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落榜后当即病倒，被人抬回家中。
他卧床不起，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向家人诀别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快死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显扬父母了。”说罢，他闭上眼睛，全身瘫软下去，意识也不知飘到了何处。
他做了一个断断续续的奇怪的梦。
上帝降临广西
之后，他来到一个大厅，前方的宝座上端坐着一位金须黑袍的老人。老人流泪道，他生育了世间人类，但人们不尊敬他。老人给了洪秀全一把剑，要他斩妖除魔，又给了一方玺印。
他还梦见一个中年人，这位“长兄”带他遨游世界，助他杀妖。又梦见老人痛斥孔子没有向世人讲清楚道理，孔子只能低头认错。
卧床四十多天，洪秀全时而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口呼“斩！斩！”，对着空气一顿乱舞，时而唱歌、骂人。家里人都以为他疯了，请来巫师作法，驱除邪祟。
洪秀全康复之后，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但他的族弟洪仁羧竦胤⑾郑殖ね耆淞艘桓鋈恕酃馊窭⑵η拷 ⑿乃蓟簦路鹬鼗裥律�
▲洪秀全画像。图源：网络
到了1843年，洪秀全带着对科举入仕的眷恋，最后一次踏上赴广州应试的旅途。结果依然是名落孙山。若循着这世上绝大多数读书人的轨迹，他的余生恐怕就剩下两件事：一边当塾师养活自己，一边继续应试。
就在冥冥之中，他翻开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布道小册子——早在1836年，他第二次到广州应试时，有个传教士塞给他这本小册子，但他当时草草一阅便束之高阁。
《劝世良言》规劝世人信奉上帝，宣传天堂永乐、地狱永苦，恰巧与洪秀全梦中景象对应上了。这个巧合带给洪秀全极强的心理暗示：老者是上帝，长兄是耶稣基督，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天下的使者，至于不能保佑士人高中的文昌、魁星两像、以及其他无用之偶像，皆是妖魔。此后，洪秀全从一个眷恋仕途的读书人转变为一个虔诚的上帝信徒（当然这是他自己理解的）。
皈依上帝后，洪秀全自行施洗，撤掉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同年，他回到家乡，说服邻居冯云山、族弟洪仁邮芰松系坌叛觥：芸欤恍磐娇疾嫉溃韵笫亲约旱那鬃搴椭两弧Ｋ鞘背＞墼谝黄穑卸痢度笆懒佳浴罚恋胶樗豪摹⒛┤丈笈械惹榻谑保蓟嵝纳志濉�
村子里很多人不信，两方起了争斗。洪仁虿鸪鬃优莆幻涣耸杖耄ち饲灼菀欢俅颍旆吲厮档溃骸拔沂遣皇抢鲜δ兀靠追蜃铀懒诵砭糜衷跄茉俳倘四兀磕阄裁雌任野菟兀俊�
在家乡，洪秀全的布道事业难有起色，于是他和冯云山决定去广西传教。洪仁蚣胰朔炊裕坏昧粼诠愣�
1844年5月，洪秀全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抵达广西浔州府贵县。
此时，洪秀全的布道充斥着“上帝”“天堂”“地狱”等基督话语，但仔细一看，基本还是孔子的教义——仁义、廉耻、忠孝。他想要改变世界，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要求人们做君子、走正道。
虽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但洪秀全认为，对于上帝来说，“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换句话说，等级制是合理的。人们可以平等地拜上帝，却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当然，洪秀全并非全然没有反抗的意识。1845年，洪秀全回乡，洪仁⑾炙寂饴耍骸吧系刍质郎细鞴匝蠛Ｎ纾倘绺盖追旨也诙病保澳魏温奕艘员┝η秩胫泄慷崞湫值苤狄俊�
1846 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听说有两兄弟自行传教，十分意外，便邀请洪秀全来广州一见。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与洪仁吹焦阒荩诼扌⑷慕烫美锏谝淮味恋健妒ゾ贰Ｂ扌⑷浅＞玻骸跋衷谒敲刻於荚谡饫镅埃壹负跸嘈牛侵魉退抢凑饫锏摹！焙樾闳芸焯岢鋈虢痰纳昵搿Ｈ欢扌⑷牧礁鲋趾ε潞榛崆雷咦约旱姆雇耄闼擞了诿媸允毖首约旱纳畲觥�
当天，罗孝全提醒说：“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洪秀全懵懂地回答：“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因为入教动机不纯，洪秀全受洗一事就拖延了下来。
洪秀全觉得前景渺茫，决定重游广西。历史在此恍惚了一下，走上一条岔路：广州教堂里少了一位虔诚的信徒，但广西山区却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洪先生”。
当初，冯云山与洪秀全在贵县分别，只身一人深入紫荆山，经过两年多的经营，竟然发展了两千多名信徒，成立了“上帝会”。冯云山是洪秀全最忠实的追随者，他每到一处，都渲染那场神奇的梦，使得每村每户虽没见过本人，但都知晓“洪先生”的存在。其中，涌现出一批实力人物，比如紫荆山的杨秀清、萧朝贵，金田村的韦昌辉，贵县的石达开等。
洪先生眼见本已黯淡的信仰竟然在紫荆山落地生根，很难不生出一股汹涌澎湃的志气：身为上帝使者，怎能忘却斩妖除魔之重任？
▲冯云山。图源：影视剧照
暴力的渊薮
再次入桂仅两个月，洪秀全便远赴象州，捣毁了甘王庙，确立上帝的权威。
甘王是桂东南一带的神祇，人称“甘王爷”。洪秀全斥责甘王犯下十款大罪，命人捣毁神像，“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但在当地人看来，这些“罪状”实在是荒诞，比如“爱听男女淫词荡曲”，本身就是广西土著和歌择偶的习俗。
然而，此事之后，洪秀全声名大噪，信徒暴增。让人不禁怀疑，上帝信仰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明中期以来，中国南部山区存在着人口疯狂迁入与暴力疯狂溢出的双向进程。伴随着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可在丘陵种植）的推广，人口迎来大增长，百姓们纷纷涌入高海拔地区开荒，直至当地生态恶化，一部分人口再继续迁徙。土著和先来者聚族而居，后到者冲击堡垒，引发日常性的武力对峙。
同时，为满足江南的煤铁和木材需求，商人涌入山区大肆采掘砍伐，破坏当地生态，加剧外人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导致流血冲突不断。这也解答了一个问题：江南明明是人口最密集、剥削最严重的地区，却不怎么出大乱子，因为它通过商业网络将一部分的苦难和戾气转移到了南部山区。
16世纪初，闽粤赣山地爆发大规模匪乱，王阳明平“山中贼”。18世纪，秦巴山区陷入动荡，催生了白莲教起义。19世纪的广西，盗匪横行，天地会从中作乱，全境烽火四起，上帝会不过是其中一支冉冉升起的势力。
上帝会信众大多是以烧炭为业的贫苦山民，平时在矿区、山区游走，无所依靠，比如杨秀清、萧朝贵等人。这些人又多是被土著排斥的“来人”（客家人），遭当地村社排挤，不能在村里盖房子、开发荒地，就连村里的神明也不能拜。另外，韦昌辉、石达开虽是“富厚之家”，却与当地大族有矛盾，同样无法融入村社。
这些“异类”犹如待开垦的荒野，一旦有人种下美好的愿景，即可生成一定规模的暴力团伙。这时，洪秀全、冯云山高呼“上帝是世间唯一真神”，宣布所有村社神明乃是邪魔，迎合了这些失意人群的心理。他们对于甘王之类的神明，非但不尊敬，更可能深恶痛绝。既然上帝可以将这些邪神扫除，并且带给他们一个“地上的小天堂”，那有什么理由不信仰它呢？
洪秀全向“邪神”开战，势必要与地方势力起冲突。当时仅是普通信徒的李秀成回忆道：“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
1847年末，紫荆山石人村秀才王作新率团练抓走冯云山，被教徒卢六抢回。王作新不甘心，便向官府举报冯云山结盟聚会、不遵守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或许是因为上帝会与“洋教”颇有瓜葛，桂平知县不敢轻判，反而认为王作新有诬蔑之嫌，于是传唤冯云山、卢六对质。王作新见事情不对，离家躲避风头。
1848年2月，洪秀全为救挚友，奔赴广州，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和外国教会求助。上帝会教众也集资营救。5月，官府将冯云山发回原籍，冯云山在途中说服两名解差入教，返回紫荆山，随即又赶往广东寻找洪秀全。而洪秀全求救无果，从广州返回紫荆山，二人刚好错过。
此时，上帝会群龙无首，有人利用民间的降僮术大搞分裂。先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借此揽权，冯云山知道后没有揭穿他的把戏。到了10月，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与杨秀清联手，控制了上帝会。洪秀全回来后，迫于形势承认了他们的身份。
