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半岛的视角来看，俄国无疑处于区域之外。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俄国认同亚洲是留给俄国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唯一地盘，并逐渐形成了向亚洲扩张的远东政策，导致其高度关注朝鲜半岛等远东事务，强势成为“局中”势力，一再介入半岛的事务之中，并最终在冷战期间促成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分野。对此，学界已有论及，但多聚焦于冷战背景下苏联之于朝鲜半岛分裂的责任，缺乏以非冷战史或整体史视角对俄国在冷战爆发前对于半岛事务的介入及相关影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不同时期俄国行为的连续性，也时常被人为划定的时代分期所切断，导致既无法还原朝鲜半岛分裂格局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完整轨迹，也不能充分挖掘俄国持续干预半岛事务的深层动因。也有研究基于远东政策的框架与日俄争夺的视角，将俄国的政治影响限定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一带，无法充分反映俄国行为与东亚变局之间的耦合关系。而探索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即冷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俄国围绕朝鲜半岛的相关活动，是深入理解朝鲜半岛问题与东亚变局的关键。

一、俄国对于朝鲜半岛的争夺与“三九线”的提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清朝同朝鲜宗藩关系的剥离及传统东亚秩序的解体，日俄两国开启了围绕朝鲜半岛的谈判与争夺。甲午战争结束之初，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居于日本之上。为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日本主动谋求与俄国交涉。俄国对于朝鲜半岛的独占企图得以凸显。

但在随后的会谈中，俄国又重新将其列入谈判内容，并以秘密条款的形式写入《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作为法律文件，《议定书》既是日俄两国围绕朝鲜半岛初步博弈的结果，也是“列强就分割朝鲜半岛达成协议的第一份文件”。文件的公开规定中提出：以“京城”（今韩国首尔）为界，划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电讯线路架设和管辖范围。“京城”位于北纬３８度线附近，说明彼时日俄已经形成以“三八线”为界分区管制朝鲜半岛的规划。此外，无论在《议定书》的公开规定还是秘密条款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达朝鲜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但也没有明确划定日俄在朝鲜半岛军事缓冲区的分割界线，只是假借“共同保护”之名，赋予日俄在朝鲜进行通信管制、财政干涉、驻兵自由等权力。基于彼时日俄在朝的力量对比，俄国虽然政治优势明显，但经济渗透长期不如日本，而且朝鲜动荡的政局并不利于其政治优势的维系。同时，俄国难以应对来自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在半岛有所冀求或忌惮俄国强大的列强的打压与围堵。因此，纵使出于航行自由、海军战略考量以及对朝鲜半岛南部釜山、马山浦等天然良港的觊觎之心欲独占朝鲜，俄国也不得不谨慎行事。而这份文件不仅有助于俄国弥补自身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劣势，也有望为其在维护“朝鲜的独立与完整”的旗号下独占朝鲜半岛留出可操作空间。整体来看，《议定书》是日俄在均势对抗下，为防止矛盾激化而暂时选择战略妥协的阶段性博弈产物，看似有助于维系半岛的和平与完整，但内含的不稳定因素显而易见。这些不稳定因素虽未直接造成朝鲜半岛的分裂，却在无形中强化了分割半岛的政治想象。

１９００年，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运动占领中国东北，同时，日俄围绕朝鲜半岛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俄国驻日公使伊兹沃尔斯基向日本政府传达了“朝鲜中立化”的想法，即由列强共同介入朝鲜事务，以此维持朝鲜不被日本等一方独占的中立状态。该提议直接损害了日、英等国在朝鲜半岛的切实利益，致使英俄矛盾与日俄矛盾同步激化，间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建立。加上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日俄争夺局面发生翻转。俄国在东亚竞赛中陷入被动地位，在朝鲜半岛的势力空间相应受到挤压，因而被迫调整远东政策，开始主动谋求与日本分割朝鲜。该阶段日俄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与中国东北权益的分配紧密相关。

