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符号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但是究竟哪里是真正的楚地，在中国历史中总有不同的诠释。比如今天的湖北别称是荆楚，而长沙岳麓书院的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似乎也将湖南与楚紧密相连。

不仅如此，当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却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以砀郡、泗川郡、琅琊郡、东海郡等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今天江苏、安徽北部与河南东部）作为自己的西楚之国，而当年的太史公司马迁也将春申君故城所在的扬州称为楚地。

所以，楚地究竟是哪里？

毫无疑问，楚这一地理概念是伴随着楚人而兴起的。在举世闻名的《清华简·楚居》一篇中记载，楚先君鬻（yù）熊的妻子妣（bǐ）厉生熊丽时难产而死，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埋葬，也就让“楚”这一植物成为楚人先祖部族的代号。随着楚人从最初的丹阳五十里之地向江汉平原推进，“楚地”在春秋时期正式成为今天湖北省长江以北广大区域的统一称号。

到了战国初年，晋国三分让楚国在中原失去了最大的敌手，楚人的兵锋不断向江汉平原四周扩展，据《淮南子》卷十五记载：

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

楚人在战国副本的开局阶段就向南拿下了湖南的核心湘沅流域，向西一度深入川东盆地，向东向北拿下了今天河南中南部的颍水、汝水流域以及淮河下游今安徽与江苏北部的大片土地，并在公元前306年大败越国，“杀越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从而将今天长江以南的吴越之地也收入囊中，甚至一度灭亡了周公后裔的鲁国，将势力延伸到今天泰山以南的山东地区。

至此，西从三峡向东以至于东海，南起五岭向北以至于颍水、泗水，楚国成为整个战国时代南方地区的霸主，占领了基本囊括了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与浙江六大省份的全部领地，同时也占据了包括河南、山东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其辖境之内的所有居民皆为楚人，真可谓声势滔天。也为后世南方各地都留下楚地的印记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汉更迭的时代，出身泗水郡（后称沛郡，辖境在今天江苏与安徽北部）的两位楚人——刘邦与项羽，在大秦的残躯上逐鹿天下，其中作为楚将后裔的项羽更是建立著名的西楚之国，囊括了砀、东、陈、薛、泗川（水）、琅琊、东海等九郡之地，其统治核心便是在今天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的区域，因为长江在此处为东北西南走向，所以也称这一区域为西楚。

到了太史公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时代，楚地的概念依旧广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

即今天湖北省长江以北、河南中东部以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总称为西楚，江苏中南部与浙江北部等长三角一带为东楚，长江以南的江西与湖南等地为南楚。“三楚”的分野在汉代初年可谓社会共识，一直成为区别各地民风、物产等社会环境的代称，足以证明楚之影响巨大。

楚地的回缩：从楚天到湖广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带来的人口迁徙让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地区逐渐富庶起来。孙氏家族在江东地区，即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和江西一带，建立了东吴政权，开启了六朝时期，逐渐以三吴都会自居，最早脱离楚地的范畴。

不过当时的西楚依旧保持了剽勇轻悍的民风，以徐州为核心的两淮一带（长江以西）孕育了著名的楚子武将集团，这一地区因为地处南北朝对峙的前线，当地多流民武装，因而多以坞堡自卫，且久经战阵，是南朝江淮防线的重要凭借，曾经缔造了南北朝历史上的传奇部队——北府军，这支军队的主要将领便是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平安高衡、东平刘轨、晋陵孙无终等一批来自西楚之地的人。《宋书·殷孝祖传》有言：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

这里的伧楚，是指由殷孝祖带领的徐州、兖州一带的精锐士兵。

北朝的《魏书》同样将南朝几位著名开国皇帝记载为楚人，如桓玄为“谯国龙亢楚”，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与南梁开国皇帝萧衍皆为“晋陵武进楚”（实际祖籍为东海郡兰陵县），宋开国皇帝刘裕祖籍则直接是西楚的核心彭城郡。以此来看，整个南朝时期的武力核心与大部分开国皇帝均直接来自于西楚之地的楚子集团，可谓武力强宗。

