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什么如此喜欢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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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AGA与俄罗斯心心相惜的底层原因
兔主席 | tuzhuxi 20261023
兔主席新文章在“tuzhuxi新平台”发布
要点：
1. 2018年，美国与俄罗斯的两个“国师”——班农与杜金，在罗马密谈，讨论美俄联合对抗中国与伊斯兰、传统主义与反全球主义，显示美国民粹右翼亲俄早有渊源。
2. 卡尔森、柯克、富恩特斯、欧文斯等“美国优先”意见领袖公开亲俄，特朗普欣赏普京强人风格，急于结束战争以修复美俄关系、共同应对中国。
3. 核心身份认同是白人兄弟与基督教文明同盟：视俄乌战争为白人自残，将俄罗斯视为对抗伊斯兰化与中国的传统主义堡垒。
4. 文化上视俄罗斯为反“觉醒”与自由派的道德旗帜，崇尚其尚武直男形象与传统家庭价值，对比西方的堕落与混乱。
5. 政治上否定低效民主与精英脱节，推崇普京式强人领导，科技右翼（马斯克、蒂尔、Yarvin等）也主张停战以聚焦中美竞争。
6. 地缘上认为欧洲已衰落，希望美俄联手重振白人文明、重构保守主义秩序，而非维持战后自由主义单极霸权。
7. 亲俄情绪在MAGA选民、福音派与部分科技右翼中有一定基础，但特朗普推动美俄修复关系的努力，第一任受“通俄门”牵制、第二任受俄乌战争制约。目前，特朗普正加速施压停战，希望在任内取得突破。
8. 但俄罗斯已实质性转向中国，其不完全接受“白人基督教堡垒”标签，强调欧亚主义、多极秩序与独立自主。西方右转是一个影响与俄罗斯关系的长期变量，但短期内，难以改变俄罗斯的对华倾斜。
正文开始：
一、引子：罗马的八小时
2018年11月，在罗马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两个在各自世界里都极具争议，又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一起密谈了大约八个小时。
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美国民粹右翼公认的“国师”——史蒂夫·班农，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想家、“普京的大脑”——亚历山大·杜金，在意大利的首都秘密会面。事后，班农称杜金是“现代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之一”，而杜金则把班农看作意识形态上的盟友。
这两人有什么可谈的？——交集可多了。他们讨论了传统主义哲学、反全球主义、基督教文明的未来，以及美俄联合对抗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可能性。2014年，俄罗斯就已吞并了克里米亚，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四年。但在班农的框架里，乌克兰问题从来都是次要的，俄罗斯政府确实也在制造麻烦，但中国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美俄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才是更高的目标。
这场会面说明，美国民粹右翼对俄罗斯的亲近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双方的理论先锋早就在商议地缘政治大计了。
二、人物图谱：谁在向俄罗斯靠拢
班农只是一个起点。过去几年，“美国优先”/MAGA阵营的意见领袖们，不约而同，一个接一个向俄罗斯表达好感。
1.塔克·卡尔森。2024年2月，“美国优先”意见领袖卡尔森前往克里姆林宫对普京进行了近两小时的独家采访，这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普京首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长时间访谈。采访中，卡尔森对于普京完全是迎合姿态，耐心地聆听普京关于俄乌问题的叙事。事后，卡尔森明确表示“俄罗斯不是扩张主义大国”。相反，他长期批评美国对乌援助，不应该挑动和俄罗斯的战争，认为这场冲突之所以爆发，之所以持续，更多服务于西方建制精英，而非美国民众的利益。他甚至将俄乌冲突看成是美国国内文化战争的某种延伸。在莫斯科期间，卡尔森拍摄并发布了街头、地铁与商店的视频，称赞当地基础设施整洁有序、公共空间安全，将莫斯科的城市秩序与美国大城市的犯罪、流浪与市容问题进行对比，质疑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长期负面叙事。并称这次经历“激进化”了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卡尔森是“美国优先”/民粹右翼阵营中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人物之一，其叙事直接塑造了数百万美国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对于特朗普、JD·万斯都有直接影响。
2.查理·柯克。已故的Turning Point USA创始人、美国右翼青年领袖查理·柯克，是MAGA阵营中对俄立场最直接、也最激进的代表之一。他多次公开将乌克兰战争称为“边界争端”，反对美国大规模援乌，称克里米亚“历史上属于俄罗斯”、泽连斯基只是“CIA傀儡”。他明确反对美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认为战争不符合美国利益，更不符合西方文明的长期利益。柯克的立场走得足够远，以至于普京本人及俄罗斯官方媒体曾公开称其为捍卫共同保守价值观的“英雄”，强调双方在传统价值、反自由主义文化政治上的一致性。来自莫斯科的回应，进一步强化了MAGA阵营将俄罗斯视为价值观盟友，而非单纯地缘对手的叙事。