在别佐布拉佐夫等强硬派执政官的影响下，调整后的远东政策“新方针”旨在将中国东北变成俄国独占范围，在此基础上假借维护俄国在中国东北军事利益的名义染指朝鲜，并极力争取“将北朝鲜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攫取直至汉城和元山的朝鲜铁路修筑权，即将我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朝鲜中部”。这里汉城和元山所在的“朝鲜中部”位于北纬３８度线一带，这是彼时俄国预期在朝鲜半岛奋力争取的上限范围。这一动向引起了日本的高度重视。

１９０３年８月，日本在向俄国递交的和谈提案中提出“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工商业发展机会均等”，并希望“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经营方面的特殊权益”。此时日本不仅想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限定在铁路上，留出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渗透缺口，同时还要将朝鲜半岛完全隔绝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该提议严重触及了俄国远东利益，但俄国并未就此放弃同日本的交涉。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甚至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曾有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对日争端，即放弃侵占朝鲜，日俄双方在利益划分总体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满鲜”的完全互换。但新晋的沙皇近臣别佐布拉佐夫和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则主张俄国在对朝事务上应积极介入。于是同年１０月，在阿列克塞耶夫的主导下，俄国在回复内容的第六条中提出“互相约定把位于北纬３９度线以北的朝鲜领土当作中立地区，缔约双方不得开入军队”，即希望通过在朝鲜半岛建立“中立地带”的方式，将日本的势力范围限定在半岛南部，但顾忌日本及其他列强的围堵打压，所以即使在强硬派官员的争取下，俄国也不得不放弃“三八线”方案，退而提出“三九线”范围，这也是俄国能够接受的底线范围。即使后来日本坚持要求将日俄之间的中立地带北移至“满鲜”边境，俄国也并未修改。最终，日俄因难以达成共识而爆发战争，并在战后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几乎将包含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内的既得东亚权益尽数让与日本。

这一时期俄国对于朝鲜半岛的争夺，经历了自强势拓展到被动争取的过程，其在朝鲜半岛的预期势力范围大体在北纬３８度线与北纬３９度线之间推拉。其间，俄国试图把中国东北问题和朝鲜问题分开处理，以兼得“满鲜”，这也招致在该区域同有所求的列强的共同忌惮与合力打击。此外，无论日俄在这一时期达成了何种划分协议，都属于缓和彼此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临时解决方案，只是缓兵之计，而非终极目标，这是日俄围绕半岛分割一事无法从提案落到现实的主要原因。但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却强化了以纬度线分割朝鲜半岛的意识和认知。尤其在谈判末期，俄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奋力争夺以及对“三九线”中立方案的提出，既是其国内强硬主战派与保守主和派之间较量的结果，也是俄国与日本等国推拉博弈的产物。在这种内、外双线角力下，原本仅具备地理意义的纬度线，在二战之前就被赋予了作为政治分野的身份外延。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退让与“三八线”划定

二战时期美苏围绕朝鲜半岛的博弈，与１９世纪末的日俄争夺相似。不过，在区域诉求与安全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苏联无意独占朝鲜半岛，而是期望通过势力退让与利益置换的方式，实现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在此背景下，作为军事与势力分野的“三八线”划定。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５年，英、美、苏、中等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战后托管问题多次进行商议。斯大林基本认同各国的建议，但在争取缩短对于朝鲜半岛托管期限的同时，强调苏联必须居于主导地位。苏联的现实考量在于，东西方势力分布均衡的多国短期托管方案，既不会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与稳定，又不妨碍其基于地缘便利对朝鲜半岛施加影响。虽然该方案容易引来西方托管国的诸多牵制，但也有助于阻断美国独占朝鲜半岛的可能，扼杀来自朝鲜方面的安全威胁，使苏联冲破西方国家布局在东亚的遏制和围堵，为自身势力进入朝鲜半岛进行前期铺垫。但苏联无意于独占半岛，所以在苏军火速登陆朝鲜半岛又恰逢日本突然投降的有利时机时，苏联期望通过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让出，与美国置换其对日本部分岛屿的占领。