据《天兄圣旨》记载，11 月 19 日，洪秀全与天兄（萧朝贵）第一次对话：
天王曰：“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天兄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两个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
这段话可以看出三人的默契。洪秀全借助杨、萧二人控制局面、稳定人心；杨、萧二人维护洪、冯的地位。不久，洪秀全就给自己的异梦弄了一个添油加醋的新版本，说自己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上帝派他下凡是做“太平王”的。在冯云山归来到11月19日这段时间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大概就萌生了打江山的念头。
▲太平军领导层。图源：影视剧照
自此以后，上帝会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政教分工：教主洪秀全行踪不定，法力无边，是教众的精神支柱；杨秀清、萧朝贵可以借天父、天兄之身份发声，处理凡间事务，掌握实权。据清朝官方观察，“自粤西至江宁，秀清皆与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可见二人的分工。
上层人物生出造反之心的同时，下层教众无时无刻不在土客械斗中磨练自己的战斗力。据洪仁匾洌骸胺灿泄フ蹋杂刑熘衿妗９笙匕咨承值鼙簧轿泊迩廊ジ＃嘈值茏飞敝粮么宕笫ぁ８么迦搜菹吠淦腥挚聪啡俗跃韵嗉ぃ么迨Ъ掖游奕烁移壅撸皇舜蚴ぁ！�
1850年，官府开始注意到上帝会的异动。与此同时，洪秀全等秘密召见各地的骨干，要求教众在金田集合。于是，一波又一波教众烧掉房屋，卖掉土地，往金田开拔，再不回头，最远者竟需跋涉300余里，几乎跨越半个广西。这里面有博白的农民、紫荆山的烧炭工、龙山的矿工、大黄江口的水手……抛弃乡土之举使得太平军起义时携带着大量妇孺，但正是这样，太平军才能有长途作战的能力。
1851年，约2万男女老幼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
洪仁纠匆渭悠鹨澹峁闯倭艘徊剑挥懈仙咸骄Ｍ局性庥龉俑巡叮坏貌桓拿恍眨枘烟油觯芑鲇谙愀邸Ｖ钡�1859年，他才再见到洪秀全。那时，莫说是太平军，就连整个中国都变了天地。
席卷南方
起义之初，太平军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回。但清廷很快增调兵力，攻占了双髻山，太平军陷入危急，被迫突围。
先是，天兄下凡，斥责众人不忠心。接着，天父两度下凡，劝告将士齐心协力，必能“除妖”。杨秀清、萧朝贵配合默契，总算稳定了军心。随后，太平军突围，于官村一带大败来追的清军向荣部，赢得了一线生机。1851年冬天，太平军在永安城封王建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各王皆受东王节制。
作为太平军的两个主心骨，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关系十分微妙。双方既有合作，又有争权。金田起义前后，萧朝贵往返于平山、金田、洪山、花洲、旧合、贵县、罗涧、蓝田、鹿西、长排等地，不辞劳苦，有时一日之内要代天兄下凡数次，由于劳累过度还患上了疮毒。那段时间，杨秀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得了重病，上帝会的掌舵人实际是萧朝贵。萧朝贵应该发动了某种舆论攻势，上帝会内有人“私议东王几成病废，以致有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
然而，起事最后时刻，杨秀清突然病愈，王者归来。天父频繁现身，号召会众向清军开战。后来，太平军攻下永安，萧朝贵率部与清军乌兰泰部在水窦村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取得惨胜，自己也受了重伤。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前来看望，极为担忧，逼得天兄两次下凡，宽慰众人。
一周之后，永安封王，杨秀清独揽大权，双方暗中的角力终于分出了高下。在此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萧朝贵似乎因伤丧失了行动能力，天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下凡。
