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费拉为暴政洗地

游览乌石山之后，福州连续三日大雨，鲁认闷坐无事，便总去谢兆申秀才的房中闲聊，不经意间问起了明朝的税法。

谢兆申也不拿他当外人，当下提笔答复：“中国自古税法多变，至唐代用租、庸、调三法，大抵沿袭至今。所谓租，即是田税；庸，指百姓代替徭役的身税；调，指男丁按当地土产所缴杂物。而所谓的税并非单指田税，凡市井上鱼盐丝棉宰牲等都要交税，商贾车船贸易流通也要课税，可以说随处随税，各有规程。”

鲁认又问：“那么各府县的税金如何管理，又如何使用？”谢兆申答复：“所有赋税由各省的布政使司负责收管，收齐之后分为四份。一份输送两京（北京与南京）户部，充作宗庙祭祀费用和朝堂百官俸禄；一份留作各省各营各卫所驻军的饷银和食费；一份用作各路驿站里官吏差旅和赴考举人的开销；一份留作本省军门、布政使、按察使、总兵、游击、巡道、海防等衙门的公费开支、以及州、府、县大小地方官乃至胥吏、书手、门子、厨役等辈的月俸支出。”

这里笔者要提一下，这位谢兆申不但是两贤祠书院的主讲之一，而且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乃至典章制度无不涉猎，日后更是成了著名的藏书家，绝非只会空谈性理的东烘先生。其人生性豁达洒落，与刚强直爽的鲁认颇对脾气，故此在交流中心无纤芥，甚至列出了自己掌握的一组全国年税数据：

盖春秋二税三千三百八万五千九百石。内：漕运米四百万石，绢二十万五千五百匹，绵花二十四万六千五百斤，绵布十三万八百匹，麻布二千七十匹，南蛮席布二千五百十六条，茱六十五斤，针八万一千缝，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万五千勾，马驴骡三十万九千匹，盐共四万六千六百石矣。

苏州每年税米二百万石。成化年间。州减其半。本朝则八十万石矣。

鲁认默默记了这组庞大的数据，第二日早饭后，又跑去谢兆申的房间，直接请教起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驻军兵力一共有多少。谢兆申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多少万，只作了如下猜想：

大概两京军，则四百卫。而一卫之军，每五百名，都数二十万。其余十三省军，则无虑五百余万众。

来自贫弱之国的鲁认暗自咋舌，心中算了一笔账：如果这五百二十万名士兵每个月按饷银一两来计算，再加上数以万计官员的月俸，简直是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他将这组庞大的数据一字不漏地写进了日记里，打算有朝一日回国呈献国王案前，好让朝鲜君臣了解到本国与天朝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物力殷富，通万古比來极盛矣！”

笔者按，其实这组数据仅是理论上的税收，参考意义并不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明朝固然因为张居正改革红利而国力提升，但此时经过万历三大征与万历疯狂的奢侈浪费，已经导致中央财政左支右绌，渐呈崩颓之势。

从技术方面看，虽经一条鞭法改革，万历朝货币税和实物税依然并存。征收货币税时，民众常因银钱比价波动、吏胥克扣等原因遭受多重盘剥；征收实物税则需通过低效的水陆途径转输各地，其间损耗巨大且成本高昂。从管理层面看，赋役和丁役分离，贪官污吏乘机上下其手，万民任其鱼肉。就这还没提万历一朝臭名昭著的矿税暴政。

至于开支方面，谢兆申列出的四种途径更像是理想国中的镜花水月。除去各级官员胥吏严重的浪费、贪腐、吃空饷不谈，所列举的支出中还漏算了有明以来日益庞大的宗室年俸。再加上宁夏、朝鲜和播州三大征的连年用兵，军费开支激增到承平时节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以明朝以田税为主体的经济框架而言，财政总崩溃只在下一个瞬间。

或许谢兆申并无心故意夸大国力来向藩邦友人夸耀，但以上种种一切的弊病，都让他提供的纸面数据有如冬日祭灶的福橘，看起来表皮鲜亮，实则内部早已朽烂成空。

李氏朝鲜的假道学跟中国区别不大

六月十九日，天气转晴。鲁认一早起来遛弯，发现倪、谢等几位秀才都在院中各自整理衣冠，口中道：“我们这就去。”于是凑上去问：“各位如此这般，要到哪里去？”谢兆申答道：“西门外有一个友人，本月初五遭遇亲丧。近来我等因为课业所累未曾去慰问，今日晴好，正要上门吊丧。”

鲁认一听吊丧二字，正好撞上自己的舒适区，赶紧请求：“我想观摩一下天朝的儒家丧礼，能否带挈我一起去吊丧？”谢兆申道：“跟我们去看看也无妨。”于是一同去。

就这样，鲁认跟着秀才们来到西门外的丧家，只见丧家孝子身穿齐衰、腰系首绖，手持竹杖，脚踏芒鞋，正站在丧柩前痛哭不止，心中便有几分冷笑。

原来按照儒家经典《仪礼》有关丧礼五服的规定，死者的亲儿子理应身穿最高等级的重孝“斩衰”，即衣裳断处不缉边的粗麻布丧服。而这位孝子仅服次一等的“齐衰”（上衣下裳均缉边的麻布丧服），显然大违丧礼规制。另外《仪礼》还规定，首绖乃是系在额头的麻布带，系在腰间的才称为腰绖。这位孝子却将首绖系在了腰间，显然是混淆了两种丧带。