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曾谋求与美国共同参与到在日本本土作战，但被美国拒绝。不久，日本投降，为防止已经登陆朝鲜的苏军单独控制半岛，杜鲁门于８月１５日紧急致电斯大林，建议以北纬３８度线作为美苏军队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１６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基本不反对”。苏联在率先登陆朝鲜半岛的情况下，仍然迅速给出了肯定回应，以此希望减少同美国交涉的阻力。随即苏联方面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分别是将千岛群岛与北海道岛北部地区纳入苏联受降范围。但美国拒绝将日本北海道岛划入苏联受降区。随后，在未正式做出进一步回应前，斯大林先是以北海道位于北纬３８度线以北为借口，命令苏联陆、海军队进入日本北海道，同时苏联驻日本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展开交涉，表示无论美国同意与否，苏军都会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即表示，若无其本人许可，无论何人登上北海道，都会立即逮捕。迫于形势，苏联于８月２２日复电美国表示遗憾，意即苏联在已经同意了美苏以“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提议的情况下，又接受了美国对其介入日本诉求的回绝。

“三八线”作为美苏博弈的产物，看似利益均分，实则苏联让步更多。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低估了日本之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也误判了美国对于日本和朝鲜在战略部署上的主次顺位。不同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将中国视作东亚重心的战略安排，上任之初的杜鲁门将目光转移至日本，并且重视对日本的排他性控制，意图构建以日本为支点的美国东亚遏制新体系。因此，杜鲁门在处理对日受降问题时，即使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朝鲜半岛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杜鲁门仍坚持抢先登陆日本，随后处理朝鲜问题。受此影响，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预测对日作战结束日期时，甚至指出要避免使用“战争结束”这一表达，因为不希望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和渗透随着战争结束而自动失效。可见，一方面日本处在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核心位置，美国势必不会允许他国介入；另一方面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要解决的第一要务是日本，其次才是朝鲜半岛。对于彼时的美国而言，日本已经并非可以让步的共占区域。但无论对于苏联还是美国来说，朝鲜半岛都是用来换取更高利益诉求的博弈筹码。苏联欲通过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退让与美国置换其在日本的势力进驻，而美国则试图凭借朝鲜半岛阻止苏联对日本的任何插手，进而遏制其在东亚的扩张。如此来看，美苏双方的东亚布局，一则基本指向了苏联在日本所求无果的博弈败势，二则确定指向了朝鲜半岛的分裂结局。因此，朝鲜半岛“三八线”的划定，蕴含着平衡美苏博弈与切割朝鲜半岛的双重含义。

三、俄国干预朝鲜半岛事务的动因及其与半岛分裂的关联

（一）俄国远东谋划的战略定位

俄国长期将朝鲜半岛视为仅次于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这一定位持续影响俄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从根本上使俄国的干预行为呈现历史延续性。近代以来，已有中国学者意识到，“俄不有事于天下则已，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与朝鲜当其冲。”并指出，“俄人将辟铁路至海参崴，其志在朝鲜及东三省”。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始终是俄国在远东的重要利益区块，而中国东北在俄国远东谋划中占据首要地位、朝鲜半岛退居其后亦是历史事实。在帝国主义激烈竞争及国际形势剧烈变化之际，俄国由领土兼并转向经济渗透，筹划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若铁路建成，将助力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综合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进而引发世界性的政治格局变动。而俄国政府预计将“西伯利亚铁路一段长达二千多俄里的路线穿过满洲全境”，于是“满洲问题在１８５９年已完全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出现，并且占据了首要的和最急切的地位。”即使在俄国同日本处于剑拔弩张之际，沙皇亦表示：“同日本开战决非所愿，我们必须尽力维持满洲的安宁。”日俄战争失败后，虽然俄国的势力范围大幅收缩，但仍然争取到了对于中国东北北部，包含中东铁路的管辖权。二战期间，凭借军事实力，苏联多次以在中国东北获得特权作为对日宣战条件，同美国、中国交涉，如在旅顺港建立海军基地，谋求大连港国际化以及对该地区铁路进行全线管控等。所以，从沙俄统治至苏联时期，中国东北始终在俄国远东谋划中占据首要地位。