▲萧朝贵。图源：影视剧照
1852年，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攻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太平军攻全州时，一颗炮弹意外击中冯云山，冯云山不治身亡。陷全州后，太平军继续沿水路进发，至蓑衣渡时，发现河道被堵塞。此时，伏兵暴起，猛烈轰击，打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太平军只能吞下苦果，放弃辎重，绕道北上。虽然蓑衣渡之战规模较小，无法对全局产生影响，但却是太平军前期最狼狈的一场败仗。
这支伏兵是湘人江忠源率领的新宁楚勇。湘西的局面其实和广西差不多，常年存在暴力冲突，官军“只愿贼在，岂肯灭贼”，民风彪悍。当地的有识之士征农为兵，屯田以粮代饷，勉力维持地方部队。太平军过境时，官府将散落各地的楚勇加以整合，这一过程和太平军的成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英雄豪杰追逐武装化的百姓。广西出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湖南则出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夸张点说，太平军掀起的这场战争，更像是南部山区的“内战”。
之后，太平军连克永州、道州、郴州。这时，萧朝贵终于伤愈归来。当时，冯云山已死，韦昌辉、石达开资历尚浅，杨秀清一家独大。洪秀全只是名义上的天王，甚至在天父下凡时，也要长跪听命。萧朝贵心里必然十分着急，若不能建功立业，恐怕就要永远屈居杨秀清之下。于是，他率领两千多老兵，直逼长沙城。
在太平军的冲击下，长沙城外的防线全面崩溃。但萧朝贵的兵力太过薄弱，只能攻南城一隅。连攻几个昼夜，萧朝贵在一次督战中被清军炮火击中，不久之后死去。其部下封锁主将重伤的消息，勉强维持住攻势，可惜已无力回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祭奠了萧朝贵一番，天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不擅长攻坚战，而且敌方大量援军已至，太平军围了八十多天也无法攻下长沙城，只能分军渡湘，接着向武昌转进。
太平军之所以能席卷南方，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水战能力。广西浔州府一带，是西江航运的中转站，汇聚了一批靠水吃饭的力工和渔民，最著名的自然是罗大纲率领的“水寇”。太平军绕过长沙，进入岳阳、益阳，又收编了大量水上人家，皆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水上战斗力大大增强。
▲罗大纲。图源：影视剧照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入武昌，进入天下枢纽。此前，南部山区的木材和矿产顺着长江水道来到江南，而移民和暴力逆流而上输入到山区。如今，暴力终于溢出，借着发达的水路向江南倾泻。
太平军从进入湖南到离开湖北顺江南下，不到一年时间，人数从2万左右暴增至50余万。主要有以下几个群体：挖煤、采矿的工人，比如道州、郴州一带的煤夫组建了一支挖地道的“工程兵”部队——“土营”；两湖天地会以及其它帮会成员；还有就是湘北的船户。这些“新贼”与“老贼”相似，都属于脱离农耕秩序的社会底层，无恒产也无恒心。而站在其对立面的湘勇，则多是地方团练，家里有田有地——从这一点看，湘军更像是一支农民军。
在广西盆地和两湖地区，英雄豪杰可以轻松招募到武装化的百姓，从而对长江下游形成威压之势。反过来，江南不可能集合这样的武力。只要官军孱弱（事实上就是不堪一击），那么太平军越往江南走，所受的抵抗就越小。1853年3月，太平军轻松攻占南京，在此建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
天京事变
建都南京意味着太平军进取之势的停滞。这也可以理解，太平军老兵常年流动作战，携老扶幼，已十分疲惫，加上北方气候严寒、语言不通、官军更多，若是一意北伐，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太平军自武昌东征，一路“略城堡，舍要害”，所破之地均弃而不守。如今要保住天京，必须回师西征，以安徽、江西、湖北为粮仓。依此战略，1853年6月，太平军溯江西征，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使得天京上游有了保障。
