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曹操合荆州军号称八十余万人(实际为二十余万)，兵分两路，进攻孙权刘备。

曹操的两路兵马。一路是陆军，由曹操的主簿赵俨为都督护军、领章陵太守，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及文聘的江夏北部地方部队，总计近四万人，由襄阳沿汉水南下，攻打刘琦、关羽所驻守的夏口（今汉口）。另一路水军则由曹操亲自率领，合荆州兵共约十五六万，由江陵顺长江而下，直扑陆口，只要突破陆口，那就再无阻滞；可顺水直捣夏口、樊口，干掉刘备最后的老窝；也可自陆口（注1）进入陆水上岸，而经由江南的羊头山(通山)低山丘陵区，再过阳新便可直取孙权水军总部柴桑(今九江)。

但是很显然，拼水军，曹操的北方兵与荆州兵都拼不过周瑜的江东兵；何况，长江此处的江段，先从西南流向东北，刚刚流过赤壁，就急剧转向正东；顺流而下的曹军，本来速度与机动性占优，但在这儿却将自己的船侧暴露给了江东水军的船头，一则容易被撞偏撞沉，二则也容易被穿插分割。优势一下子变成了极大的劣势，

另外，在赤壁的上游，江面宽度为1500米左右；赤壁下游，则猛然扩大到三千米以上；唯有赤壁所在的江面，仅有1100米左右，如同哑铃的手柄，中间急剧收窄，水流的流速自然迅速增大，水流非常湍急；加上长江在此猛然右拐，湍急的水流冲击北岸受阻，对后面形成强力的冲顶。这正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要在如此复杂险恶的水情中操纵非机动的传统木船，绝非短期就能练成的本领。这又对长于舟楫的江东水军更有利。

从考古与文献材料来看，东吴战船已大多使用了船艄（注2）、艉舵（注3）、船帆（注4）与重板造船技术（注5）。据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著《南洲异物志》，东吴大船已配备了“四帆”，可据风力大小与方向不同对船帆进行升降，就能利用侧向风疾速航行，同时也能保证船体的平稳与安全（注6）。至于东吴从南海开往大秦的海舶，有时竟多至“张七帆”的，可载六七百人，顺风一个多月就能开到罗马（注7）。

总之，周瑜选择赤壁作为战场，是最大限度放大了自己水军优势。曹操一生纵横天下，偏偏此时选错了对手。长江，那是周瑜等江东儿郎的地盘，陆地上再强来了也得俯首称臣！

水战打不赢，想要渡江上岸走陆路也不行，陆口沿江南岸，全是地势陡峭的连绵山岗，赤壁山山如其名，全是红色的百丈砂岩，如一柄柄利剑，直插云霄，连个爬山的地方都不给你！

曹操傻了，打了两下打不动，最后也只能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安营扎寨。乌林镇今属洪湖市，乃云梦泽东部的长江泛滥平原，为四湖（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诸水汇归之地，素有“百湖之市”、“水乡泽国”之称。这种湿地沼泽地带，乃兵法之中的“圯”地，乃安营扎寨的下下之选（注8）。更糟糕的是，由于扎营选址不当，导致了人口过密与卫生问题（沼泽地带污泥淤积，蚊蝇滋生），使曹军中小规模的瘟疫进一步扩散了。

要研究后汉与三国，瘟疫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甚至要研究整个世界古代史，瘟疫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点。其实瘟疫大规模流行于世界，始作俑者是西汉时期的匈奴，据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记载：“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匈奴人打不过卫青霍去病，就发动生物战，通过死牛羊污染水源的方式来传播传染病，霍去病英年早逝，或许就与此有关。后来，这些瘟疫经由汉军将士传播回到中原内地，于是，一种被称为“伤寒”的可怕疾病开始长期折磨大汉帝国，并在东汉末年开始大爆发，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而黄巾起义，就爆发于汉灵帝时最后一次大瘟疫期间。到了汉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建安末年魏蜀吴各有一大批文臣武将病亡，也都与这瘟疫有关。曹操诗云：“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不仅人祸，也是瘟疫所致啊！