关于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有学者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俄国不会放弃向朝鲜半岛的扩张，该观点具备一定合理性。自朝鲜“开国”后，其在俄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随之攀升，成为维护俄国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和战略缓冲区，“没有朝鲜，俄国就不敢保证其必能守住它在西伯利亚已经获得的一切，更谈不上渗入满洲了。”所以俄国不会轻易放弃朝鲜半岛这一战略要地，但原因并非仅仅取决于对半岛本身的地缘考量，而是由俄国同中、朝双边接壤的地缘特点决定的。此外，即使朝鲜半岛具备毗邻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优势，但其三面环海的漫长海岸线及相应产生的防卫成本，也会成为牵制俄国东亚扩张的负担因素。

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同日本的争夺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俄国保守派领导人对于“满鲜交换”的赞成态度，还是强硬派执政者竭力“保满争鲜”的争取行为，都能说明俄国远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侵占中国东北，在此基础上谋求兼得朝鲜半岛。如果二者无法共有，则在保全中国东北的基础上，尽量扩展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必要时也可以舍弃朝鲜半岛，以保证其在中国东北权益的完整。这一目标贯穿了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中叶俄国处理远东事务始末，所以俄国的继承者苏联才会借二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东北亚卷土重来。区别在于，苏联军事实力得到凸显之际，其对朝鲜半岛作为“抵押品”的让步空间却比从前有了明显提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１６日苏联对于“三八线划定案”迅速接受这两件事的相继发生即是明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苏联复得了自１９世纪末以来梦寐以求的东北特权，仅隔一日，苏联便接受了“三八线”划分方案，这不仅印证了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在俄国远东谋划中长久未变的主次定位，也进一步证实了长期稳定的区域诉求影响着俄国对朝鲜半岛等东亚事务主动、持续地介入，而结果直指朝鲜半岛的分裂。

（二）日俄恩怨的持续影响

“历史———历史记忆对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思考发挥着关键的、多方面的作用。”日俄之间的历史纠葛是催生二战时期苏联远东争夺的关键动因。表面上对日宣战是应美国之请，但无论从苏联本身的参战意愿还是战后反应中，都体现了其被过往历史记忆点燃的民族情绪。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斯大林同美国国务卿赫尔交谈时，将日本视作“远东的敌人”，并表示要将其打败；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指出“应恢复１９０４年在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下所侵犯的俄国权益”；１９４５年９月，斯大林在对日作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演说中，明确表示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俄国人心中的“污点”记忆；随后，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悼念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俄国军人时，也表达了国仇得报的民族情绪。而美国洞悉并充分利用了苏联的民族情绪，在促成对方获取东北特权后，趁机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划归自己控制。

这段历史记忆之所以能成为俄国人的痛点，一方面在于，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俄国包含远东地区在内的对外扩张计划全线破产的转折。俄国于１９世纪开启的远东角逐，是其在欧洲、中亚、近东等西南方向扩张之路大面积受阻，进而丧失欧洲霸主地位后的补救性战略调整。虽然自１８５６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曾在中亚再度壮大势力范围，但１８７８年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在欧洲深陷被敌对、孤立的境地，久难破局。１８８８年，随着“巴尔干重要支点”保加利亚脱离俄国加入奥地利，俄国的西进之路更加艰难。曹廷杰曾指出：沙俄“欲争雄海上，北限冰洋，西被各国禁阻，始决意东图”。王韬亦有言，“俄图欧洲难，而图亚洲易”，“其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在此背景下，剑指远东成为俄国对外扩张处于末期的奋力一搏。正因如此，对日战争的失败不仅激化了俄国国内矛盾，更使俄国的国际地位遭至强烈冲击。虽然远东外交失败后，俄国可以集中精力应对西线事务，但因地位、实力严重下滑，导致败绩不断，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进入国力恢复期。所以，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俄国远东政策的破产，也成为俄国对外扩张计划全线崩溃的拐点。