不过，随着南朝力量的不断衰微，南北局势不断更易，侯景之乱后，南朝元气大伤，两淮一带尽入东魏之手，作为武力巅峰代表的楚人集团逐渐与南朝士大夫一般“骨脆肤柔”，不再以善战者著称，取而代之的则是著名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雄霸隋唐两朝，唯一能与之睥睨的便是关东的高门士族集团，曾经以武力卓绝显于当时的西楚之地被逐渐边缘化，楚之名号也逐渐淡出了两淮上下。

于是，至隋唐以后，楚地逐渐收缩为湖南湖北为核心的荆湖地区。从地图上看，湖南湖北两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天然地理屏障，两省组成的区域恰好都属于东西邻山，中央为河流冲积平原的地形。这种相互贯通的地形将江汉平原与湘江沿岸平原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两湖地区的核心经济区域，也让楚地的名号从春秋战国之时就在两湖之地扎根千年而历久弥坚。

两楚分家：湘与鄂的辗转

唐宋时期，以湘、资、沅、澧四水为核心的今湖南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让整个北方再次遭到流血漂橹的战争洗礼，亲历战争的李白，就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来形容这次变乱所带来的人口迁徙。当时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南遵循交通线开发而渐兴，北人南下者到达湖北石首、东抵浔阳，若不东行，而西入湖南，循湘江穿越湖南进入岭南。处在交通要道上的今湖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移民人口，于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几年后（764），唐朝便单独设立湖南观察使，以潭州（今长沙）为治所，可谓“湖南”之名自此始。

与此同时，水土带来的分野也让广大的楚地开始出现了不曾有过的地理界线。由于地势升降原因形成的青草湖（洞庭湖的前身）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成为除长江之外楚地南北分界的自然地理标识。至北宋时期，随着水域扩展，使原来在汉晋时期彼此支离的洞庭、青草、赤沙3个湖泊在高水位时得以连成汪洋一片。形容湖水波澜壮阔的“八百里洞庭”一词第一次在诗文典籍中出现：

尝闻洞庭湖，秋至清皎洁。往来八百里，长风驾明月。（北宋·吕本中）

也正是在北宋时期，以洞庭湖为界线的荆湖北路与荆湖南路的行政区划分离也随之出现。不过，由于宋代的路一级区划并非实际具有独立管辖权的高级别行政单位，所以洞庭南北的荆湖楚地在本质上联结依旧紧密。

到了元代，粗线条的行政区划分野成为主流。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统治者取得了襄樊战役的最终胜利，江汉平原门户大开，于是置宋荆湖为军前行省，因拟取鄂州（今湖北省）而别称鄂州行省，三年之后，随着南宋的全面崩溃，元朝统治者继续深入，置湖广行省于潭州路，随后将鄂州行省并入湖广行省，最后迁治所于鄂州。 

当时湖广行省的管辖范围为今湖北、湖南、广西和广东、贵州的一部分，是当时最大的行省。之所以将鄂州作为当时最大行省的治所，则是源于当时长江流域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化，曾经作为荆襄首府的江陵城（湖北荆州）在隋唐以后逐渐没落，荆江河段不断增加的水文灾害也让这一地区逐渐成为防洪行洪的危险区域，而反观当时的鄂州，不仅位置靠近下游河道相对平直利于航运，更因为汉水与长江干支流交汇的先天优势而拥有了日益庞大的经济价值，因而逐渐成为长江中游的首府。

在当时的湖北，与鄂州行省和湖广行省一并诞生的，还有她们的简称“鄂省”，不仅见于官方文书，而且在民间书信和诗歌创作上开始普遍使用，从而为湖北留下了“鄂”的伏笔，但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湖南湖北仍为楚人一家的核心本质。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部分继承了元的行省名号，设立了15个“布政使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即当时的2京13省），其中设立的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也简称“湖广行省”，治所武昌（今武汉），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下辖16个府（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辰州府、德安府、岳州府、荆州府、襄阳府、宝庆府、郧阳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黎平府）。

明朝统治者还借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诗经》中国风“二南十三国”在数量上的巧合，使得内地诸省均采用周代诸侯国国名作为别称，进而以“复古”来标榜正统之义。湖广布政使司即在此时与“楚”对应，因而终明朝一世，湖广行省都以“楚省”的身份统一出现在各种官方文书中。