3.尼克·富恩特斯。尼克·富恩特斯是美国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Groyper运动的创始人与意见领袖，代表美国政治右翼中激进的年轻一代。他长期在线上线下宣扬基督教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观点，并基于这一框架讨论地缘政治。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俄罗斯与普京。在他自己的节目中，他称“我们继续支持沙皇普京的战争努力”，呼吁观众为俄罗斯士兵祈祷，称他们正在“把乌克兰从大撒旦和世界上的邪恶帝国（即美国）中解放出来”；他表示普京的行动“不是侵略”，也“没有不合理”。他在Telegram上写道：“我从未怀疑过你，我的沙皇”“我完全支持俄罗斯”“乌克兰将被摧毁”。在右翼集会上，他问观众“能给俄罗斯一点掌声吗？”，现场响起掌声和“普京！普京！”的呼喊，并领导为俄军祈祷。富恩特斯的言论明确将俄罗斯塑造为对抗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力量、白人民族主义的希望。他也强调，必须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对抗中国。
4.坎迪斯·欧文斯。坎迪斯·欧文斯也是年轻一代民粹右翼意见领袖，且是黑人女性。她长期亲俄，并在今年6月，携家人前往俄罗斯参加活动，发布俄罗斯游历——在右翼圈里，这绝对是流量法宝。欧文斯称赞俄罗斯的“基督教表达和遗产无与伦比”，盛赞该国鼓励多生育、支持传统家庭的政策。她发布了参观“俄罗斯武装力量主教堂”等内容，质疑美国对乌援助，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长期叙事是“谎言”。欧文斯的俄罗斯行，把亲俄从单纯的政策表达进一步转化为文化朝圣：她努力向追随者展示，一个被西方精英长期妖魔化的国家，实际上仍保留着美国已经“丢失”的东西——基督教传统、家庭价值观、社会秩序、文化主体性。对她这样的右翼来说，俄罗斯就是西方“觉醒”文化的对立面，是反自由主义、反性别多元主义，“捍卫传统、基督教、主权”的榜样。
5.特朗普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亲近，更多体现在对普京强人领导能力、风格的欣赏：并隐含着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方式的认可和推崇，同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潜在的战略伙伴，美俄应该联合起来对付长期对手中国，而不是把俄罗斯推向中国。对于特朗普来说，乌克兰问题是美俄修复关系最大的障碍，必须结束战争，才能为美俄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针对俄乌战争本身，他确实非常厌恶，反复强调战争造成双方大量年轻士兵死亡，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在他眼里，俄乌士兵都是白人基督教青年。）在第二任内，他确实在努力结束战争，而伴随任期进入后半程，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立场：他推动解除对俄制裁、限制对乌援助，努力倒逼乌克兰投降，帮助俄罗斯“尽快收场”。只有战争结束，才能和俄罗斯光明正大的修复关系，借俄罗斯在政治上“帮扶”欧洲，最后共同面对中国。
三、为什么是俄罗斯？
从意见领袖到政客，这些美国民粹右翼人物的亲俄立场，绝对不是个人偏好的偶然集合，而有一套完整的“底层逻辑”支撑。以下让我们一一拆解。
第一层：身份认同：“我们是谁”。
白人兄弟。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是东斯拉夫人，属于高加索人种、白人。美国民粹右翼普遍信奉“大替代理论”，认为白人正在全球范围内被“替代”和“灭绝”。欧洲大陆正在穆斯林化，而美国在拉丁化、黑人化、印度化、混血化。在这个叙事里，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他们都是白人兄弟，白人血脉，白人种族的希望。而在他们之间发生战争，就是种族自残。所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战和二战已经让欧洲失去了世界主导地位，俄乌战争则可能进一步削弱甚至加速欧洲白人文明的消亡。这也是为什么MAGA阵营如此急切地要求停战：在他们看来，这是白人世界内毫无意义的内战。欧洲白人的对手不是欧洲白人，而是外来有色人种、穆斯林，以及其他大陆的对手。
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是基督教国家，主要信仰东正教，而东正教和美国福音派在堕胎、婚姻、性别、宗教教育等社会议题上高度一致，可以说是一种保守价值观联盟。（这个联盟还可以拓展到匈牙利等传统国家。）美国民粹右翼认为，当前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内部来自自由主义及世俗化，人们不再有信仰和传统价值，外部挑战则是“伊斯兰化”——并非伊斯兰国家在打败欧美国家，而是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及后代正在由内部改变西方。在此之外，最大的竞争和挑战来自中国这个世俗的黄种人国家。在美西方右翼的文明坐标和图谱里，俄罗斯属于广义的白人基督教阵营，应当与欧洲和美国白人联合在一起。
第二层：文化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
传统主义堡垒。俄罗斯被美国民粹右翼视为自由主义与“觉醒”主义的对立面。在他们的叙事中，西方，尤其是大学、媒体、文化机构、精英阶层、城市中产，已经全面拥抱“DEI”、性别多元主义、左翼政治正确，不再相信传统文化，不再维护传统家庭，也不再有民族荣誉。（中国的话语里，即“白左”）这是一种衰败、贫弱、阉割的文化。而当美西方精英层把传统价值批判为“压迫”与“落后”时，俄罗斯仍然把它们当作国家认同的基础，公开捍卫传统家庭、性别角色、民族自豪感、社会秩序等。对MAGA阵营来说，俄罗斯是一面可以用来反衬西方沦丧的镜子，一个冲在一线的道德卫士，一面可以激励人心的道德旗帜，一个抵抗自由派文化政治的精神堡垒。
