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8岁的朱安和25岁的鲁迅由母亲做主结为夫妇，之后鲁迅离家奔赴前程。朱安照顾着婆婆，与鲁迅做了一辈子挂名夫妻，一世孤寂。鲁迅成名后称朱安为“我母亲的太太”。

反叛一切的师生恋

1918年，没落官僚家庭出身的许广平19岁，她来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认识了老师鲁迅，他们相差十七岁，许广平1919参加“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随着和支持学生的鲁迅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两人从师生变成了恋人。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周围人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得十分了得。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许广平自愿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与鲁迅同居。

鲁迅和许广平生有一子周海婴。（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常言道“鞋子跟不跟脚只有自己知道”。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在旁人眼里也是千姿百态。经常出入鲁迅和许广平家中的女作家萧红，认为鲁迅并不爱许广平，她的日子一点都不幸福。萧红还将鲁迅和许广平的日常生活都写进了书里：

“她终日忙得脚不着地，也没时间打理自己，她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钮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她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在萧红的笔下，鲁迅是不爱许广平的，不但给不了她妻子的名分，还让她一个才女每日忙得像个老妈子，鲁迅收入不菲，却不同意雇厨师做饭，他觉得太贵，非要许广平来做，还要单独给他送上楼来，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他自己买书买画上，而许广平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诞生。

1936年，鲁迅在弥留之际，紧握着许广平的手说，“忘记我，过自己的生活！”

“鲁迅夫人”加入中共

1967年中共发布的鲁迅邮票，颇具文革特色。（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开始整理鲁迅的手稿、遗作。早在1946年，许广平就受到中共资助，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秘密北上，会见了中共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

1949年9月她被任命为“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0月当上“政务院副秘书长”。那以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中共有关部门。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1959年10月,许完成了将近10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1年6月6日，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批，许广平正式加入中共。

一个“丈夫”去世30年的人，先是执政党统一战线内的骨干人士，后成为执政党的高官⋯⋯中共给了许广平这些，她的颂歌唱的也与主流政治高度一致。许广平如何评价鲁迅？许广平于1966年发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说，毛主席是“最了解鲁迅的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有一句是：“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

许广平在文中还说：“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其实，毛泽东此前说，“鲁迅要是活到现在不是闭嘴就是坐牢”。许广平想必也是听说了。许广平的“成熟老练”就在于此。她亲睹50年代中共对知识份子的严酷思想和肉体的压迫，又做了多年体制内高官，自然明白背离意识形态者亡。她将鲁迅说成“无限热爱毛泽东”，或许是为了保护他的作品。当时的许广平怎么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周海婴回忆“文革”中的母亲

文革中许广平担惊受怕，时常心绞痛。（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周海婴在回忆录中说，在“文革”中，许广平得知一些熟人家里遭到抄、砸，她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也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和海婴商量怎样避免红卫兵闯进家来造反。

“按当时的风气，惟一的办法就是高挂、多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因此一时间，我们家里的镜框都覆盖了毛主席语录，家里的‘四旧’属于我的不少，为了避免讲不清惹来祸害，遂将我日常摆弄的那些无线电零件、电子管、外国古典音乐唱片统统交给我的大孩子去砸。叮叮当当敲了半天，统统砸成碎片才罢休。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小人书、连环画册和外国童话故事书，全卖给了废品站，为此他们伤心了好几天。院子里原来种着好些耐寒花木也统统挖掉，改种向日葵、玉米和蓖麻。每逢母亲要外出，我们怕她年老遗忘，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戴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有责任做的检验工序。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这惶惶不安的日子里，许广平心绞痛频频发作。然而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北京医院，处于某种势力的压力下，将她的医疗关系，跟领导干部和所谓“资反分子”一道驱逐了。她的医卡被转到设备较差药品供应又不多的北大医院。

许广平之死

文革时期各地一片打砸抢。（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心脏病突发，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去世。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对许广平的死，报纸仅发一则简短的消息而已。对于诱发心脏病的背景，当时的报纸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多作报道。实际原因是许广平受了很大的刺激，抢救又被延误。而这一切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很令人唏嘘。

文革时期全国一片打砸抢，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通过北京市委、市文化局的批准，将1054封鲁迅书信手稿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转移到文化部档案室保藏。

1968年1月，戚本禹私自从文化部取走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不到两个月红得发紫的戚本禹又锒铛入狱了，鲁迅手稿不知落入何处。当时馆里的领导也“靠边站”了。消息传到许广平那里，她很着急，便设法出面，向中央文革请示，也要向中央报告。鲁迅博物馆的群众遵照许广平的意见，集体写了联名信，直送中南海西门“文革接待站”，结果石沉大海。

3月3日一早，许广平给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朋友董秋斯、凌山打电话，说她马上要来看他们，董秋斯夫妇马上猜想到70高龄的患有冠心病的许广平，冒着被疑“黑串联”的风险上门，一定有重要事。9点钟，许广平由海婴和孙儿周令飞陪同，祖孙三代到了董秋斯家。许广平便取出一封向中共中央举报戚本禹盗窃鲁迅书信手稿的信。

不料就在那时，悲剧发生了。许广平想到大批鲁迅书稿下落不明，悲从中来，一激动，心脏病急性发作。海婴见状，匆匆将许广平送往北京医院。当时的医疗系统已全被破坏，处于瘫痪状态。尽管许广平是全国人大常委，她的病历病卡被转到别处，被北京医院拒收。等海婴费尽了口舌，办妥手续，再行抢救，为时已晚⋯⋯许广平终年70岁，那封举报信成了她的遗书。

许广平去世后，“中央文革”召开碰头会，提审戚本禹，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被江青藏在她的私人保密室里。江青那么热爱鲁迅文学作品吗？非也。江青知道鲁迅书信手稿中有涉及她30年代的丑闻，那是绝对不可泄漏的重大机密，所以窃为己有私藏。“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夫”？江青假惺惺地做悲痛状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知道内情的人都心里明镜似的：何谈保护？谋害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