另一方面，俄国对日本的失败是传统陆地大国对新兴海洋岛国、将既得利益拱手让人和欲求利益争夺未遂的重大失败。时人在分析世界大势时，多将俄国视作欧美列强难以抗衡的强势存在，“夫欧洲各大国今尚强盛，已虑不足抗俄，诚以俄地形利便，略如战国之秦。”“窃以今日战国之势，观诸昔日战国之势，则今日之强俄，犹古之强秦也，古之并六国惟强秦，窃恐今日并四国者即在强俄也。”因此，当俄国失败于日本，巨大的落差感强化了俄国的“国耻情结”。然而，回顾俄国对外扩张史可知，“俄国曾被蒙古人蹂躏，但后来疆域扩张到了亚洲最遥远的地方；它被拿破仑挫败，却攻占了巴黎，并领头复辟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它遭受希特勒魔爪的摧毁，却把苏联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这种取得最终胜利的格局给一代代的统治者灌输了一个信念，即俄罗斯通常会被历史所眷顾，尽管在过程中它必须禁受巨大的煎熬。”知耻而后勇，俄国在历史上的胜败过往，使其正视战败于日本的事实同时，也激发了其东进的信念，最终成为俄国对朝鲜半岛等远东事务持续干预、发挥影响的重要内驱力。

（三）源自地理因素的政治文化牵制

自１８世纪中期起，广袤的国土催生了俄国大国身份的自我认同，进而逐步转化为战略性权力感、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心态，以及欧亚兼顾欲望。然而，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版图意味着“俄罗斯人民不得不掌握过于辽阔的国土”。但现实是俄国尚不具备与其广阔疆域相适配的内化、平衡与驾驭能力，以解决相伴出现的政治角力、宗教对立、文化碰撞、军事冲突等系列反应。东西方文明在俄国本土发生碰撞后，不仅难以融通，甚至互相对立，于是试图兼顾东西的俄国最终成为既有别于亚洲，也难被欧洲接受的独特存在。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俄国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其“灵魂的矛盾性为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它内部的东西方因素的冲突和敌视所决定”。这与波波·罗的观点相近，即俄国的矛盾性主要由缺乏内部共识所致。所以，俄罗斯思想里的东西之争、善恶之分困扰着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有着矛盾和犹豫的特性，不知该左顾还是右盼，只好寄希望于东西兼顾”。这种矛盾性格也反映在俄国处理朝鲜半岛事务的过程中，如在同日本争夺占得有利时机时，俄国并未充分将其在朝鲜半岛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实际权益。但在丧失先机后，出于对“满鲜”的兼得欲望，俄国仍然对朝鲜半岛进行着被动争取，结果不仅使远东利益尽失，也强化了分割朝鲜半岛的政治意识。

此外，俄国发源于东欧平原，中、西部地区平坦畅通的地形条件虽然适合生产生活，却也缺乏能够阻挡进攻的天然屏障，在军事上易攻难守。俄国因此在历史上反复遭受入侵。反观东部，过度扩张的劣势随着人口的减少而逐渐显现，即使东部多山地、高原等天然优良屏障，也无法弥补因人口稀少导致的后天防御不足，地广人稀使俄国东部边疆的军事压力与防御成本同时攀升。这种东、西方向各具劣势的地形条件使得俄国先天安全感缺失，忧患意识强烈，进而形成了“‘威胁认知’和‘地缘演变’为主导的安全观”。因此，若将俄国在欧洲方向长期实施的强势扩张政策视作其基于西部防御缺失，忧患于外来威胁而采取的主动进攻，那么，俄国在处理朝鲜半岛等东亚事务中呈现出来的保守、克制态度，就属于其基于东部防御有限，选择在群雄角逐下稳中求进的被动应对。受此影响，１９世纪俄国在东西方扩张进程中的兵力分配和军事投入严重不均。其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西欧等西、南方向扩张战争中的平均兵力投入是东部扩张的３０余倍，并且在中亚、远东战争中，平均每场的兵力投入不足４５００人。俄国在东扩进程中的有限军备投入，一定程度使其对于远东事务的处理更加谨慎。正因如此，俄国才选择周旋于利益攸关国之间，尽量通过非军事手段实现对于朝鲜的独占目标。