为什么汉末与建安时期瘟疫突然急剧爆发呢？第一是由于迁徙，汉末战乱频发，大量北方民众移居到南方，他们接触到以前未曾接触过的病原微生物，就非常容易爆发瘟疫。第二是由于气候，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东汉末年处于中国第二个小冰期中最冷的时候（第一个小冰期导致了西周末年犬戎入侵），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公元225年曹丕伐吴，竟然碰到了淮河结冰，战船不得入江，只能作罢，可见当时比现在冷多了。寒冷不仅会造成农作物减产，也会让人们抵抗力下降，更加容易感染病毒。

而刚好，赤壁战时正逢寒冬，曹军在湿冷气候与卫生状况的加乘作用下，瘟疫愈演愈烈，每天都有一车一车的尸体被运到野外焚烧，触目惊心，无休无止，好似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但曹操又有什么办法呢？长江冲不过去，对岸也上不去，他只能留在乌林，骑虎难下。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长江边上也越来越湿冷，那衣服仿佛黏在身上般冻你，冷风仿佛缠在身上般舔你，这是曹操这些北方人从未体验过的折磨。曹军南征之时还是七月盛夏，根本没带御寒衣物，后来虽已想尽办法从当地征收、从后方急运，但终究还是不够，一些身体差的小兵只能自求多福了。

除了冷，还有饿，曹军的粮草，全靠刘表在江陵多年的存粮支撑，必须用辎重船一艘一艘从长江运过来，但随着曹军水战失败，整个长江江面已被周瑜水军控制，江陵的粮船根本运不过来，运来了也得被提前抢走。曹操无奈，只能派人从襄阳等地由陆路调粮过来，但乌林以北的陆路全是湖泽地带，运输极其困难，根本供应不过来，结果曹军的病卒因饥饿而得不到营养恢复，最终竟有超过五成的非战斗减员（注9）。也就是说，曹操十万北方兵，还没使孙刘伤一点皮肉，自己反而伤筋动骨只剩了不到五万，再继续相持下去，死的只会更多。而孙刘联军紧靠江夏与江东总部作战，水路由夏口补给，陆路由柴桑补给，补给线比曹操要短上一倍，根本不怕耗下去，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

“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可见其必败也。”

此时此刻，对面的赤壁一片赤红，红心万丈；这边的乌林一片乌黑，乌云盖顶。一红一黑，衬得曹操压抑如狂。

事实上，就算黄盖没有诈降，周瑜没有火攻，曹操也撑不了几个月，正如王夫之所言：“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最后恐怕还得往北方陆路败退。这是因为前后的长江航道都已被周瑜水军控制，曹操若由水路经巴丘撤退，逆流而上行驶缓慢，只会被吴军围追堵截，恐怕败的更惨。

而从陆路败退的话，那数千战船总不能留在岸边资敌吧，曹操恐怕仍得咬咬牙自己放火全烧掉。而那七八万荆州水军也是麻烦，他们当初投降大多是因为被逼无奈，一旦曹操败退威名扫地，他们恐怕转身就会投降旧主刘琦、刘备（注10）。

所以这“火烧赤壁”，曹操其实得感谢周瑜才对。周瑜提前帮曹操下决定，避免了更大损失，还帮忙选时间选风向，出工出力出柴草火油，烧船烧人除后患，简直就是无微不至。

读史至此，我不禁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黄盖以诈降烧船，或许就是曹操主动放进来。如此便正好有台阶好退兵，免得骑虎难下，越拖越惨，若让瘟疫继续蔓延，再死几个名将重臣；再加上断粮危机，荆州兵再一哗变，内外夹击，曹军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曹魏的基业也会毁于一旦！况且此时孙权正趁虚攻打合肥，曹操虽已派了一千虎豹骑前去增援，恐怕还是不够，早点北归去顾好合肥才最重要。

