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继增  转自：《文史精华》2013年第9期原题：《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康生在延安》

贝利亚是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秘密警察头子，以阴险恐怖、滥杀无辜闻名于世。把康生比作贝利亚的，是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维克托·乌索夫。他在所著《“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这本书中，大量征引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筛选中国国内最新资料，仅附录注释就有539条。有些史料闻所未闻，让我们看到一个像贝利亚一样的“恐怖人物”。

威风凛凛的“特别助手”

康生(1898—1975)，原名张旺，字少卿，曾用名张宗可、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等，山东省胶南县(现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初到延安的康生尽管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担任的却是一个“虚衔”——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斯大林派王明等回国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或者说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很不满意。所以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毛泽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时年39岁的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俄国人说，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康生不会到延安来。有一次陪同王明到枣园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康生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搞投机的人。他发现，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包括在红军广大官兵中，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康生开始断定：王明在与毛的较量中必败无疑。因此，他下决心舍弃王明，投向毛。于是康生在表面上还是与王明十分亲近，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住处去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编造假证，把他过去和王明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将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

为对已去长江局担任书记但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表态的王明有所制约，毛泽东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泽东、任弼时的提议。尽管提议未被通过，但康生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初步好感。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职工委员会。而后康生紧跟毛泽东等人，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意见。毛泽东特别重视康生的转变，因为王明心腹的转变，意味着“钦差大臣”的彻底孤立。于是毛泽东抓住机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果断撤销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领导权，并展开对他的批判。康生也成了一员干将，一个可以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

康生与江青

如果说康生“出卖”王明是获得信任的政治基础，那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则是拉近他们关系的感情纽带。当时，江青正在康生为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他看出了江青和毛泽东互有好感。康生知道，如果促成了他们的婚事，则既能增加毛泽东对自己的好感，又能满足老乡江青的心愿。但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为江青打包票，还压下了当时对江青历史问题的检举信。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 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