关于苏联缘何迅速接受“三八线”划分方案，根据斯大林反馈的及时性看，苏联可能从开始对提案本身就不存在原则性异议。而其对于现实利益与形势的权衡，很可能受到了缘于地理因素的忧患意识与被动民族性格的无形牵制。首先，苏联对于朝鲜半岛的让步程度已经达到令美国高层都吃惊的程度。若彼时苏联拒绝美国的“三八线”划分提议，美国或许束手无策。因为美军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短期内无法登陆朝鲜半岛南部，但美国又志在将朝鲜首都汉城纳入其势力范围，于是才尝试提出以北纬３８度线为界。而苏联在占得先机的基础上，依然迅速让步，并逐渐被带入到由美国主导的节奏中，不仅介入日本未遂，也丧失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先手优势，加速了“三八线”作为朝鲜半岛势力分割线的落实进度。因此，“三八线”的划定，并不能因为苏联的主动接受，而掩盖其本质上仍然属于苏联处于美苏博弈劣势的被动跟随结果；其次，苏联对其在亚洲战场的所得权益相对认可。苏联不仅重新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也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而半岛北部接壤俄国滨海边疆区，半岛东海岸拥有清津、罗津、元山三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另外工业发展和矿产资源较为可观，化工、钢铁、水泥、化肥等工厂也主要分布在此。更重要的是，朝鲜半岛北部不仅和中国东北陆路相通，而且同大连港、旅顺港隔海相邻。可以说，半岛北部基本满足了苏联长期以来对于朝鲜半岛的战略诉求。于是，苏联呈现出了一种保守主义外交下的认同心态。苏联对“三八线”提案做出的即时反馈，无法脱离这种内在心理倾向与客观现实诉求双向契合的共同作用；最后，就安全形势而言，美国也曾公开承认，由于英、美、中、苏等东西方国家或出于地缘政治，或出于战略考量，均在朝鲜半岛具备利益谋求，这会对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美国在二战中对核武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苏联的忧患意识，令其不得不慎重行事。所以就苏联而言，基于先天地理因素塑造出的政治文化，不仅可以转化成强势进攻型的扩张政策，也能够衍生出被动保守的外交行为，继而作用于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局势走向。

