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 2010-9-1 战友，还是“同路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及最后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的机会，重新构建被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冲跨的世界殖民体系，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中国在经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公有制在国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获得，国际垄断资本企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下端，经济发展的殖民化程度加重，这引起我们的深深忧虑和不安。这种严酷的现实，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也开辟了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四十年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示这场斗争的政治、经济内涵。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什么权力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我们要从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求索中来分析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原因，又从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原因的探究中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样做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刘少奇实质性的分歧发生于一九六0年。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也存在不少分歧，但那时的分歧是工作分歧，导致他们矛盾激化乃至关系破裂的分歧则可以追诉到一九六0年。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夏在北戴河会议上讲：“1960年下半年，1961、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1]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对形势的估计的不满已有一段时间了。这种不满既包括大区、省部级的高级干部，当然也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领导人。因为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直接引导着党内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从而达到全党对形势的基本认同。因而毛泽东这段讲话对当时党内讲黑暗的不满应该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但是这种不满具体是从什么时侯开始的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是一九六0年。我们经过研究也认为这种不满以追溯到一九六0年为宜。因为我国经济的严重困难是到一九六0年才集中表现出来的，中央对经济政策的实质性调整也是由此开始的，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也是从这个时侯逐渐产生的。此前，虽然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某些调整，进行了纠“左”，但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尚未出现，因而，人们对当时的形势从总体上还处于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形势的发展是光明一片的人的观点尚占上风。当时人们讲黑暗的很少，因而毛泽东不会说你压了我几年了，不会是指对一九六0年前的形势估计。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形势判断的分歧出现于一九六0年。
一、关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的分歧
当一九六0年严重的经济困难突然爆发的时侯，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就逐渐悲观起来，讲困难，讲黑暗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这种观点由于有严重的经济困难作为例证，因而更显得有理有据。当时处于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等领导人，实际上赞成这种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刘少奇在家乡进行了为期四十四天的调查，但他们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乃至解决困难的措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种裂痕并没有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种裂痕虽然由于毛泽东的斗争和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做了检讨而暂时得到了弥补，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其影响则是深远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由亲密战友到关系决裂的序幕。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如何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
面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认为经济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但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一九六一年起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正在好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这是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一九六0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一次话，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度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毛泽东这次话只讲了一个小时。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局面，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出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2]一九六0年十一月五日晨，毛泽东在看了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定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他还在对报告的批注中指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3]毛泽东认为，要正确认识农村的形势，要对农村形势的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全面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力争短时间内改变农村面貌，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的说：“现在这个时侯不要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弄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4]毛泽东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严重的，但出现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应该对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困难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更不能回避困难。但一九六0年后，悲观的思想占了上风，指责和抨击之风渐长，这无益于困难的解决，因而是不可取的。要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味的批评和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对困难形势的判断应和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第二次庐山会议，从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5]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听取江苏、安微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侯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了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听取河北、天津负责人汇报时说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要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6]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时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有几十条或一百条，这就有办法。”[7]由此看来，毛泽东认为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通过对经济的调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困难，刘少奇认为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经济方面面临相当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当发现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时，刘少奇更坚定地认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这是刘少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生产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8]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得也不够，布太少了；用得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9]“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分析地讲，干部才可以接受，对群众才能讲得通。只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有人还不服：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减少城市人口，还要关厂，这是怎么搞得呀？这个问题要跟同志们说通，说不通就不好。”[10]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上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11]由此我们看到刘少奇并不赞成最困难的经济形势已经过去的看法，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的这段讲话更鲜明地表现出刘少奇对七千人大会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在客观上说明刘少奇和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在七千人大会前就存在，不过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和随后采取的经济调整措施的实施才不断激化而已。
人们不仅要问：在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没有发生尖锐的争论，可在七千人大会后时隔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却批评了对经济形势的悲观估计—黑暗风，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批评黑暗风，认为经济形势正在好转，有无现实的依据？这种估计是不是想当然？当然不是。
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将对经济困难的估计作为黑暗风来批判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毛泽东认为经过政策调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是毛泽东对“黑暗风”批判的基本点。由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知，毛泽东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起，经过调查研究，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制定相关的政策，农业生产正在恢复和发展。通过和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也了解到形势在不断走向好转，因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后由于发现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认为当时主要问题是对形势的估计不足，最困难的形势尚未过去，因而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召开西楼会议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进行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形势已经过去，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形势尚未过去。这是他们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主要分歧。当然，这种分歧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就已存在，不过是在七千人大会后由于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的发现才尖锐化而已。
