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多家外媒报道了一场“侦察战中的信息滑铁卢”。数架外军侦察机被南海某片海域的一组“舰队信号”吸引，在国际空域内迅速向目标区域飞行，却最终发现空无一物。唯一留下的，是他们自己的飞行路径——在雷达与光学侦察系统下暴露得一清二楚。

这场看似乌龙、实则精密的“钓鱼”行动，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署的一套车载电子对抗系统。这款装备最早曾在阅兵中短暂亮相，具备定向电磁干扰和模拟雷达特征信号生成能力，可在特定频段模拟包括大型舰队在内的复合目标信号。据《南方军事评论》分析，该系统具备“区域诱导能力”，其核心功能在于制造战场迷雾、扰乱敌方战术部署。

“虚拟坐标”这一战术手段虽未引发交火，但已足以在敌方指挥层中掀起战术焦虑。对电子战早有研究的战略问题专家黄志成指出：“这不是展示力量，而是精准反制。你越想看清楚，反而越被蒙住眼睛。”

而最早感受到这场“信息战寒意”的，正是马尼拉。

菲律宾焦虑：马科斯押宝外援

当侦察战进入到“真假难辨”的新阶段，菲律宾的安全神经开始绷紧。2025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在铁线礁、仁爱礁等争议区域动作频繁，多次派出海警船企图挑战中方管控。几乎每一轮摩擦背后，都能看到马科斯政府“引外援入局”的意图。

无论是与美军的“肩并肩”联合演习，还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军方高层的轮番互访，菲律宾试图构建一个由外部支撑的“安全共同体”，并将南海局势持续外溢到全球安全议题之中。这一战略模式，本质上是将主权争议议题国际化，以换取大国政治与装备支持。

然而，中国电子战系统的出现，令马科斯这一操作模型出现严重信息断裂：当外部力量无法精准获取现场情报、不能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时，对菲律宾局势的判断与应对就陷入“黑箱操作”。

菲律宾国防分析人士尤尼奥在《马尼拉标准》上撰文称：“中方制造的不确定性，使菲律宾的行动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实时侦察支持。一旦侦察能力失效，马尼拉的应变选项将急剧收缩。”

也就是说，马科斯政府引以为傲的“联防机制”，其基石正遭受中国电子封控能力的侵蚀。菲律宾军方的技术体系并未具备高强度对抗电磁战的能力，在整个南海范围内，其感知与反制能力皆处劣势。

旧舰登场：护卫舰交易背后的军备焦虑

在失去战场主动权的阴影下，马科斯政府急于“填补空白”。就在中方展示电子战能力后不久，菲律宾方面高调宣称正在加快引进日本退役“阿武隈”级护卫舰的谈判进程。

“阿武隈”级护卫舰首舰于1989年服役，设计用于反潜巡逻，排水量约2000吨，配备旧型号反潜鱼雷、单管舰炮与低频声纳。尽管在冷战末期曾是日方沿岸防卫主力，但截至2023年已被日本海自逐步淘汰，转向更现代化的“朝雾”“高波”级舰艇体系。

菲律宾为何执意接收这类“末代轻护舰”？唯一解释是——快。

“阿武隈”级虽然设备老旧，但日本已完成部分预处理，一旦协议落地即可快速转交。马科斯政府需要的是能立刻部署、立刻造势的装备，无论其作战效能几何。这与其早先接收二手美制海岸巡逻舰的操作如出一辙，核心在于“造势”而非“对抗”。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退役舰艇几乎不具备现代电子对抗能力，在面对中方新一代干扰与诱骗系统时，几乎无任何战场生存概率。菲律宾海军自身一位中校军官在匿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些舰船最多在战场边缘打信号，真要对峙，连定位都成问题。”

战术背后：信息战主导下的南海秩序重构

当前的南海博弈，早已从传统“海上争夺”转向“信息控制力较量”。中国部署电子战装备的背后，是一套更完整的“反进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正在落地。这一战略目标在于：

1. 限制对手军力投送；

2. 削弱情报侦察能力；

3. 提高其干预成本；

4. 在局部冲突中实现战略压制。

美国兰德公司2024年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曾指出，中国电子战能力的前沿部署，使得周边中小国家在情报依赖路径上更倾向于“第三方判断”，而非自身感知。这种依赖路径一旦被中方干扰，就极易造成战场误判甚至战略误导。

对菲律宾而言，这等于将本国安全完全绑定在一套“境外感知—境外判断—境外响应”的被动循环中。一旦外援国家评估南海“变数大、风险高”，选择降低军事介入等级，马尼拉将被迅速抛回孤立状态。

南海电子战，并非一场炫技展示。它击碎的，不是护卫舰甲板，而是菲律宾对“外援治国”的长期幻想。

马科斯政府通过制造对抗场景、加快旧舰引进、强化话语攻击试图维持其对外安全博弈的主动权。但信息博弈的规则早已改变：面对中方高强度干扰系统，外援不再是救命稻草，反而可能成为甩锅源头。

当日本的旧舰到港、当侦察任务变得“真假难辨”、当外军犹豫要不要飞来时，马尼拉才意识到，那些“可以随时呼叫的朋友”，也在掂量这场游戏究竟值不值得继续玩下去。

真正陷入“迷魂阵”的，并非侦察机的飞行员，而是将国家战略寄托于别人雷达之下的菲律宾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