四、俄国在东亚的区域影响与朝鲜半岛问题的固化

无论基于史学研究范式或是政治理论范畴，学界在对东亚秩序的解体进行研究时，多数聚焦于日本，实则俄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甲午战争前，宗藩关系维系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核心。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华夷秩序虽然开始瓦解，却保有强大的历史惯性。有学者认为当时东亚充斥或主导于霍布斯体系文化，导致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认同，因此才通过暴力手段重建国际秩序。不过，东亚各国之间、东亚政权与西方国家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受到国际法框架下西方模式与西式规则的冲击，却无法脱离东亚区域的传统影响。俄国意识到，“中国因有较高的文化及威力，对弱邻属国自有其感召力，而此种感召力在朝鲜是万能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消融东方世界固有的历史粘性，尤其甲午战争前，清朝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及二者宗藩关系的稳定性，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的衰退而消弭。对于这种源自文明积淀而凝聚的政权关系的忌惮、限制与剥离想法，也在俄国及其他殖民者心中形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彼时俄国干预朝鲜半岛事务时，虽然不愿承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但也不能无视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于是选择以温和的方式削弱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痕迹，反复就朝鲜问题寻求与清政府协谈，即使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俄国因《俄朝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上升时期亦如此。如俄国提出，“日后如有意外难于预料之事，与朝鲜现在情形大有关系，或与俄国在朝鲜之利益有碍，致使不能不变朝鲜现在情形，中、俄两国，或由彼此政府，或由彼此驻韩大员，公共商定办法。”通过“中俄共商”朝鲜问题的方式，俄国既顾忌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身份，又将中俄身份进行对等并置，在抬高自身地位的同时，削弱中国影响。此外，俄国利用中日纷争，一边向日本施以援手，竭力支持东京内阁对抗清朝，一边答应清政府的调停请求，致力于促成中日双方通过外交方式而非军事手段达成和平协议，既确保朝鲜领土完整的“现状”不会受到战争波及，也为剥离中朝宗藩关系提供了间接助力。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崛起以及中日之间发展落差的消弭，不仅使得东亚区域的稳定性难以确保，也使东亚传统权力格局发生变动。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兼之其自古受到华夷秩序层级辐射效应的影响，因此历史上日本不止一次出现过针对中原王朝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挑战。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对华态度愈发强硬，直至兵戎相见。甲午战争的胜利，提升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性与话语权，但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直接瓦解传统东亚秩序时，还尚未完成其在区域权力结构中主导者身份的转变。至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传统陆上强国清朝、俄国后，才真正实现了称霸东亚的夙愿，并完成了东亚权力格局的区域性调整。因此，即使俄国及其他列强努力介入朝鲜事务，并借助日本力量瓦解东亚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并保持国际均势，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在利用条约体系所蕴含的西式价值规则臆造、宣传其在东亚的中心性与优越性，掌握区域统治权，构建“日本式华夷秩序”。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及其对于西方制度观念的反向利用，不仅打破了欧美列强试图构建的均势格局，也令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了在东亚原本有望获得的主导地位。整体看来，在甲午战争前后，出于对清朝与日本的忌惮，西方国家对于东亚事务的干预结果不尽其意。况且传统东亚秩序本身蕴含了容易引发解体的内因，如“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这在欧法东渐之前已有所显露。所以，无论是俄国还是其他西方势力，对于东亚秩序的变迁都只是产生了助推作用。纵使东亚权力结构在俄国及其他西方殖民者的推动下发生了调整，却并未脱离区域范围，东亚事务的主导者依旧是东亚国家。与之相关，朝鲜半岛问题虽然牵涉者众，但仍属于区域问题范畴。

２０世纪中叶则不同，西方势力对于朝鲜半岛事务的主导性显著增强。欧美国家意识到日本包裹在亚细亚主义“兴亚”思想背后的军国主义侵略性与欺骗性的本质之后，在对日本实施制裁的同时，趁机对朝鲜半岛等东亚事务再行干预。从苏联的角度看，其军事实力在欧洲战场得到凸显，通过战争使其自身西部势力范围得到拓展，由此放大的地缘与版图优势，预示了伴随苏联崛起而引发的区域格局的再调整。斯大林也曾表示，军队战斗力是扩张领土、主导社会制度实行的必要条件。英、美等国对此十分警惕，密切关注苏联在东亚的动向，并加强对于苏联行为的预测和遏制。在商讨朝鲜战后托管问题时，美国有意把苏联排除在托管国之外。丘吉尔也曾拒绝斯大林对于朝鲜托管问题展开讨论的建议。可以说苏联对于美国提出“三八线”划分方案产生了关键激励。总体而言，美、苏等国围绕朝鲜半岛从“有意搁置”到“强行处置”的博弈始末，预示了二者基于国家力量相当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对抗，促使东亚格局由日本掌握区域话语权转变为由西方国家主导东亚事务，形成由内而外、自东向西的超越区域的权力转移。当区域问题受到众多来自区域外的势力干预、甚至主导时，便开始向国际问题演变。朝鲜半岛问题随之溢出其本身所在的区域范围，从而具有更为鲜明的国际性，半岛分裂因此成为势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