（2）对经济困难的认识要同鼓励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结合起来。过分地强调困难，不但无益于困难的解决，反而会消弱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会涣散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激情和士气。与其过分强调困难，倒不如在探索摆脱困难的方法上下功夫。对困难的认识要实事求是，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出现的困难，并通过历史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来。毛泽东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12]这是说克服困难的勇气。又说：“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他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他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人可以藐视困难。这说得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13]这是说克服困难的方法。毛泽东一生遇到许多困难，但他具有强烈的挑战困难的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认为，要在认识困难的基础上，在全党通过调查研究，找到解决困难的措施和办法，带领全国人民摆脱困难，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形势的估计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正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只有靠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因而必须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才能制之正确的政策。
（3）过分强调困难，有可能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实质上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独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一条是照搬苏联模式。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照搬苏联模式，这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社会主义难以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茁壮成长，而且照搬苏联模式最终也使中国难以摆脱苏联的束缚，会危胁到中国的独立和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残痛教训就是前车之鉴。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模式也同样行不通，而且会后患无穷。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也客观上说明照搬苏联模式的严重危害，有力地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既然照搬苏联模式走不通，那么就只有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就是这种探索的进一步发展。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只有一条，而不可能出现多条发展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当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要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予以总结，但这种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必然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既然照搬苏联模式行不通，那么中国就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我们不幸地看到，在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因联产承保责任制的推行而导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解体。伴随着农村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国有企业通过以股份化为标志的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毛泽东竭力避免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正在变为现实。
从后来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程看，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谈到农业恢复时间时，毛泽东插话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14]刘少奇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对国民经济的困难估计过于严重，作了检查。应该说对当时经济形势估计的不同，属于正常的认识的范围。既使将困难估计的严重一点，也是为了使经济及早摆脱困境，恢复正常，这同毛泽东说过的立足于做好最坏的准备，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相一致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客观上也是与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制定的国民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
2、经济困难的原因？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就要寻找造成困难的原因。只有发现造成困难的原因，才能制定有效措施，及时纠正错误，战胜困难，使经济走出低谷。单纯着眼于当时的经济困难，没有经过周密、细致、历史地调查，就简单地否定党的总路线，这实际上是一种庸俗化的作法。毛泽东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建设尚缺乏经验，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不论在中央会议上，还是和其它中央与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认识的曲折历程。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在必然王国阶段，要到自由王国还需要经过反复地控索和实践。他又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来予以说明。毛泽东这样讲就是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认识论的角度历史地弄清犯错误的原因，不要单纯地就困难说困难，互相埋怨指责，从对错误的反思和教训的总结中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2)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中心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有些干部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民主；有些人却借口民主和部门利益，自行其事，不顾全局，损害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处理好上级和下级，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要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调动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出现的经济困难，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的结果。就中央和上级来说，不顾客观际情况，下达的经济指标过高，不注意及时采纳地方和下级意见，民主化不够；就地方和下级来说，过分强调地方和部门利益，过分强调民主化，缺乏全局观念，不注意服从集中统一领导，因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混乱，出现严重的困难。抓住民主集中制，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处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矛盾的关健，从而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经济形势的好转。
（3）忽视调查研究。这是全党存在的普遍问题。正是调查研究的缺乏，没有正确认识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因而制定的政策脱离实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毛泽东曾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次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15]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确实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后来，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4）干部作风浮夸，瞎指挥的结果。经过详细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干部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这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又一原因。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忽视群众利益，个人主义泛滥造成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乱放“卫星”，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的政策措施难以贯彻下去。“信阳事件”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状况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成为后来“四清”运动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自己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企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16]
刘少奇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用他家乡农民的话说，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然，用这样的语言进行表述是否妥当，可以再斟酌。但这里主要是说人为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不管刘少奇的动机如何，但客观上会给人一种印象，是人为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人为的原因当然包括中央决策和制定的政策错误，干部执行中的错误等等。刘少奇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套用家乡农民的话来强调“七分人祸”是导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客观上会使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探索发生怀疑，最终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17]从这段话中虽然说还继续坚持三面红旗，但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已发生动摇。而毛泽东认为，产生困难的原因，有些属于干部执行中的问题，有些属于一些具体政策的失误，而三面红旗所倡导的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经济困难原因的分歧点主要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毛泽东坚信，三面红旗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错误主要是具体政策和执行中的问题，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探索方向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现在的经济困难并不能说明三面红旗探索的方向是错误的，而是缺乏具体的政策相配套，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摸清实际情况，存在盲目性，因而发生错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建设规律的认识比较肤浅，因而在决策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导致发生错误。这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认清国情，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摸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发生动摇，实际上将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与三面红旗联系起来，对三面红旗的探索方向发生怀疑。这应该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经济困难原因的主要分歧。
3、解决困难的方法
