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东南亚一带遍布华人，这些华人追根溯源的话，有不少是明清时期顶着朝廷的海禁跑出去的，他们在当地也都闯出了一片天下，之前讲过的兰芳共和国就是一个案例（详见：兰芳共和国：华人史上第一个海外共和国 | 循迹晓讲）。

不过东南亚这个地方也不太平，尤其是当西方殖民者涉足其中之后，当地华人和西方殖民者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红溪惨案，这次惨案中死亡的华人数以万计，而听闻此时的大清朝廷非但不对华人施以援手，甚至说他们是咎由自取，如此态度之下，当地的华人也就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弃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荷兰本身没多少人愿意万里迢迢过来移居，而当地土著又在当地总督的镇压之下人口锐减，不得已之下只能从中国广东福建一带招募移民，同时也吸引中国的船队来这里贸易。当时的中国渡过了明末清初的动荡之后，在康熙年间海禁稍有放松，大批华人来到印尼在此安顿下来做生意，或者在种植园里打工。此时荷兰殖民者还引进了甘蔗，这东西在中国可是种了上千年，从此之后华人开始大量在印度尼西亚安家落户。17世纪80年代初，华人在那里只有三千余人，而到了18世纪初，华人在当地已经超过万人，并且其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中。

◇ 图为荷兰殖民者对印尼的征服

◇ 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

◇ 图为17世纪巴达维亚地图

华人多了，自然就会形成社团，在荷兰殖民者眼里，这些华人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已经构成了对他们殖民统治的严重威胁。到了1727年，荷兰殖民者规定当地华人必须得获得居留许可，不然就得被驱逐出境。这些被驱逐出去的华人自然也不可能回到故土，而是被荷兰人打发到锡兰等地继续做苦力。当时就有流言，声称荷兰人抓华人去锡兰，途中会把他们都给扔进大海。

◇ 图为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府

而此后不久，全球制糖业陷入低谷，大批在印尼甘蔗种植园的华人无以为继，纷纷穿着黑衣黑裤，进入荷兰在当地的统治中心巴达维亚，也就是如今的雅加达旧城，在这里，一没有养家糊口的工作，二面对荷兰人和当地土著的歧视，华人中有不少人开始走向犯罪道路。荷兰殖民者面对这些新近涌现的盗贼怎么抓都抓不完，一开始颁布法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一律逮捕，而那些被认为偷盗证据确凿的，则严惩不贷，不少华人就这么丢了性命。

荷兰人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作为自然引起了华人的恐慌，当地华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依托社团力量准备自保，并推举了自己的领袖，准备跟荷兰人死磕到底。然而华人当中也还是出现了叛徒，他对荷兰殖民者的描述自然免不了添油加醋一番，说华人的社团不只是要自保，而是要武装起来攻陷巴达维亚，彻底推翻荷兰人的统治。本来荷兰人在当地看华人已经是很不爽了，这么一来等于有了大规模屠戮华人的借口。

◇ 图为当时巴达维亚总督Adriaan Valckenier

1740年10月，荷兰巴达维亚的统治者借口城外的华人准备攻打城市，对城里的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首先是勒令华人夜间不得点灯不得外出并交出一切武器，然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哪怕卧病在床者都没能幸免。这样关起门来杀人效率非常高，四五天之后，巴达维亚的华人就被屠戮一万余人，只有一百五十人逃脱。

接下来倒霉的是城外结社自保的华人，他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军的血洗，伤亡千余人，终于失败。事后荷兰人抓捕幸存的华人领袖，有的当街斩首，有的则是给放逐到荒岛上。这场屠杀在荷兰人称呼中叫做“中国城骚乱”，而整个事件发生地有一条名叫红溪的河流，所以在近代以后的中文资料中，此事的正式名称就是“红溪惨案”。

◇ 图为巴达维亚城内屠杀

◇ 图为巴达维亚城内屠杀

红溪惨案对印尼的华人是非常惨重的打击。事后荷兰人也发现自己做过头了，毕竟印尼地方的殖民地想要维持，还得靠跟中国人做生意。按照通常的国际关系处理惯例，如此多的华人死于非命，这事儿迟早得传到大清，不但会打消福建广东地区华人过来贸易的渴望，没准儿大清国皇帝还会一怒之下喊一句，犯我大清子民者，虽远必诛，派军队过来为死难华人讨公道也说不准，这对荷兰印尼殖民地的前景是大大不利的。

◇ 图为17世纪荷兰人绘制华人形象

荷兰政府马上做出了反应，对华人施加铁拳的东印度总督马上被撤职回国接受审判，几年后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后来这位通过上诉争取到了刀下留人的机会，被扔进大牢死在那里，由此可见荷兰政府对惨案的恐慌态度。这边厢处理完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那边厢荷兰赶紧想办法给大清赔罪。他们派出了使者带着说贴前往中国，希望在认真道歉，迷途知返的基础上继续跟大清维持亲善通商，同时也欢迎华人继续来印尼务工做生意，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小误会就破坏两国一片大好的形势，等等等等。

◇ 图为乾隆帝

这荷兰使者的言辞显得极为谦卑，不过这样的一份道歉书却永远没有到达北京。大清乃是天朝上国，怎么能随便见荷兰红毛夷人的使者呢？既然使者不允许进北京，就只得把道歉说贴就近给到福建巡抚策楞。这策楞出身满洲镶黄旗，本来对汉人就不待见，就更不要提那些远在海外讨生活的华人了，反正他们连给大清的赋税都不贡献，不肯当韭菜，自然死了是白死的。于是，看到荷兰人给到的道歉说贴之后，策楞给乾隆皇帝上了个奏疏，说这红溪惨案全是当地华人为非作歹，咎由自取。所谓“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

看到这个奏折的乾隆皇帝在对待汉人和印尼华人的态度上跟策楞有着相同的认知，于是对奏折作出批复，那些被杀的华人乃是“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因此华人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至于荷兰人继续通商的要求，虽然他们认错了，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停一停再说。这也就成了大清对海外华人的基本态度。在如此态度之下，别说保护华人，不去踩一脚，或者把逃回来的华人治罪，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 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七十二烈士中有31人为华人华侨身份

◇ 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部分华人华侨烈士

就这样，大清朝在满清统治着的内在逻辑驱动之下，主动抛弃了印尼和东南亚的华人。这些华人也就真的成了弃儿。从此之后，海外华人也就慢慢地把满清视为仇敌。一百多年以后当大清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东南亚的华人们不但不想着积极拯救病入膏肓的大清，反而恨不得早早推翻它。

日后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根基就是东南亚华侨，并最终让大清走向了灭亡，凡此种种，大约是乾隆皇帝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了。所以说所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或者说“君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这些道理的适用范围，不只是在大清国内，也远不止于君臣之间。等大清明白这些，就已经太晚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