同时，太平天国派出一路偏师北伐，一直挺进到天津城下，结果被镇压。北伐一事，看似进取，实则败招。未能经营好南方，就贸然北上，使得北伐军既无后方、也无增援，因缺粮、缺兵而陷入绝境。
当然，太平天国最大的隐患在于内部。
定都之后，洪秀全居于深宫，足不出户，完全被杨秀清架空。清朝一度盛传洪秀全早已死去，居住在天王府的只是一个木偶。1854年6月，英国使节麦华陀访问天京，依然无法探知真相，事后在报告中写道：“至于像太平王（洪秀全）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同他们的所有通信中，对方刻意向我们大谈东王的意愿，他的权力，他的威严，他的影响，但只是顺便提到他那著名的主子。”
如英国人所言，杨秀清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太平天国一切号令，均由他做主。有天父下凡这块金字招牌，几乎无人可以制约杨秀清，使得他做起事来肆无忌惮，李秀成曾说：“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
▲杨秀清。图源：影视剧照
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三、第四号人物，虽然与杨秀清同为“上帝之子”，但两人见了东王，要行下跪礼。1856年，杨秀清以天父的名义下令杖责韦昌辉40大板，理由竟然是天父下凡时，北王没有出令传齐众官，致使人们有时不知道天父下凡。至于其他开国元勋，比如秦日纲、陈承瑢（陈玉成叔父），都曾被杨秀清杖责过。可以说，天京事变前夕，满朝文武大都站在了“天父”的对立面。
1856年8月，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进行了如下对话：
天父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天王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天父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
天王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杨秀清欺人太甚，洪秀全表面应承，背地里决不可能束手就擒。据李秀成回忆，东王逼封万岁之后，韦昌辉、石达开不服，秘议杀东王。石达开的说法却有所不同：韦昌辉欲杀杨，洪秀全口中不肯，实则故意封杨秀清为万岁，激韦昌辉出手。
这两个说法都有疑点。李秀成当时只是一员勇将，无法参与高层机密，消息来源必然是胜利者一方，因此他的说法明显把洪秀全摘了出去。而石达开的说法也抹去了自己的存在，但如果他不曾参与，又怎么知道洪、韦之间的机密？
天京事变的真相扑朔迷离，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知晓：三王彼此心照，目标明确，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当时，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之后，杨秀清将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调离天京，分别派往湖北、江西和丹阳督战。同时，他将自己驻扎在天京城北清凉山、虎贲山等地的嫡系部队调往江西——可见其毫无防备之心。“诛杨联盟”立马意识到机会来了。
8月底，韦昌辉率三千亲兵从江西前线乘船东返。杨秀清知其回京，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还发号施令，要求韦昌辉率部攻打浦六营盘。
9月2日，等到天京城内布置妥当，洪秀全密召韦昌辉入京诛杨。深夜，陈承瑢打开城门，秘密接应韦昌辉入城，大军随即包围了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被杀死。随后，韦昌辉下令将东王的亲属和旧部，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处死，两万余人倒在血泊之中。
▲韦昌辉。图源：影视剧照
石达开闻变后赶回天京，见到这番血腥场景，十分不忍，劝告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反被指责偏袒东党，为自保只能先行出城。韦昌辉杀红了眼，下令屠翼王府，内讧进一步升级。石达开逃到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眼见事情完全失控，洪秀全下令讨韦。11月2日，韦昌辉伏诛，全家悉数被杀。11月下旬，石达开入京，追随韦昌辉大肆杀戮的秦日纲、陈承瑢二人伏诛。