明初刘伯温编撰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中记载：

自房、陵、白帝而东，尽汉之南郡、江夏，东达庐江南部，滨彭蠡之西，得长沙、武陵，又逾南纪，尽郁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达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

此时的湖广行省面积较大，但是依旧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共融于楚省之中。

然而，经济领域方面湖广的快速崛起，让这个横跨洞庭湖南北的巨大省份显得过于庞大。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而后到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而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长沙府的人口达50.9万人，这在农耕时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人口数字，同时也表明了湖广行省分家管理的必然性。

湖南湖北在行政区划领域正式分家始于清朝初年。康熙三年（1664），偏沅巡抚（后称湖南巡抚）和湖广右布政使（后称湖南布政使）移驻长沙，与驻武昌的湖广巡抚和湖广左布政使划分辖区，这标志着湖广两省的行政正式分离。而这一分离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当时康熙登基后云南王吴三桂的日益骄横跋扈，当时的吴三桂以擒杀桂王功，晋爵亲王，开藩设府，坐镇云南的同时又兼辖贵州，直接毗邻当时的湖广行省。于是，清廷选择将湖广行省的军政功能拆解南下至毗邻贵州的湖南，形成可以快速机动反应的灵活行政力量。

三藩之乱平定后，湘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大规模开展，本就作为抚育苗疆而产生的偏沅巡抚在清代有了更为清晰的目标职能，于是，在政治军事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下，湖南地区的军政职能也更为独立。

虽然湖北、湖南分家，但是长期的历史渊源让两者在分家以后的上百年间依旧共用 “楚省”作为自己的简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相对具有地方历史文化含义的别称“湘”“鄂”也渐渐兴起，但依旧都挂着“楚”这一前缀。湖北就被称为“楚鄂”，如乾隆年间湖北人崔应阶在山东做巡抚，作《黄冈二石桥记》和《重修五龙潭神祠记》，均自署“巡抚楚鄂崔某”。同样地，湖南亦有“楚湘”的说法，比如道光年间的湖南官员瞿中溶曾“官楚湘藩幕，适开湖南通志局”。

鄂与湘两省真正从楚之名号分离而出，则是近代以来的变迁。咸丰四年（1854）四月庚午，咸丰帝在《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藩奏剿办崇阳通城贼匪续获胜仗一折》中，手谕云：

江北贼情猖獗，鄂省情形万分紧急。曾国藩务当统筹全局……以期与鄂省会合进攻。

这是第一次将湖北省直接以鄂省形式出现在官方文书之中，也标志着湖北正式从“楚”转向“鄂”。

鄂逐渐定型为湖北别称后，楚一度成为湖南一省的别称。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就曾言自己“在楚、鄂交界地方妥筹防堵”。

不过，随着晚清时期湘军兴起，“湘”的影响力骤然提升，并随着湘军的南征北战以及湘军派系官员的不断晋升，而从军事领域不断向政治与文化等多领域拓展。从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到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力挽狂澜于清廷大厦之将倾，再到后来左宗棠带领三湘子弟收复新疆。当时的湖南人大都以“湘军”为荣，如民国时期的湖南官员张翰仪曾言：

默念吾湘自道咸以来，洪杨之役，曾左崛起，不独事功彪炳于史册，即论诗文，亦复旗帜各张，有问鼎中原之概。

除了武力的熏染之外，文气的张扬也造就了“湘”的淬炼。晚清时期，湖南维新如火如荼，陈宝箴与黄遵宪总理全局，领衔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维新派更是以湖南维新运动为核心创办《湘学新报》与商办《湘报》，讲求实学。当时的维新派也认为“中国此次改革，以湖南为先导”。

1903年，杨度所作的《湖南少年歌》最能体现当时湖南人的标新立异的心态：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在近代战争与民主政治之火的淬炼下，湖南人最终选择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湘”代替“楚”，完成了楚之名号在华夏大地上最后一舞。尽管如此，两湖地区依旧将楚作为本省的文化内核而熠熠闪光。

参考文献：

1. 湖南并非一开始就简称“湘”，原来还有这些称呼，《长沙日报网》，2018。

2.钟君：《湘学研究》总第2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3.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4.湖北省博物馆：《楚国八百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5.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