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开启大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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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大航海的升华》是上下篇。
中国没有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原因，其实就一个: 无利可图。
这背后是欧洲和它的外部环境、与中国和它的外部环境，两种完全不同的客观现实。
欧洲文明其实是一个后起文明，历史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它始终受小亚细亚和埃及文明的影响帮助，欧洲人很早就知道在他们近旁，有着更繁荣先进的文明，意味着有更丰裕的财富。从罗马帝国时期起，欧洲就从东方进口丝绸、药材、香料、象牙、宝石等奢侈品，给了他们深刻印象。1299年《马可•波罗行纪》渲染东方遍地黄金，更加刺激了海外探险欲望。
早期欧洲还能满足于有限的贸易，但在十一世纪，西欧连续遭受七年饥荒，瘟疫、特大洪水、蝗灾和旱灾接踵而至，大量农民负债累累、流离失所；西欧内部混战频繁，封建领主和骑士阶层好战成性；在克吕尼改革的影响下，基督教虔诚度提升，幻想联络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国家。
时代渴望金钱与战争，而一个机会恰逢其时地出现，一个人指点了迷津。
十一世纪后期，塞尔柱突厥占领了耶路撒冷，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发表了历史上极有煽动性的著名演说“以父为名”，以“收复圣地”为号召发动东征，希望夺回被突厥人占领的圣地，借此扩大教会权威，削弱世俗君主控制。
“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黄金宝石随手可拾。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
“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凡动身前往的人，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
十字军东征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欧洲彻底树立起了向外征讨掠夺财富的理念，并在以后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
接着1347-1351年间欧洲发生黑死病，造成至少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一个运行已久、已经模式化的固态系统里近三分之一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者的突然缺失。
中世纪的欧洲以封建庄园经济为核心，发展封闭且物资匮乏。黑死病的爆发重创欧洲人口，直接瓦解了赖以生存的封建庄园经济。人口锐减造成劳动力极度短缺，传统农耕体系崩塌，社会财政亏空、阶层对立加剧，内部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为弥补经济缺口、缓解社会矛盾，欧洲统治者与商人阶层迫切想要打破固化的贸易格局，寻找新的财富来源。
同时，黑死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与思想格局。疫情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教会神学体系受到质疑，推动文艺复兴与古典学术复兴，打破了思想禁锢，为海外探索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大量地方贵族在瘟疫与战乱中衰落，贵族势力被削弱，欧洲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逐步崛起。统一的国家政权拥有更强的财力、人力，能够主动资助远洋探险事业，为航海活动提供了政治保障。
经济缺口与社会需求，进一步倒逼技术革新，生产者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弥补，就只能努力改良工具，用机器来提高生产率。欧洲从此走上了使用和完善生产设备补充人工的道路，远比劳动力相对充裕的中国积极，为以后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加之此前中西文明交流传入的先进技术，补齐了欧洲航海技术短板。
市场层面，黑死病使残存民众愈发留恋珍惜生命，享受当下成为风尚，享乐主义开始流行，顺带来的就是奢侈品需求提高。欧洲本土香料、贵金属等物资稀缺，社会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持续高涨，形成了强烈的贸易刚需。
此时，葡萄牙国土三面被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前身）包围，陆地扩张无望且面临被吞并风险，唯有向大西洋寻求生存空间与财富来源。当时欧洲传统地中海商路被威尼斯和阿拉伯商人垄断导致成本高昂；而宗教界延续“收复失地运动”的十字军精神，试图寻找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联合夹击伊斯兰世界。
葡萄牙试图绕过中间商直找源头，同时通过海外扩张巩固新兴阿维什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然后亨利王子具体实施。
至此，欧洲已然集齐思想、政治、技术、资金、市场等航海必备条件。最终奥斯曼帝国封锁传统陆上商路，彻底断绝了原有贸易通道，成为最后推手，让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成为历史必然。
反过来说中国有这些客观因素吗？没有。
中国自古向来是中国富周边穷，乾隆曾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天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它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中国北边戈壁荒漠，西边高原高山，东边的朝鲜和日本向来是贫瘠之地，朝贡都是敬奉的少，从中国拿回去的多，东南亚各国其实也差不多，倒是香料宝石象牙药材还能让中国人看得上眼，这些只是奢侈品，说白了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并非生活刚需；中国又不像欧洲那样刚经历过大规模死亡，对享乐生命有急切地渴求，而且自郑和下西洋后获得众多，反而把市场价给打了下去。
苏木丁香檀香乳香没药等的价格都比明初下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胡椒。
洪武末年，胡椒属于珍稀奢侈品，百斤约值银20两；郑和大规模下西洋之后，南洋胡椒大批量输入国内，库存充盈，供给激增。到永乐五年（1407，第一次下西洋归来不久）市价即明显下跌；至宣德年间，百斤胡椒仅值银5两，价格跌至洪武末年的四分之一。
大量胡椒堆积两京官库，朝廷长期推行胡椒、苏木折俸：用香料抵扣文武官员俸禄（《明实录》《明会典》记载永乐二十二年正式制度化），官员领到胡椒后只能投放市场变卖，进一步压低市价。从西洋运回的胡椒库存，直至成化七年（1471）前后才基本消耗完毕，历时近五十年。
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除了民间传说的寻找建文帝，它的首要目的是宣扬国威、招抚海外诸国朝贡，并非纯粹市场化牟利。船队由朝廷全额出资，征用大量人力、木料、粮食，成本极高；贸易所得多为香料、珍宝，大量进入内府，用于赏赐、折抵官员俸禄，不完全归入国库常规财政，这套模式高度依赖皇帝本人的强力支持（朱棣）。
朝贡贸易体系本身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循环，难以依靠贸易利润覆盖庞大的造船、运维成本。朱棣去世后，仁宗、宣宗转向“守成”国策，不再愿意长期投入巨资维持远洋船队，郑和死后，项目失去核心推动者。
另外，明朝同时要应对北方蒙古边防、营建北京城、安南战事，财政资源优先投向内陆边防，远洋航海优先级大幅下降。
也的确和江南士绅、沿海私商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明初法律禁止民间私自出海，郑和官方远航主导海外贸易通道，压缩了沿海豪强、士绅家族主导的走私贸易空间。文官集团不少人与江南地方势力联系紧密，他们普遍反对持续远航：一方面以劳民伤财、耗费国库作为公开理由；另一方面，远航由宦官体系主持，文官集团也借此制衡宦官势力、争夺财政决策权，公私诉求交织在一起。
总之，欧洲本土资源相对匮乏，长期渴望从富庶的东方获取贵金属与珍稀商品，而且的确源源不断地攫取到了巨额财富，又反过来支撑军备、造船与探险投入，形成财富获取→资本扩张→抢占更多殖民地的正向循环，持续驱动大航海与海外拓殖。
反观明朝，自身物产丰盈、国内市场体量庞大，传统朝贡与远洋活动所能从南洋获取的收益十分有限，贸易所得常常不足以覆盖航行、封赏的庞大开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既然海外拓展无法带来可观回报，反而加重财政负担，明朝自然缺乏持续推进远洋事业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