事件本该就此平息，然而洪秀全却操弄权术，排挤石达开。石达开被逼出走，率领部下远征他方，与洪秀全分道扬镳。
天京事变令人唏嘘，让很多人想到一个问题：假如冯云山、萧朝贵不死，太平天国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内讧？一来他们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抗衡杨秀清，二来萧朝贵也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假使他们活着，无非“诛杨联盟”多添一两人，或者内讧名单更长罢了。
上层人物的内斗未必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换句话说，它还有振作的机会。天京事变被屠杀者多为老弱妇孺，太平军骨干将士被牵连者甚少，哪怕是杨秀清的心腹将领。石达开离开时，也没有太撕破脸，只带走了自己一直统帅的部队（约三、四万人），转战于闽、浙、赣等地，牵制了大量清军。
事变后，太平军进入战略收缩阶段，除了皖北形势好点，湖北和江西控制区全面丧失。但石达开出走仅一年之后，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开辟了苏南、浙江两大根据地。
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在于信仰方面。在这场内讧中，天父身首异处，上帝之子手足相残，这对于上帝信仰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无论洪秀全此后如何掩饰或为谁平反，都不可能使这条伤疤愈合。
▲石达开画像。图源：网络
反抗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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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洪秀全来说，两兄弟的久别重逢堪称上帝的礼物。除掉杨秀清之后，洪秀全需要一个值得信赖、又有见识的人来辅佐，而洪仁寐阏飧鲂枨蟆２怀鲆桓鲈拢槿诗就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跻身太平军最高层。此举引起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功臣宿将的不满。为平息众怒，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以安抚军心。至此，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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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清朝重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再度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洪仁岢隽艘桓黾苹汕惨恢Р慷咏胝憬ゴ蚝贾荩寰厝环直仍焓痹偌斜σ痪偌呙鸾洗笥Ｋ顾担绻苹晒Γ沙没剂旄皇乃蘸迹胙笕巳〉昧担饨杵Ｓ辛苏庑┐憧稍诔そㄐ形拮瑁现泄褪钦浦兄铩�
1860年，李秀成离开南京，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杭州，接着高调发起攻击。清军果然回防，到杭州城时只剩一片废墟，不见叛军身影。另一边，太平军各部完成集结，对江南大营发动猛攻，清军溃散。之后，李秀成依计行事，攻丹阳，占常州，进无锡，克苏州，夺嘉兴，随后建立苏福省。1861年12月，太平军再克省城杭州，建立浙江天省。
▲李秀成画像。图源：网络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将相和睦，战局扭转，地盘扩张。然而，真正的转折却是悄无声息的。
当太平军从广西贫穷闭塞的山村挺进富庶的江南，虽然开辟了大好局面，但造反者的锐气与理想已是慢慢消退。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居于深宫，成天研读经文、鼓捣信仰，活得越来越像一个神棍。他宣扬“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在现实中，掀起反抗大旗的太平军一直在被民众反抗着。