真相若是如此，赤壁之战的很多疑点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首先，黄盖诈降漏洞百出。黄盖是零陵泉陵（今湖南永州）人，少孤家贫，是穷地方的穷人，因董卓之乱随孙坚起兵，跟着他一路南征北战，后来又跟随孙策和孙权，屡立战功，累迁至丹杨都尉，按黄盖的话说，他是孙家的三代老臣，“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之所以投降曹操，只因为曹操人多，所以“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但这讲不通，因为当时曹操水战失利，又士卒饥疫，早已没了当初“治水军八十万”顺江而下的恐怖气势，黄盖这么说，更有点像在灌迷魂汤，根本不能信。况且依三国军制，将士在外征战，家眷都要留在后方做人质，所以三国的降将大多是被逼而降（如于禁、黄权）或是和平时期举家投降（如韩当之子韩综），很少有临阵倒戈的例子。就连曹魏的皇亲国戚夏侯霸，降蜀后其子都被流放乐浪（今朝鲜平壤），黄盖若临阵降魏，其后方家属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个孙坚时的东吴老将，这么拼为曹操，也不知是图啥？

所以，曹操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正常的：“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但既然曹操已怀疑黄盖有诈，为何不在黄盖来降时先派船只前去接应查实，反而通报全军不要阻拦（注11），坐视这“恐怖分子”冲到近前自爆呢？这完全不似一个多疑奸雄的行事作风。为了能说清史书上的这个漏洞，小说家罗贯中便干脆脑补了一个“周瑜打黄盖”的SM情节，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黄盖的降船竟特意用红色篷布盖上装满柴草的船舱，简直就是欲盖弥彰（注12）。就算曹操一人秀逗了，曹军那么多谋士、大将，怎会一个都不加防备？

另外，罗贯中还脑补了一个庞统献连环计的桥段，想让这把火烧得更爽。但在正史中，庞统此时还未登场，更不可能去曹营献计；并且，史书中也从未说过曹操有把自己的船全用铁索连起来，只是说“操军船舰，首尾相接”（《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而已。我们想想也知道，曹军有艨艟斗舰数千艘，要把他们连起来得用多少铁索？临时打造怎么可能？而之所以“首尾相接”，只是如前所述，因该地水流情况复杂，曹军驾船技术太差，想要将数千艘船按“停车位”停好也挺难的，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岸边还有很多易燃的芦苇，黄盖看了觉得不用火攻，简直对不起自己的脑子。但应该说明的是，曹军船队并未真正上环，想要一把火全烧掉是不可能的，后面的船见势不妙完全可以开走。但是，曹操本就有心烧船，所以干脆就坡下驴，“烧其馀船引退”。（《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顺便说一下，罗贯中脑补的连环计这个情节，大概是受了朱元璋火烧陈友谅连环船的影响，罗贯中正是元末明初之人，他们大概处在同一时代。

最后，关于那个“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一般认为那是周瑜天气预报的功劳（利用西伯利亚冷高压过境的四五天）。但我详细查阅当地气象学资料后发现，赤壁一带的冬天并非偶尔有东风，而是经常有东风，而且非常规律，大概只要冬至（农历11月27）过后，太阳开始北移，白天季风从北方南下，遇到神农架高山及赤壁高峻江岸阻挡之后，就会形成冷高压空气，反射成为风力较大的东风。而到了晚上，东来的湖陆风更大（注13），周瑜水军由东而来，虽然是逆流而上，却是顺风而来，所以速度与机动性大大胜过曹军，此时顺风放火，简直不要太爽。所以，在这个东风肆虐的冬天夜晚，黄盖突然来降，火攻意图极其明显，曹操绝不可能看不出来。

况且，赤壁之战曹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未损失一员名将、一位谋士，可见这是早有准备的撤退。而那些“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荆州水军，其实都是被曹操早已抛弃的炮灰。经此役后，曹操十余万大军，十万驻扎在岸边营地的北方兵虽因饥疫折了一半，终归还剩一半；可七八万驻扎在船上的荆州水军大多被“烧溺死”，即便逃回岸上的，也大多被曹军主力“所蹈藉”（注14），伤亡殆尽，以至“地方数千里，带甲十馀万”（《三国志·魏志·刘表传》）的荆州竟变得“荒残不堪，人物殚尽”（《三国志·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悲剧啊！

