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经写过，特朗普生日阅兵式当天，见到那些老式坦克喷着二战风格的白五星——我在历史课上曾经非常熟悉、却在现实中素未谋面的东西，仿佛从抗美援朝旧书的黑白纸页中站了起来、图文并茂生动鲜明，吱呀呀冒着黑烟、从2025年的阿灵顿纪念大桥上开过去时，我心中曾涌起过许多复杂的情绪来。

我所在的地方，不仅是有北美省钱快报、有亚超，厨房有大空间可以买紫薯搓芋圆的年轻学生合租房，不仅是一个小组讨论搞活动、作文考试水文凭的地方。这也是那个我从小所知的美国政府统治之下的美国呢！

经过了去年的抓捕鲁梅莎（一个写了篇亲巴勒斯坦专栏的留学生）、大规模学生签证吊销和柯克事件，我知道，虽然与当年玉梅、桂英的英雄事迹毫不沾边——我敢坦坦荡荡地投稿就是证明；但为了保证安全，我却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当成生活在1934年秋天的江西。

这个时间处在这样的位置，可能不容易体会水似银、天如火、高原寒、炊断粮，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同身受、并被迫共情玉梅和桂英：

——出校园进城上街，良民证（I-20表原件和复印件、实体I-94表、I-797C收据、学生卡、驾照）带齐了吗？（这些东西非常讨厌，前三个都是A4纸或三张A4纸钉一起，钱包塞不下。要带上就必须拿提包，而治安对拎包行人很难说友好）

——WhatsApp上昨天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删干净了吗？（聊到了一种去年九月运气够差的人足以被吊销签证的“罪行”：——你猜我会不会告诉你）

——（去年的事儿）八月从国内回了美国继续学业，春节还敢冒险回一趟吗？（本科母校九月光荣上榜了美国的“军民融合高校名单”）

自然而然地，作为附带效果，对马家辉那样满口“水朝低处流，人往高处挪”的人，则是一辈子深恶痛绝。

哪里高？哪里低？

这两年悠悠岁月经历过，将来什么困惑都不困了。

论复刻氛围搞心态，鲁比奥和斯蒂芬·米勒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文旅局长提拔苗子。他们免费给我搞的这一套，比什么红色旅游景区“沉浸式重演”的化装体验都管用。

当然了，化装体验在有些场合还是更管用些。我和朋友微信聊天记录的电脑版还缓存了这个文件（当时只清理了手机和电脑聊天记录本身），如果入境时电脑被彻底检查，这张本科新生军训留影大概够把我直接送走了（图片经过某影像处理软件深度古法脱敏）

一把方法论的咸菜

客观来说，对我们文科专业学生来说，美国学术环境体验的变化是有分水岭的：直到2025年鲁梅莎事件后，我们才真正在自己的专业范畴里，大规模接触到美国本质上和我们父辈祖辈所受的教育相符、只是长期被美好和平年代掩盖的那一面。

然而，我虽然是文科生，本科却出身在一所2025年被划入“扩大版10043”名单的高校。母校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当然知道那几个美国参议员在扯淡；他们上蹿下跳不是第一年了，拜他们所赐我很清楚，这种纯粹邪恶+自我投射的敌意，早就笼罩在中国在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学生学者们的身上。甚至可以说，从钱学森那一辈到今天，跨越中美每一个所谓蜜月期，这种敌意从来不曾消散过。

去年开春密歇根大学电气系中国博后“被自杀”的那件事，前不久被曝光了更多详细信息：那位姓汪的老师研究半导体，刚接受了国内某重点高校的教职，找他喝咖啡的人不是FBI（意味着他没有刑事犯罪嫌疑）、而是ICE。那顿咖啡喝完不久，他就跳楼自尽了。

这件事真正匪夷所思的是，即使不考虑“美国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西方媒体理论上最应该热衷调查的部分，一个从事尖端研究的博后研究员跳楼自尽，当年居然被一个世界名校压了两周、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没有丝毫报道；经过多次检索，最先把事情“吹哨”出来、弄到我一个专业圈外普通留美学生得知的发声者，居然是中国外交部！即使在外交部出面关注后，美国英语世界内部的媒体，除去一个托派的网左小圈子媒体之外，在长达一年多的漫长时间里，竟仍没有发出哪怕一个字新闻。

光阴荏苒，我也将成为一名博士生了。“研究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正如何在其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下，自发演变成吞噬与扼杀一切做研究的人”，这个工作极不可能成为我将来的博士论文题目，却可能更像是我留在这儿的时间里，唯一真正有点价值的意义。

