀王府正厅颇为宽广，有七十二柱两行对立，张献忠居首位，其次是左右丞相汪兆龄、严锡命，之后便是两位泰西“国师”。连张献忠的岳丈和李定国、孙可望几位义子都要排在他们后面。

按记录，宴席之间张献忠与两位国师谈论天主教和西学，其中探讨最为深入的居然是数学。

张献忠“往复辩论，颇有心得，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的思路之快，大西群臣没有人能跟上，甚至于两名国师都暗暗称奇。

发表哲学论文

张献忠了解到“论文”这一概念后，对此十分热心，盛情邀请两位神父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到欧洲各国。

论文摘录如下：

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

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

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凡此种种，可称为“老张哲学” , 张皇帝一边催促两位神父将他的论文火速邮寄到欧洲，“交由西方士大夫先睹为快”，又对两人许下宏愿，一旦论文顺利发表，两年后即可礼送二位神父回国，不再劳烦。

除了写论文，张献忠还编纂《天书》，掌握了对“天意”的最高解释权。自称此书从天而降，世上所无，只有天子才能看懂。

张献忠以此书为预言，指导国事，每行一事“必谓天命”。据传教士偷看上面全是“狂妄邪说”拼凑成书，利神父断定这是张献忠自己瞎写的。

醉心天文学

张献忠之所以对两位国师以礼相待，目的是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

两位神父耗时两个月，在大批中国工匠的协助下，用红铜制造了直径超过一米的天地二球。

天球做了本土化改良，对应中国十二生肖和二十八星宿，而非西方的星座；地球则分为五大洲，不仅刻画了国名、省名、城名与名山大川，还标注了经纬线和南北两极。目前推测，应已达到初中地理教具水平。

完工后，张献忠“鼓掌称善，乐极快慰”，把两球视为奇珍异宝，布置在中宫大殿之上，以壮声势。

不过，虽然有了地球仪，但张献忠还是坚定的“天圆地方”传统文化支持者，时常和两位神父就“地平说”与“地圆说”展开辩论。

学以致用

张献忠关心天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天意”，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背书。

这位大西皇帝曾在朝会时说自己在梦中朝见了上帝，上帝背着刀枪剑戟，任命他为普世之帝。

随后他命令百官一起仰望天空，但众人什么也看不见。张献忠一开始解释说是因为阴天能见度不高，后来改口说只有真命天子才能见到上帝。

从朝见上帝和受封天书两事，可以看出张献忠确实有过人之处，不仅比洪秀全提前200年就见到了上帝，还能活学活用“皇帝的新装”。

征服世界

随后他给四名义子加封将军，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

长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征服山东、辽东、高丽和日本；

次子刘文秀为服南将军，征讨江南、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

三子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征伐华北西北和内蒙诸地；

四子李定国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和外蒙。

诸位也不用怀疑为什么张献忠能具备如此丰富的地理知识，只因为他是真的很爱地球仪。

后来即使疯病发作也不舍得杀传教士的原因也找到了，要留着他们做征服欧洲的向导。

张献忠的喜怒无常与发病

张献忠的疯病，有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

入川初期，明廷降官对张献忠的评价是“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众多官吏出仕大西朝廷。

但是他待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脾气暴躁，稍有不顺，怒即随之。

两名神父记录张献忠因小事杀人数起：

1.因宣读祭文有错别字，鞭杀一军官

2.因吃饭时高声喧哗，杀三名军官

3.因吸烟太多，精神疲惫，杀一文官

4.因朝会窃窃私语，杀纠察不利太监七名

5.因有太监犯法，杀净蜀王府所有太监

6.因有和尚不守戒律，杀绝成都两千和尚

可见在张献忠的朝廷里，文盲不行，吸烟不行，吃饭言语不行，和尚不守戒律更是不行。

在张献忠进行灭佛运动时，两位神父尚用“无人漏网”一词记录，有幸灾乐祸的嫌疑。

而张献忠更有一套歪理：

天主命我到西川剪除僧道，以救二位神父，天主教律大而神圣，不幸中国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

不过，张献忠的怒火很快就转向两名神父，对他们时而花言巧语，时而雷霆大怒，或骂之蛮夷或诬为奸细。连当年向张献忠推荐两位洋神父做国师的礼部尚书吴继善也因小事被杀于朝堂。

两位神父采用“冷暴力”的策略应对，一言不发，免曾其怒。

可是，更大的杀戮即将来临。

成都之屠

1645年秋，明军从东川反攻，战线推到绵州（今绵阳，距成都100公里)，各地群起响应。而原本驻守川北保宁（今四川阆中)的刘进忠部（川人为主）也因与张献忠的矛盾，向清廷投降。

张献忠见人心思旧，疯病发作，下令剿灭川人，首先遭殃的就是成都。 

1645年12月22日，张献忠召集各营将官，告知“成都百姓暗通敌人，当剿灭此城”。次日大西军纷纷出城聚集，分兵把守各门，除了城中官眷外，将全城百姓都驱赶到成都南门受刑。

看到无辜男女痛哭哀号，两位神父心如刀割，向到来的张献忠请求停刑。拘押在南门的百姓见到张献忠，也齐声悲哭，高喊：“大王万岁！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

张献忠纵马跃入人群中，任马乱跳踢踏，高声詈骂：“该杀该死之反叛！速速行刑！”

按记载，孙可望此时正在返回成都途中，未参与屠城。他听到成都屠城的消息后大为悲伤，叹息不已。 

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已绝我等之望矣。吾侪数年辛苦，始为百姓受之，今赴东流，可不惜哉。—孙可望

屠杀结束时已是黄昏时分，两位神父跌跌撞撞地步行回城，道路两旁枕藉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其中还有些尚在呻吟的孩子。神父停下来，为遇见的十二名濒死孩童一一施以洗礼，超度亡魂。

等他们穿过尸山血海艰难跋涉到家时，张献忠的行刑官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此时躲藏在教堂中的有仆役6人、洒扫6人、小学生3人、老弱10人。张献忠只允许神父留下2名仆役，其余全部都要处死。

两名神父跪地哀求，声泪俱下地说尽理由，但行刑官根本不听。除了三名小学生，只留安当、方济各 两人充当仆役，其余人等全部当场格杀。

方济各，即弗朗西斯，汉名不可考，已故的阎督之孙 ，时年17岁。阎督与安当的介绍详见前文。

众仆役白天时已被灭门，绝望之下并不发一语求饶，行刑时只是虔诚祷告。

不料，教堂里的尸首还没收拾完，行刑官去而复返，又要求诛杀方济各和三名小学生。

安神父为回报阎督的恩情，向行刑官道：“吾已抱方济各为义子，如将杀之，请先杀我。”

行刑官同意暂留方济各一命 ，而将另外三名孩童（分别14岁、10岁、8岁）在教堂处死。

屠杀结束时，成都城内已被杀绝，除了大西朝官员外，再也没有其他居民。

而后，张献忠领兵出城，将成都府东西南三个方向，无论男女老幼，尽行杀戮，城镇村落，纵火焚烧，直到四乡没有人迹。只留下北方不杀，为日后大军北上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