诸位秀才来到丧柩前，齐齐列成一排相对而哭，却不下拜。鲁认又瞧在眼中，再看堂中那副丧柩，漆工倒是极为华美，但却放在北壁之下。死者家属在丧柩前面悬挂死者的大幅画像，在西壁设下红色的铭旌；东壁下铺设枕席被褥，用白纱帐四面围起。另有专人朝夕不停地清理丧柩，宛如死者生平在日。

作为丧礼权威，鲁认默默点头，看出这家在灵堂布置上完全按照朱熹《晦庵家礼》的规定。只不过铭旌上的文字写着“显考行年七十三岁李公之柩”，却与家礼大为不同，显得不伦不类。

不多时，秀才们吊丧结束，向丧家辞归。丧家孝子连忙挽留，又是端茶又是盛饭，众人也就坐下来开吃。鲁认发现丧者家属竟然也就着蔬菜一起吃，而没有表现出哀痛毁伤、不思饮食，这显然又违反了《晦庵家礼》中“啜粥三年”的规定，心下很不以为然。

吊丧归来第二日，鲁认实在憋不住优越感，又来到倪士和的房中，开始吐槽昨日看到的丧礼。

昨日丧家之礼，与晦庵家礼仿佛而相异。铭旌大不同。初丧与客对饭。又大违礼矣。

倪士和已经习惯了他这种性格，答道：“《晦庵家礼》在长江以南或有完全采用，或有部分采用的。江北地区已经完全不用了，这都是陆象山那帮异端乱了人心，导致世风日下。”

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吐槽一下。鲁认自从渡海来到明朝，可能是被福建诸城的繁华所震慑，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就导致他在某些交流场合过于敏感，常常夸大朝鲜的“文献礼制”，用以平衡自己受创的民族自尊心，其中优越感最强的就是对丧礼的遵守。

从《锦溪日记》看，他曾多次强调朝鲜严守《晦庵家礼》中的规定。从登陆中国起，他就长期穿着孙把总相赠的丧服，经月不换，又多次在宴席上强调自己严守丧礼不听音乐、不食鱼肉，为自己打造出一副丧礼卫道士的人设。上文更是对别人家的丧礼指手画脚，大秀优越，实在有点不知轻重。

然而从他自己的日记来看，这位丧礼卫道士其实也没有严守《晦庵家礼》。首先，他是死了父母和全家的超级重孝之身，无论按哪个国家的风俗来说都不宜登门吊丧。其次，他虽然在宴席上坚持不用鱼肉荤腥，但出席宴会本身就已经严重违反丧礼惯例。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沽酒痛饮”、“沽酒自慰”、“共酌大醉”、“大醉忘形”、“醉不能食”，有些地方还欲盖弥彰地用“秋露一壶”来打哑谜，很显然只戒鱼肉而不忌饮酒，而他所引用的朝鲜丧礼中，却分明写着“虽奴贱之人。父母之丧非独不用酒肉”，白纸黑字，啪啪打脸。就这样还能觍着脸大秀道德君子的优越感，令人不禁齿冷三日。

亘古以来，自我标榜理学家的群体多出伪君子，尤其以朝鲜李氏王朝为甚，从鲁认的这些言行可见一斑。鲁先生的气节与胆勇诚然无可指摘，才气也颇为可取，笔者无意在此将其全盘否定，只不过想客观地指出一些他的缺陷，为读者更完整地呈现出一位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丧礼事件往后的几日，鲁认闲来无事，受邀前往秀才黄虑阳、洪汝讷等人的府邸作客，不免信步闲庭、赏玩书画、飞觞拈韵，题写了八首咏景绝句。

翌日，洪汝讷将鲁认的新作拿回书院展示，诸位秀才无不赞叹：“足下如果留在书院和我们一起做科举事业，就凭足下的才气，区区文章七篇（八股文）必能出类拔萃，登坛折桂如探囊取物。”鲁认笑道：“我乃万死俘余之人，岂能冒渎天朝的科举。”

《锦溪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至今没有人考证出是鲁认后续日记失传了，还是他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决定搁笔。总之全文停止在万历二十七年的六月二十七日。

以上就是他自己所记录的从被俘日本到被救渡海、再到游历福建的全过程，共128天。或许因为其以一介俘虏有幸得渡中华，文中在福建的两个多月记载巨细无遗，收录了不少宏大历史叙事中所不曾见的珍贵历史细节。

尤其是鲁认以一名朝鲜人的视角对晚明福建一省的制度、民俗、学术、风物以及禽兽花果，都进行了一番白描式的记录。从中国人的角度反向阅读，实可谓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