玉梅、桂英和七叔公，如果1934年秋天只是在被占苏区的土地上安安静静活了下来，什么也不做，那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长征的。他们的原型，之所以没有万里跋涉、却依然伟大崇高，被世世代代歌颂传扬，是因为主力红军辗转雪山草地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因缘际会身处的一小片空间里，也完成了一段单独属于自己角色的长征。

作为一千多万同龄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体，我还在美国求学的这段岁月和体验，如今也因缘际会单独属于我。排除没吃过苦小女生的矫情，这篇没什么干货、而且可能过度感性的文章，如果仍然拿《党的女儿》剧情打比方，那就和之前那些文字一道，算是我托人从远方转交的、一小把自己当下力所能及能做出来的咸菜。

我这两年里懂得了什么？

1.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没有任何发言权。

上一篇文章评论区有个人给我留言，说什么“中国的教育教人看大势，西方的教育教人看小细节”——胡说八道！

正确的说法是，初中教育教人看大势，高中以上的教育教人看细节。 “定量分析”能提供的细节超过“定性分析”，能更精确地指导生产生活实践，就是刻板印象中理工科“优于”文科的原因。田野调查、社会实践，包括绝大部分留学生的留学交流，这些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掌握足够的细节。

理科有简单、易求解、不随时间变化的底层客观规律，一旦总结出来，可以稳定地举一反一万，后人并不需要重复开拓者的调查，不需要验证，也不需要独立复查；文科通常没有单一变量的普适规律，这个局部与那个局部、这个环境与那个环境下的表现差距甚远，往往只能举十反一、举百反一，所谓厚积薄发，调查研究就是“举”、“积”的过程。

2.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从“有利于”出发，而不是自我感动

我在美国的时间里，不仅见识了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打压，也见识了太多应对方法完全脱离现实、沉迷于相互感动和自设情绪价值的打压对象。如今我已经学会了，见到街头有举着西瓜横幅想跟我碰拳“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的人，毫不迟疑扭头就走。

开玩笑。这年头，自称支持巴勒斯坦，早就成了本土出生美国公民的特权（众议员奥马尔被抄家的事情证明，甚至美国入籍公民也不再“安全”了）。这一碰，不能缓解万里之外的半点灾难，我甚至判断不出你是不是ICE的钓鱼卧底，我和你碰什么？

3.对所在地的价值观保持基本的尊重；但如果你不信仰它，那最好一点不要信。

我对美国，哪怕以美国传统基金会那些人的价值观，做过任何坏事吗？什么也没有。不要说我是个女生，哪怕我浩克附体也不可能。平白授人以柄、给国家外交大局添乱，那不是正直，而是幼稚。

当然了，我确实有一个祖国、有一个母校出身、有一些知识；而至少在这两年、至少作为外国人生活在美国社会里，拥有特定的出身和知识确实是犯罪。或者说，他们说你是犯罪，你就是犯罪。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但我能控制的是，由于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我反而实名生活了两年一直无事。去年美国政府那些“指谁抓谁”的主事者，真正出手抓到的，其实都是99%、或者95%认同他们的人——毕竟，要死心塌地相信美国言论自由到多么不可救药的人，才会在2024年的塔夫茨大学校报上写专栏骂以色列！

鲁梅莎·奥兹图尔克实际上是上届美国国务院发奖学金的富布赖特学者，如果不是去年被抓，她就是民间刻板印象里标准的“留美文科生”。当然了，那些给她发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关系最后还是把她平安捞了出来，但同期被驱逐的另外几千个无名之辈就没那么幸运了。

最后总结一下：

如前所说，拿长征的时代打比方，这一篇文章，算是我在这个“根据地”已并不缺盐的年代里，托人从远方往回转交、主要起一个“表达心意”作用的一小把咸菜，不是特别冷静清晰的。

虽然号称文科生，但作为社科专业，受过的人文训练即使在国内时也一塌糊涂，何况如今出国了，我其实不太会写正经的抒情文章。这一篇的具体措词和审稿大量借助了人工智能。用都用了，索性再收个文艺一点儿的尾。

试令Claude Haiku仿回向偈曰：

愿以此薄德，庄严公净土；上答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愿有见闻者，悉发辩证心；尽此一报身，献与壮丽争。

愿以此薄德，普及于十方；我与众兄姊，皆共得小康。愿当命终时，面见诸往事；尽灭一切悔，证得几无私。【注】

【注】四重恩：父母恩、工农恩、团队恩、三好恩（德、智、体）；三途苦：人类社会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殊途之苦、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的殊途之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殊途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