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摄制的八集人文历史纪录片《北纬三十度》已在CCTV纪录频道播出。该片沿着北纬三十度这条埋藏着无数秘密的地理线，实地探访上百处考古遗址与文化遗存，以《农业的序章》《文字的力量》《艺术的凝视》《技术的阶梯》《交换的引力》《城邑的生长》《大国的选择》《自然的试炼》八个主题，讲述了人类早期文明在这条宜居带上萌芽、发展、存续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的难得之处，在于这是中国学者群体第一次尝试以中华文明的观察视角和理解方式，重新阐释人类文明早期的发生历史。这是远比“画面优美”“制作精良”更重要的。

片中的解说词和人物对话知识含量很大，学术水平很高，但受限于电视片的播出形式，重要内容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留下深入讨论的时间。本文花费如此篇幅评论该片内容的初衷正在于此，权当一次观后学术讨论。全文约12000字，分四个部分刊出。

——《北纬三十度》热播观后感（一）

——《北纬三十度》热播观后感（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之三）

五、游居文明的共同性

作为定居文明的中华文明，在距今五千年那个时期开始了“多元一体”的成型期，自此之后，由于先天形成的天下规模，再也未曾中断，直到今天。

问题是，既然世界其他地区原生文明有一些比中华文明发生的时间更早，有一些规模也很大，延续的时间也很长，为什么都未能存活下来呢？答案就在那个文明“对角线”：在示意图所对应的古代，游居世界相对于定居世界的攻击力，太过强大，对定居城郭的进攻次数，太过频繁。定居文明若仅有一般的规模，远远抵抗不住。

根据不久前古DNA研究复原的图景，同样是在距今五千年，在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地区，一个游居的颜那亚文化横空出世，“从欧洲的匈牙利到亚洲中部的阿尔泰山麓，颜那亚人驰骋在辽阔的大地之上，抹平了大多数地方原有的文化特色”（大卫·赖克《人类起源的故事》第二部分”人类的演化之路”）。伴随着从东向西极为凶残的大入侵，欧洲原住民人口遭到近乎完全置换，印欧语系随之传播开来。

在相当长时间里，世界各地定居文明的遭遇大同小异。埃及庙宇铭文里反复出现的“海上民族”，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就像欧洲大陆的颜那亚人一样，伴随着自海向陆极为凶残的大入侵，在地中海世界结束了整个青铜时代的文明。

纪录片第七集《大国的选择》叙述了发生在“对角线”上的一连串事件：萨尔贡这个北方游居部落首领，用刀剑攻陷了苏美尔城邦；阿卡德帝国在干旱的天灾撕开缺口后，“来自东北群山的古提人乘虚而入”；亚述帝国“缺乏天然屏障，却地处四方势力的夹缝之中”；波斯帝国，在其御道与使团背后，同样是高原游居部落起家的征服者；一部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历史，就是先后被米底人、波斯人、阿拉伯游牧民、突厥人、蒙古人一次次征服和占领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华文明的话，这部纪录片的副标题就应该是“古代文明的墓志铭”。

十四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总结道：游居社会是先于定居社会的自然群体；游居者比城镇人更勇敢；游居社会更有制服定居社会的力量；而被游居社会征服的地方，“文明也遭到破坏”。（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

在中国人的历史叙事中，当游居社会也终于发展到有了国家这个阶段后，所有的国家就分成了“居国”与“行国”两种。汉朝人张骞在归国后的报告中说：“奄蔡在康居西北部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史记《大宛列传》）。汉朝人对于北方的匈奴，用的定义是“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史记·匈奴列传》）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于游居世界以偏概全只用“游牧”一词概括的由来，因为那时还没见到过“海上行国”的游抢、游盗、游占民族。

游居世界的行国在针对定居世界的居国的战争中，几乎总是胜利的一方。在行国国民的分工秩序里，生产与战争本是一体，只要能通过征服和掠夺获得“居国”的牲畜、粮食、布匹、女人和珍宝，就不需要自己费力气生产了。行国的整个国家都是运动的，进可攻、退可逃，只要移动起来，不断入侵新的土地，征服新的敌人，终究会带来收获与回报。

因此，行国以军事为核心竞争力，正如居国以经济为核心竞争力。纪录片第八集展示了一个残酷的样本：乌鲁克不是亡于敌军，而是亡于河流改道；当环境危机迫使整片地区的人群迁移时，迁移人群转眼就会成为下一波冲击别处定居城郭的游居大军。文明“对角线”的两边，隔着的往往只是一场迁徙。

乌鲁克遗址

六、两种主义和两种道德

行国征服并占领了居国，终结了大多数小规模的定居文明，作为征服者的游居民族为什么不向定居社会学习礼制与秩序，让自己文明一些，让世界和平一些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礼制与秩序。世界上第一个解释了这一点的人，是中国春秋时期的荀子。他的逻辑是：人皆有欲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在这一阶段，是人都一样，与社会类型无关；分岔出现在下一步——在定居社会，生存空间固定，“争则乱、乱则穷”，是自我毁灭，所以先王制礼，“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用礼教在内部消弭竞争。（《荀子·礼论》）

荀子的这个逻辑能否用在游居社会中呢？显然不能。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并不固定，生存资源可以通过征服、抢劫、勒索、收税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不争、安定就是秩序，先王定下礼制，就是人为确立秩序；而争就是运动，竞争乃至战争，先王领导远征，都是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对角线”贯穿了万年文明史。定居文明从诞生起就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前进；而游居文明则始终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两者都源自人类世界的本原。

涉及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道德问题也是一样。敬老爱幼是定居文明中礼制的重要部分，中原农耕民族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当作行为准则，在个人方面这是践行仁义，遵从礼制，在社会方面则是因为这是一种有利于定居社会人口繁衍的群体道德。与之相对，草原骑马民族则“贵少壮，贱老幼”，中原人认为不道德，斥之为“不知礼义”，但在他们的那个社会里，其实同样也是一种有利于保持游居社会整体机动性的群体道德。

又例如，中原农耕民族男女有别、非礼勿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繁文缛节，本质上当然是因为这是有利于定居社会稳定的道德。与之相对，草原骑马民族甚至长期保持“妻后母，报寡嫂”的习俗，中原人也是认为不道德，斥之为“不知礼义”，但其实同样也是一种有利于保持游居社会人口规模的道德。其他方面，如崇文与尚武之别、好仁与重义之别等等，也都是对立的道德。

主义和道德的不同必然影响到文化。纪录片第三集里有一段关于“周舞”和“汉舞”之比的有趣对话，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王宁宁解释说：“周的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板儿，中规中矩。它的动作要非常合仪轨，稳重、中和、适度、不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表达高兴欢乐的时候都不要过。”但是到了汉代，“由于这个战争的背景，整个社会显得很躁动、激进。......翻开音乐舞蹈，它也体现了这种速度，快、躁、动，就这样的特点。”

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之别，甚至在同一个文明当中也时时处处有所体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