鉴于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忽视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凭汇报，想当然，导致政策措施严重脱离实际，成为酿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因而毛泽东主张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将一九六一确定为调查研究年。这时发现了毛泽东于一九三0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毛泽东印发了这篇文章，并详细讲解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和浙江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缩小规模，将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指生产大队）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确立的。但那只是解决了公社内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在调查中敏锐地发现，在解决了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后，尚存在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因而提出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将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社队规模过大，毛泽东提出将生产队规模确定为二、三十户左右，基本上恢复到初级社的规模。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是前进中的倒退。因为生产队虽然在规模上和初级社相似，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上却有着重大不同。初级社时的农民尚根据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参加分红，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却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尚保留一小部分供给制）。（2）坚决刹住“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坚决退赔。一九五八年刮过一阵“共产风”，在反右倾运动中，一九六0年以几个大办为标志又刮起一阵“共产风”。以“一平二调”为标志的共产风成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坚决刹住“共产风”成为扭转经济困难的关健。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说：“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侯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18]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带有自责的心情写道：“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有了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既使将来变的时侯，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以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19]在谈到退赔时，毛泽东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工农联盟。”[20]（3）农民自愿开办食堂。过去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阵地，是人民公社化的重要标志。后来，经过调查，公共食堂在取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就由必办改为根据需要由农民自愿办理。（4）分给农民自留地。等等。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在筑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着眼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在家乡进行了为期四十四天的调查，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田家英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结束了湖南调查，他感到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侯，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施行的结果，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田家英讲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它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于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就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21]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22]在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包产到户口意见后，毛泽东把刘少奇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了，“你怎么办？”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谈话，进行了严厉批评。[23]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将包产到户看得很严重，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高度，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那么，这种认识有没有合理性的内涵？是不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呢？有没有现实的针对性呢？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还是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应该深思的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如何看待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的分歧是认识上的不同，那么在解决经济困难的措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则超越认识的范围，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这是党内出现的一股右倾思潮。固然，刘少奇在主观上也许并不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政策却极易瓦解当时并不筑固的集体经济，引发两极分化，进而动摇工业所有制的基础，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国内外资本的侵蚀下，有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这种政策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崛起。新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国际垄断资本面前比较脆弱，无力抗衡国际垄断资本，因而一部分会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在华利益代理人（也就是买办），一部分会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没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新生的资本主义不但会蛀蚀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也会腐蚀干部，寻找资本的政治代言人，并进而试图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制裁，工业基础极为落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将全国人民凝聚起来，焕发出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集中全国的资本、资源，用之于工业化建设，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所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唯一选择。由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处在探索时期，没有经验可循，缺点和失误在所难免。社会主义经济还比较弱小，对外面临国际垄断资本的觊觎，对内又面临着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旧的思想意识文化的侵蚀，这样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遥相呼应的背景下，共同蛀蚀社会主义根基，从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剥夺社会主义发展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将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权的性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执政的共产党如果对此不保持高度警惕，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稍有决策失误，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出现的。
近年来，我们看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虽然暂于出现了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断了农村规模经营的道路，酿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基层政权软弱涣散，农村赌博成风，黑社会、家族势力逐渐染指农村基层政权。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国企效益日益滑坡，以承包制、租赁制等国企改革方式未见成效后，最终以股份制开始了国企的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国际垄断资本进军中国市场，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外贸销售权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外商控制，中国经济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下端，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的风险不断增长。中国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广大的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为少数人获得，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和不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幸地印证了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的预言：“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侯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24]
二、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
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定名为“四清”，在“四清”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由隐蔽变为公开，并且呈不断激化之势。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这种政治观点分歧已由一种单纯的思想认识上的争论演变为中国是沿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不禁又使毛泽东将一九六0年以来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困难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方法的分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很忧虑，对刘少奇产生了不信任，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做接班人。这种判断对刘少奇在中央的地位乃至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影晌。当然，我们注意到，从一九六四年初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做接班人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职务的变动，时隔一年半以上，看来，毛泽东虽然有了想法，但是还是很慎重，还在衡量、观察，一时尚难于负诸实施。那么在“四清”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什么分歧呢？
1、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
关于运动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主要分歧。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关于运动的性质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修改《二十三条》一月八日稿时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25]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党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久道路的当权派。”[26]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由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中共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结束后不久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持有导议。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奴隶主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句话，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阶级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前期，起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尚不筑固，被推翻的反动力量时常梦想复辟，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大量存在而不断产生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瓦解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干部队伍中滋生着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形成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从内部瓦解人民政权的主要力量。