太平军起义前期，没有像样的地盘，以豁免钱粮号召百姓归附，筹饷基本靠破城后的战利品。定都天京后，太平军的势力依然局限于几个重要城市，且由于清军的围剿，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商贸活动基本停滞。他们占据了最为富庶的江南，但城市在古代属于“剥削者”的角色，本身创造不了多少财富。为解决粮饷问题，他们只能频繁“打贡”（强索钱米）、“打先锋”（掳掠）和“派大捐”。穷尽农村之力供应城市，穷尽长江中游之力支撑都城，穷尽底层百姓之力供养金字塔尖的亲贵。
最悲哀的是，太平军无心越出城墙，经营农村。1860年后，随着李秀成拿下苏南、浙江两块地盘，太平军终于有了稳定的控制区。李秀成颁布告示，要求各地编立门牌、举官造册、推举乡官、征粮纳税。选乡官的标准很现实：谁能筹饷，谁就上任。于是，摇摆不定的地主、蓄意捣乱的乡贤、在衙门做过事的胥吏、欺男霸女的无赖纷纷当选。这些人要么怕被杀头，要么想要投机，是顾全不了当地百姓的。
要知道，部分江南百姓愿意接受太平军统治，是因为清朝赋税太重，希望变天之后能减租减粮。结果太平军一来，一切照旧，有些地方还变本加厉，他们心中的不满必然加剧。
于是乎，江南民变四起，堪比煮沸的开水。旧势力纷纷抬头（很多人本身就是乡官），引导愤怒的民众对抗太平军。1860年，苏福省常昭县王市乡官局录用了何年年和沈大茂，二人极力盘剥乡民，然后诱使乡民抢掠典当库钱财。消息传开，周边乡民蜂拥而至，男女老幼共一千余人，从早上搬到晚上，几乎将库房搬空。
太平天国治下最惨烈的一次民变发生在浙江诸暨包村。1861年，包村农家子包立身杀太平军乡官，举旗起事，号“东安义军”。他率领的义军骁勇善战，与太平军大小数十战不落下风，歼敌无数。
与哄抢典当库的农民一样，包立身的部队也没有所谓的“大义”。他曾发布讨贼檄文，满口保卫家乡，而非什么“正统”“天命”。有人想奉承包立身，把他比作抗击太平军、为国就义的清朝官吏赵景贤，包立身斥责道：“彼为清朝耳！予守包村土地，为国为民，予无满洲守土责任也。”
有趣的是，包立身还是一个“邪教”头子。他平时“作道士装，色纯白，左右侍者氅衣负剑”，俨然一副神仙模样。他最初与太平军几场战斗均取得了胜利，更是大大增添其神奇色彩，甚至太平军都以为他有神灵庇佑。
1862年，太平军抽出数万兵力进攻包村，立下“不破包村不还”的誓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包立身无法再施展神奇。开战之初，太平军在一次伏击战中获胜，“遂知立身无术，日逼村堡”。太平军虽然兵力占优，却并不强攻。他们先断了包村的水源、粮道，使得包村民心浮动、士气骤降。村民当着包立身的面破口大骂，完全没了斗志。最后，太平军一面以火炮明攻包村，一面挖地道，穴地而出，破了包村。据载，包村之役“阵亡殉难官绅男女统计一万四千七十七名”。
包立身并非清朝的忠臣，却以数千之众、弹丸之地抗衡太平军十余万兵马长达九个月。这正是太平天国的失败之处：它既无法笼络地方精英，也未能满足农民的期待。
本来，太平军在民间的形象就非常不好。上帝信仰属于“洋教”，又反孔非儒，为士大夫所不容。严禁偶像崇拜，倡导留发易服，为民众所排斥。清政府搞舆论战，专门编写耸人听闻的消息，渲染太平军的厉鬼形象。
太平军的军纪算不上有多好，劫财掠人是常有之事。攻占某地时，如果遇到的抵抗太过激烈，也有屠村之举。但总体来说，太平军犯下的杀孽要少于清军。团练、土匪也是劫掠百姓的好手，只不过他们做的恶事，往往赖到了太平军头上。
江宁人李圭曾被裹挟入太平军，据其回忆，太平军内有些人往往随意杀害被掳者，奸杀妇女，“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但“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赀得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
这表明，太平军老兄弟军纪较为严明，但随着军队扩招，大量散兵游勇、流氓无赖加入，军纪严重败坏。通常的情况是，太平军主力经过某地，很少侵犯百姓，等他们走后，一些“新贼”到来，杀人略货，无恶不作。
1861年以后，太平军规模膨胀，面对湘军常是以多对少，但战斗结果则胜少负多。兵将素质的降低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民心的丧失。
太平军把自己孤立在城墙之中，最后只能化作人们想象中的“厉鬼”。所谓天京之围，更像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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