其实，对于周瑜来说，派黄盖诈降应该也只是一个战术试探，能成最好，能尽快结束战争；不能成的话，周瑜应还有其他后备计划；总之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只不过战果和时间的差异罢了。至于那可怜的八万荆州兵，东吴既然得不到，周瑜大概也不想留给刘备刘琦吧，所以无所谓了。

数年后，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也证明了这一点。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既然是曹操写给孙权的信，当不可能有假，毕竟是两国之间的国书，若是胡说八道，恐徒惹敌国笑柄。综上所述，周瑜火烧赤壁，其实是曹操故意让他烧的，目的是避免更大的损失，并借此清理亲刘的荆州兵。曹操不愧是一代奸雄，此壮士断腕之恐怖谋略，简直令人发指。

注1：陆口，位于今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三国赤壁之战前俗名“凤山监”，古隽水（陆水）河环流数里在凤山监分岔形成两条支流，岔口处形似刀口，又俗称“刀环口”。《湖北通志》记载：“蒲矶山(界石)在陆水入江之处，陆口亦谓之蒲圻(矶)口。”

注2：船艄即伸出舷外的甲板。船舶增艄，可以在原有尺度条件下扩大甲板作业面，相对减轻船舶航行中的纵摇或横摇，增强其平稳性。

注3：安装在船尾的舵，用于控制船尾在水中的位置和方向，有些船还进一步形成了船尾的舵楼，也就是驾驶舱室。这是中国人的独创，西方只用两只舵浆控制航向，直到1200年前后，尼德兰地区的船工才制造出艉舵。事实上，直到明朝初期，中国远洋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于西方，直到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明朝政府才由于内部的权力争斗，宣布停止了一切远洋航行，郑和的航海档案资料、宝船图纸，也都被烧毁；那些规模浩大的宝船，也被明朝同时销毁。此后西方的航海技术才渐渐赶超了中国。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霍布森在其著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也指出：“中国人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航海者，他们拥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比较的结果是让人窘迫的。当西方最终赶上他们的时候，也仅仅是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改良了他们的发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在能想到的每个方面，欧洲人使用的船只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甚至晚至1800年。”

注4：《三国志·吴志·吴主五子传》引《吴书》曰：“（孙）和之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樯。”帆樯也就是挂帆的桅杆，上面竟然能筑鸟巢，应不会太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更有“大樯一枚长七丈”的记载，七丈合今16.75米，足见其高耸，故古人有“云帆”之谓。李约瑟说：“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

注5：重板技术，就是用无数块板材拼装船身的技术。这种木船结构，木板交错重叠，可以大大的加高加大加固船体。

注6：《太平御览》卷771引万震《南洲异物志》：“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牍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注7：《太平御览》卷771引康泰（孙权中郎，曾受命出使扶南即今柬埔寨）《吴时外国传》：“从迦那调州（今缅甸西南沿岸）乘大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服虔《通俗文》：“吴船曰艑，晋船曰舶，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

注8：见《孙子兵法·九地篇》“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为圯地。圯地则行。”

注9：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注10：见《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汉献帝》对此亦有精彩评论：“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爇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

注11：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注12：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

注13：所谓湖陆风，即与大湖相邻地区的一种气候现象。由于白天太阳照射和夜间冷却的温差问题，白天风从湖面向陆地方向吹，晚上风向湖面方向吹，这被称为“出湖风”和“进湖风”。湖面越大、晴天连续的时间越长（日照时间越长），湖陆风现象就越明显。而赤壁的西面便是一个巨大的云梦泽、以及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等诸多中小湖泊，所以到了晚上，进湖的东风更烈。

注14：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及《三国志武帝纪》“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