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差别所导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不但力量弱小，而且无经验可循，只有通过实践来探索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因而，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这一切，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特别是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就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脆弱的尚不稳固的处于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时常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我们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最终体现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上。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总体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力量弱小，因而单纯经济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尚难以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并迅速发展壮大，甚至在国内外资本的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需要借助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斗争才能有效弥补经济竞争的不足，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抓住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以采取果断措施遏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以阶级斗争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反映的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综合实力对比上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高度警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保持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和纯洁性。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执政的共产党固然应该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经济尚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因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将阶级矛盾确立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立为首要任务。这是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并非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逐渐占有优势、政权的筑固和人民道德意识素养的提高，阶级矛盾会逐渐丧失主要矛盾地位，并最终消失，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既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以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就要反映这个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就必然贯穿于党在这个时期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发动的运动中。这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采取果断措施筑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基于阶级矛盾是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复杂的内外因素菜作用下，中国确实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而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谈到四清运动矛盾的性质时，刘少奇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27]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只是说明“四清”运动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但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党内外矛盾交叉，只不过是说明“四清”运动矛盾表现的范围，同样也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固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将我国的社会矛盾按其性质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旨在说明由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是要说明“四清”运动中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同样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
“四清”运动就是要筑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定性上却撇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四清与四不清，党内处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定性为运动的性质，这难道仅仅是处于一种认识的分歧吗？这种分歧的实质是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判断上的分歧，这是导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性质上分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判断上的分歧通过“四清”运动的争论才表现出来。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不仅是认识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因为这种分歧的实质是防止和消除资本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取得独立后的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这指导，才能使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之于工业化建设，维护民族独立，抵制国际垄断资本的侵蚀，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固然，在中国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这里的有益和补充，界定了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和地位。但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对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晌应进行调研和监控，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及时予以调整和限制。三十余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其产生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蛀蚀，农村集体经济绝大部分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大面积破产，在经济总量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私有经济的无序盲目发展已成为政治上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还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决策，甚至可能导致政权性质的蜕变。在文化上，文化商品化气息日益浓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喧嚣尘上，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风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加改造地照搬推行开来，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反过来又影响到政治、经济的演变。阶级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的归属和收益的分配问题，争夺的焦点是政权问题，突破口则往往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要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阶级斗争的规律、特点及表现形式，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简单照搬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方法，深刻总结阶级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出正确的阶级斗争政策和策略。建国六十年两条发展道路比较，给我们在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以新的视角，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性质上发生分歧的深层原因。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决不是一种表述用语的不同，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对这种分歧的态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无意说刘少奇是党内的走资派，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我们透过对刘少奇观点和实践的考察分明看到，不管刘少奇的主观动机如何，刘少奇的政策主张却分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刘少奇的政策主张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使人们不能不产生资本主义在党内代理人的联想。毛泽东可能想到，既然承认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承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刘少奇为什么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四清”运动的性质的表述中，却反对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定性为“四清”运动的性质呢？这使毛泽东很忧虑。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刘少奇政策主张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政治路线之争，这种争论是必须的。毛泽东没有丝毫让步。因而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28]这不是个人恩怨之争，也非个人权力之争。这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使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的“主义之争”。因而，毛泽东奋力抗争，甚至不惜与几十年的战友关系破裂，分道扬镳。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指引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发展。
2、对当时干部队伍的估计及其处理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在运动中不要把干部看得一团漆黑，这样势必扩大打击面，造成运动的扩大化，给干部队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同时，鉴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提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防止运动扩大化。应通过整风，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纠正干部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区别对待。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经过整风和教育是可以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以从轻处理。应将那些贪污百把十块的干部解放，以便争取主动，团结绝大多数干部，搞好运动。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29]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经过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30]在五月十一日晚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3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时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明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头。[32]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33]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分析对干部的处理办法时，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起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地百分之十。”“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晌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34]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35]
刘少奇认为，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基层干部往往在上边寻找“保护伞”，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互相庇护的关系网。如果强调在运动中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但不符合当时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反而会使犯错误的干部以此为借口，保护自己，对抗运动。因而，在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过分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阻碍运动的深入开展。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主持召开的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提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基导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来反对“四清”。到外地视察时，刘少奇又多次谈到：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过多强调政策，那些政策就会变成一种清规戒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开始进行。八月五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又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负责。修改后的《后十条》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36]刘少奇肯定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对待基导干部和基层组织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还未搞清楚时就采取“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37]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现干部的大会上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时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的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8] 刘少奇又说：“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39] “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40]
由此看来，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期间，对干部队伍的估计比毛泽东要严重的多，而这种对干部队伍的不信任，悲观估计，致使基层干部遭到过分打击，导致运动扩大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可能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刘少奇既然反对将“四清”运动的性质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那么刘少奇却又为什么对干部队伍的估计过于严重，在对干部的处理上出现了扩大化的结果呢？在运动的性质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说明刘少奇在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上警觉不足，这到底是因为政治立场问题，还是认识能力问题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鉴于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特别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中断纠“左”进程，成为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又为什么置历史史实于不顾，在干部队伍的估计及其处理上不汲取以往的教训，继续重蹈过去运动扩大化的覆辙呢？这种疑问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3、关于“四清”运动的重点。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在毛泽东谈到“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41]
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重点的规定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重点的表述可以大体上分为三层意思：
（1）、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党委。”[42] 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43]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也同样面临着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危险，这种腐败现象会成为党变质、变修的诱因。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取两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方式来防止出现的腐化。但资本主义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着他们都是代表垄断资阶级的利益，两党制始终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新中国的成立，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允许施行西方式的两党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因而要使政权始终保持人民性，就要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整风，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从而有效遏制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而开展整风是使共产党避免官僚主义，保持朝气澎勃的革命党性质的必要途径。因而，毛泽东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教训进一步验证了毛泽东的论断。我们从目前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尚未找到刘少奇在这方面的明确论述。但刘少奇对共产党执政后可能产生的腐化变质现象从宏观上缺乏清醒的估计，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前期，关于阶级斗争表现的形式和特点，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论述。在避免党变质变修的探索中，不是将党的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将群众性的民主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以克服党内产生的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刘少奇在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引用列宁的话时，竟有意删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令人深思。因而，能否使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避免党变质变修的历史悲剧的出现，就要开展整风，将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而“四清”运动就是这种探索的具体实践。因而是否将“四清”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分歧。
（2）、党内干部、特别是掌权的干部是这次整党的重点对象。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了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44]毛泽东将运动的重点对象确定为党内掌权的干部，也就是当权派。因为他们掌握权力，在党内势力比较强大，是产生腐败的重点对象。因而对他们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就要将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通过周期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纠正干部的官僚主义，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鉴于历代的腐败往往源于吏治的腐败，是导致过去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原因。如何保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保持无产阶级的江山不变颜色，关健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我们党的掌握权力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而，毛泽东将当权派列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刘少奇认为：“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45]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46]从这一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尚不能确切得出刘少奇主张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地、富、反、坏，反对将运动的重点针对党内的当权派。但由此可以透射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地、富、反、坏在运动中的对象的认识有所不同。毛泽东瞄准的是当权派，对地、富、反、坏，并非看得很严重，而刘少奇则对地、富、反、坏看得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在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期间，确实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大，遭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同样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刘少奇主张将运动的重点集中于整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明确主张“四清”运动的重点是党内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党内干部，也就是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对此并没有明确表述，从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刘少奇似对地、富、反、坏的势力估计过大。而这关于运动打击对象的分歧，直接关系到运动的走向及取得的成效，关系到能否有效避免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因而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又一重要分歧。
（3）、整党就是要纠正党内干部、特别是当权的干部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也是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性质的判断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明确主张“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的干部。鉴于在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后在许多方面尚处于劣势，国内外资本主义及其它反动势力时时企图复辟，同时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施行的政策措施所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倾向，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而通过运动对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干部进行教育，克服干部队伍中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对于反修防修，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避免腐化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想通过“四清”运动来纠正在党内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整风，主要靠教育使党内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干部回到社会主义正确的轨道上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断得发展壮大 。对于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屡教不改的干部才予以组织处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侧重点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刘少奇反对“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7]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自我批评。[48]由此可以看到，刘少奇是反对“四清”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的。当然，我们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中同样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4、关于“四清”运动方法的分歧
这方面的分歧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依靠对象。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和广大干部，避免性急，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搞。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的杭州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时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49]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时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帐。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50]
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工作队。这样“四清”运动就实际上撇开了广大基层干部，导致基层干部遭到过分打击，出现了运动扩大化的趋势。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问题时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了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侯，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51]
这样我们看到，在“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毛泽东主张“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而刘少奇主张“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工作队。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发动群众，有时也说依靠群众，但却侧重强调要依靠工作队。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变质和资本主义倾向，从根本上说，不但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处于对立地位，而且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将人民群众调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四清”运动。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来看，法律形同虚设，官官相护，包庇纵容，贪赃枉法，最终导致王朝更替，政权易手。这种教训足以说明“以吏治吏”的局限性。为使新中国政权长治久安，走出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张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有权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而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只有赋予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对干部队伍进行监督、制约，克服干部队伍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惩治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纠正历代“以吏治吏”的局限性，走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怪圈，开创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扼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防止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顶住党内外的巨大压力，进行了人类政治史上史无前例的探索，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而在“四清”运动中依靠工作队，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又重蹈了过去“以吏治吏”的覆辙。而这种方法历史已经证明是难以行得通的。同时，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健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上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52]在这种情况上，如果上级机关乃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么由它派出的工作队又怎么能够依靠呢？因而依靠工作队，而不是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不可取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而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认识的不同又产生出对工作队权限的分歧。
（2）、工作队的权限。
毛泽东认为，工作队只是为运动提供咨询和指导，并不包办运动，运动主要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来搞。毛泽东在修改《后十条》时写道：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53]
刘少奇认为，工作队要领导运动，要接管当地政权。在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后十条》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54]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指示》，指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55]针对《后十条》规定关于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是包办代替。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造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56]
工作队的权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发生的又一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从他们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演绎出来的。由以上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上分歧的分析可知：工作队由上级机关派出，且主要由干部组成。如果上级机关变修了，又怎么保证它派出的工作队能够正确地领导运动呢？再说，工作队主要由干部组成，而“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主要整顿党内干部。而由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包办运动，能否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实在令人生疑。这种“以吏治吏”的局限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整党最后以走过场而告结束，这实际上又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毛泽东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利用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强大压力，来扼制干部队伍中产生的腐败现象。在运动中，使人民群众经受锻炼，培养他们的参政激情和参政能力。在运动中，使人民群众审察干部，考验干部，避免干部队伍的腐化变质，使干部队伍永保人民公仆本色，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工作队包办运动，接管当地政权，实际上是由工作队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把握运动的主导权，使人民群众由运动的主角变为配角，这样就严重限制了人民群众在运动中的作用，达不到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利用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来扼制干部队伍中腐败的目的。同时，过分扩大工作队的权限，由工作队包办运动，接管当地政权，将广大干部撇在一边，无疑会造成运动的扩大化，重蹈过去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覆辙，难以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正是由于此，毛泽东并不赞成由工作队包办运动，而主张主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作队仅起参谋和指导作用。
（3）、工作队的规模。
毛泽东认为，应集中少量工作队来指导运动，不要集中大量工作队进行重点作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道：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57]在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等人不同意刘少奇的主张时，毛泽东决定召开会议重议刘少奇的意见。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后，毛泽东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作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58]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他一开始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锁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59]
刘少奇认为，应集中大量工作队进行重点突击，施行大兵团作战。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在广州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议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的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有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先后搞好”。“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60]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工作队权限上认识的不同，才派生出他们在工作队规模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使他们在“四清”运动的分歧更加尖锐，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主张主要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开展运动，工作队只不过对运动起指导作用，当“参谋”，出主意，提供帮助，但并不包办运动，因而仅用少量的工作队就能够满足“四清”运动的要求。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状况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正是这种严重的估计才使得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撇开广大基层干部，主要依靠工作队，由工作队包办运动，直至接管当地政权，这就需要由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因而刘少奇主张应集中大量工作队，施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泽东希望通过“四清”运动来锻炼干部和群众，通过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来扼制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反修防修的免疫力，筑牢干部队伍中拒腐防变的堤防。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赋予他们开展群众运动的民主权利。所以就不仅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队，且又要对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作出严格限制。如果“四清”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过大，就会严重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难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扼制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的目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对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做出了严格限制，防止因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过大压抑人民群众的参政激情，影响“四清”运动的正常开展。而这就构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工作队规模上的分歧。
（4）、运动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认为，应采用整风的方式，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来整党，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以便在运动中锻炼群众，扼制干部的腐败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真正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根子也是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来，扎根串联、秘密工作这种方法不可取。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毛泽东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历害的。[61]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翁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锁。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62]
刘少奇认为，在处理“四不清”干部时，强调要追“根子”，应采取扎根串连、秘密调查的方式。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还提出在清查农村“四不清”干部问题时，要注意追上面的“根子”。六月八日，毛泽东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时，刘少奇插话说“现在下面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与王光美的谈话时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那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边的根子。上边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严重‘四不清’干部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都有根子，这是群众提出的，是有事实根据的。要好好想想，在什么时侯提，什么时侯往这方面引导，要看情况。”“有些大队和公社，个别的县，在一个时期内，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了，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63]在经刘少奇肯定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指出：工作组进村后，先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64]据薄一波回忆说：“这实际上是强调扎根串联，采取一种秘密工作方式。……10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这一报告。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个指示和小站‘经验’的下发，更加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夺权风，重复了土地改革中‘搬石头’的错误，既把广大基层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65]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谈到调查方法时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66]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具体方法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也是以上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刘少奇对当时的基层干部状况估计得比较严重，因而主张开展“四清”运动撇开基层干部，主要依靠工作队。由于在运动中将基层干部和群众排除于运动之外，光由工作队来领导运动就显得势单力孤，那么就要根据运动的需要，扩大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集中主力打歼灭战，这样失去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支持的工作队就不得不强调施行扎根串联、秘密调查的方式。毛泽东认为群众单个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组织起来的群众，只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才有力量纠正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修正主义，才能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因而“四清”运动就应该依靠群众，通过运动来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锻炼群众，发挥群众运动的威力，来扼制修正主义的产生，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而扎根串联、秘密工作的方式，却是依靠工作队，而将广大群众排除于运动之外，这样就难以通过群众运动来扼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和修正主义的出现，因而毛泽东认为扎根串联、秘密调查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种运动具体方法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群众的态度及群众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分歧，这种认识的分歧又折射出奴隶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斗争，它体现出中共高层探索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能够避免腐化变质的途径过程中所进行的斗争。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认识的分歧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因为这种斗争虽然出自认识的分歧，却是关系到如何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始终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这种能否保持政权性质的斗争当然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期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运动的性质、运动的重点、对干部状况的估计及运动的方法等几个方面。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期间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到底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筑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敏感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毛泽东才确定“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又认为干部队伍的腐化、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不依领导人个人好恶而改变，而是一定阶层的反映，是由处在一定阶层的社会地位决定的。[67]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影响要大得多，直接导致政权性质的变化。因而“四清”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就要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群众，锻炼群众，培养群众的反修防修意识，对干部队伍特别是当权派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走修正主义道路。既使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人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又会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群众运动才能更好地使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只有群众运动才能构成对干部队伍产生腐化和修正主义的制约因素。因而毛泽东主张在“四清”运动中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来扼制修正主义的出现。而刘少奇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上回避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对基层干部状况又估计得过于严重，在运动的重点上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在方法上又是主要依靠工作队，扩大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采取扎根串联、秘密调查的方式。毛泽东可能想到，在苏联已经出现修正主义，中国又面临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情况下，刘少奇却反对将“四清”运动的性质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也就难以通过“四清”运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不管刘少奇的主观动机如何，但至少在客观上会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刘少奇不吸取过去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状况的过分估计和处理，又重演过去运动扩大化的悲剧，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就是发生在干部这个阶层特别是领导层，而在国内干部队伍中揭露出来的腐化问题已经触目惊心的情况下，刘少奇却反对将运动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不能不使人发生疑问：刘少奇这样做在客观上是不是充当了这伙人的“保护伞”吗？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主要依靠工作队，扩大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排斥群众运动，采取扎根串联、秘密调查的方式。工作队是由上级派出的，一旦上级机关出了修正主义，谁能保证它派出的工作队是正确的呢？工作队权限和规模的扩大，实际上限制了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使。在“四清”运动中，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制止干部的腐败，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因为干部权益的过分扩大，实际上是在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利用这种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干部队伍形成强大的压力，通过群众运动来扼制干部的腐败和修正主义的出现。刘少奇采取的方法不仅不能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而且依靠工作队、排斥群众和群众运动却为干部权益的扩大开了方便之门，重蹈过去王朝兴衰“周期率”的覆辙。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对刘少奇认识的变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分歧是这种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68]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69]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期诺问道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70]毛泽东把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分歧与一九六0年以来的关于当时形势的认识、产生困难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措施的认识的不同联系在一起，同时又联想到解放前夕刘少奇在天津宣传的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讲话以及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反对山西农村合作化的争论，这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作党的接班人。对此，毛泽东曾带着沉重而又无奈的心情谈道：“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指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引者注）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71]
三、关于工作组事件
虽然刘少奇是一位几十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保持着高度警觉，随着他们政治分歧的不断加深，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于做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刘少奇仍然是党内的二把手，照常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看来，从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虽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作党的接班人，但那仅是他的个人心中想法。毛泽东对于中央高层特别是接班人这样人事变动的大事，也在反复思考，不断观察，权衡利害得失，犹豫再三。他很慎重地处理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乃至冲突发生在是否派遣工作组上，而这种分歧最终使毛泽东痛下决心，成为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我们现在摘引几段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话并由此入手进行分析。
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72]由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对于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也并不清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抱着一种疑惑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泽东在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中又谈到防止修正主义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了头，你们在座的其它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经外、正面反面的都有。”[73]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谈得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害最大，并且和一九六二年的分田到户联系在一起，提醒人们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谈到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74]毛泽东在这里要各地搞工业就是要做好准备，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地要利用自己现有的军事装备，进行造反，消灭修正主义，使中国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有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道：“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和江西负责人谈话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5]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一次通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76]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得是关于反修防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设想和方式以及革命前景的展望等等。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练练兵，一旦将来出现了修正主义，经过训练组织起来的群众能将修正主义消灭掉。毛泽东认为，能够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制约力量只能来自人民群众。通过机构之间的互相制约来防止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官官相惠，互相庇护”足以使法律失灵，机构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代王朝尽管在立法和执法的某些方面有当时的历史局限，但是到后来有法不依，吏治腐败，终于积重难返，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被推翻。要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就要探索在已经发展了的形势下找到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这里我们想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生，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发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患成”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7]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发现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渊源。只有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才能避免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大民主，或者说人民民主。这里要解决的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利用群众来防止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
由于党和政府的官员手中掌握着权力，怎样能保证人民群众既有效监督党和政府官员，同时又能够保证自身安全，就成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这样他们才能够对各级官员行使监督和制约作用。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就是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说理斗争，真理愈辩愈明，在辩论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消除社会的阴暗面，改正缺点，纠正错误，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大民主是毛泽东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防止政权变质，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尝试。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所产生的特权阶层，以及这个阶层所滋生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引导人民通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直至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消除特权阶层赖以存在的土壤，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这种探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空前壮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毛泽东分明意识到，光靠干部队伍的自觉和修养是难以成行的。作为一种惯性，历代官僚队伍的痼疾在新中国干部队伍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变化出新的花样。因而，既使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但单个的或少数的群众也难以真正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扼制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官僚队伍掌握着现实的权力，虽然他们内部在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划分上存在矛盾，但在维护这个阶层的既得利益上是意见一致的，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圆滑地使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努力化为泡影，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只有通过群众运动形成的综合威力，才能迫使官僚队伍有所畏惧，有所收敛，同时也难以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这样既保障人民群众能够有效行驶民主权利，使官僚队伍自身在群众运动的重压下有所顾忌，又能够维护自身安全，有效避免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出现。
由于大民主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在探索中不断发展着。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缺点和失误也在所难免，应该在总结大民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干部和群众之间能够良性互动，创造施行大民主的条件，保障社会主义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样就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通过运动组织群众，锻炼群众，创造对干部进行监督的舆论环境，建立对干部进行制约的机制，在反复的磨合中逐渐形成比较规范、成熟的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制度。
下面我们来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
我们先看几段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到工作组时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此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有些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醒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年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明堂来的。”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割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78]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打下去，把真正搞文化大革命的搞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在大革命中有许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有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79]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在讲工作组问题时插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80]刘少奇在八月二日的会上说：“对于工作组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谴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81]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大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82]当刘少奇说道“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3]而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派驻院校工作组，虽然工作组确实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纠正当时运动的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工作组却打击了当时积极参加运动的左派群众，制约着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毛泽东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观点背道而驰，使毛泽东想通过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来扼制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企图化为泡影，同时也使毛泽东想通过群众运动的实践来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理论的努力前功尽弃。因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表现出异常的愤怒，指出工作组镇压群众，并撤回了工作组。刘少奇当时派驻工作组，也是从以往的经验所作出的决定。有人写文章说，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想法不了解，所以才作出那样的决定。这个看法恐怕站不住脚。因为在此前，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了他的观点。作为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毛泽东的讲话在整理后不可能不送刘少奇等常委传阅。最可能的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不同意见。这种分歧使得刘少奇仍然按照他自己的思路来处理问题。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竟然出现了正面冲突。据王光美回忆说，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冲突。
我们注意到，这种冲突并非出自于权力之争，也并非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尊重与否的问题，而是源于政治分歧。这种分歧表面上是由于是否派驻工作组而产生，而在实质上则体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运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来开展。这不仅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和立场问题，而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防止干部队伍中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保持人民政权的颜色不变，找到一条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仅仅是派工作组这种形式问题，而关健是工作组所执行的方针、政策问题，是斗争的矛头指向干部，还是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修改的一次讲话稿时写道：“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84]毛泽东认为，鉴于古今中外的教训，只有施行社会主义的大民主，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充分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发挥群众参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这种大民主既然是一种创举，就免不了会出现失误和问题，那就应该及时予以总结和改正，探索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新路。刘少奇的主张仍然在重复过去“以吏治吏”的怪圈，而没有充分注意并发挥人民的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来监督干部，在运动中审察干部和使用干部，保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避免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出现。工作组的派驻，实际上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如果各地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不是由群众自发联合起来，那么就难以通过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来扼制干部队伍的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同时，派出工作组的地方乃至中央机关，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和腐败，又怎能保证它派出的工作组正确地履行职能呢？毛泽东也一定联想到，这和“四清”运动依靠工作队又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分析过，在“四清”运动期间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的主要分歧之一。随着运动的深入，毛泽东认为单靠“四清”运动难以解决问题，于是经过反复慎重地思考，毛泽东才找到这样一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运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而刘少奇派驻工作组则有可能使这种方式的探索趋于失败，因而毛泽东对派驻工作组事件看得很重，并极力主张撤出工作组。在这种分歧中，我们看到实质仍然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是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来在中国避免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使毛泽东痛下决心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在他们发生冲突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面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施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85]八月七日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印发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内公开了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一九六0年以来的分歧联系在一起，最终迫使毛泽东决变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由党内排名第二位降为第八位，但仍然保留了刘少奇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四、刘少奇因何被打倒？
虽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变动了刘少奇党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就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86]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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