战斗民族与直男文化。俄罗斯同时被塑造为一个尚武民族，公开崇尚力量、勇气、纪律与传统男性气质。普京本人的公开形象——骑马、打猎、柔道、军事检阅中的强势姿态——被美国民粹右翼解读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国家形象展示——领导者以强者、保护者与决断者的形象示人。对于以男性为主导、以传统性别文化为基础的MAGA基本盘来说，这种“直男”形象在审美、伦理、意识形态上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俄罗斯被呈现为一个理想社会，在这里，传统男性角色、战斗精神、爱国主义仍然是正面价值，各种本应被珍视，但却在当代西方被边缘化甚至唾弃的传统价值观仍然被保留。这些文化想象，都强化了美国右翼对俄罗斯的亲近感。
第三层：政治——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治理方式。
强人领导的模板。从朴素的MAGA选民，到科技右翼，再到公开提倡恢复君主制的保守派意见领袖（Curtis Yarvin），普遍认为过去那套建立在政党轮换、相互妥协的选举政治已经不再奏效——这套自由民主制度只会带来社会撕裂与政治僵局。他们希望出现一个类似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创始人CEO去领导美国——这个人应当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更重要的，必须有必要的领导能力与管理手段——能够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统筹并领导整个官僚机构，并有一个相对稳定、穿越周期的任期。普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板。
对西方主流政治的否定。过去几十年，从美国到欧洲，西方主流在三个维度上失去了公信力。第一是经济——自由民主制度没能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工薪阶层被自动化、全球化和不平等严重冲击，现在又对AI充满焦虑，看到了AI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的趋势。二是主流政党被精英主导，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彻底忽视底层诉求，不能代表民意。Pew今年的调查发现，69%的美国民众、69%的法国民众、68%的西班牙民众、62%的意大利民众对民主制度不满意。西方政治模式的公信力达到了历史低位。在这个情况下，俄罗斯又作为一个对比出现。几十年来，西方精英都努力把俄罗斯刻画成“邪恶帝国”和“西方敌人”，但卡尔森等意见领袖在莫斯科拍摄的街头视频、欧文斯的实地访问、社交媒体上大量普通人上传的俄罗斯城市画面，呈现的是整洁的街道、运转良好的地铁、有秩序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旧金山、纽约、巴黎、伦敦的无家可归者营地蔓延、毒品公开交易，不时发生犯罪、暴乱。两种画面并置，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冲击。在这个语境下，俄罗斯被当作一种“旧秩序”的象征——有主权、有边界、有文化主体性、有传统，有正能量，至少可以提供某种心理上的慰藉和向往。
第四层：地缘战略——我们要做什么。
欧洲已经完蛋。美国民粹右翼及企业精英对欧洲有一个基本研判：欧洲在产业上、科技上、经济上、军事上乃至文化上都已彻底没落，未来几十年，白人甚至可能会在自己的故土上丧失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地位。从马斯克、特朗普到万斯，他们在欧洲各国支持的都是民粹右翼政党，希望能够靠这些政党重振欧洲。由于欧洲大陆文化距离更远，欧盟又有一套针插不进的治理体系，所以美国民粹右翼把注意力聚焦在文化更加相近的英国身上，希望拯救英国。在这一语境下，俄罗斯原本是欧洲文明的“边陲”，其欧洲的文化身份多少存疑，但现在，在真正的西方没落之时，俄罗斯反而被视为西方文明（至少是白人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旗帜与希望——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右翼希望俄罗斯西进，统治欧洲大陆，而是希望欧洲人向俄罗斯这个仅存的白人基督教大国寻求一点灵感、启迪、激励、支持。而欧洲的民粹右翼政党，从法国的国民联盟，到德国的选择党，确实都是这样看待俄罗斯的：他们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的敌人，相反可能是灵感和伙伴。不约而同的，他们都希望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
美俄联合的终极愿景。美国民粹右翼、新右翼的“终极愿景”，是让美国和俄罗斯联合，一起做三件事：第一，阻止白人种族与文明的没落与消亡；第二，联合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第三，重新确立白人文明在世界秩序里的地位和影响力。西方建制派和自由派一直表示看不懂为什么特朗普要亲近俄罗斯，哀叹美国放弃乌克兰就是“抛弃西方秩序”，但他们不理解，在特朗普及其民粹右翼阵营看来，他们要推翻的，是美国在战后构建的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基于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民族主义甚至隐含的种族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里，作为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硕果仅存”的白人帝国，俄罗斯有一席之地。
四、个人因素与社会基础
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不少分析把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好感归因于他个人对普京强人领导的推崇和向往。这个因素确实存在，但它被高估了。
1. 个人因素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普京的欣赏，这是事实。但班农在2018年就和杜金密谈大计，勾勒了美俄在地缘合作的底层逻辑与长期愿景。如此多的美国优先和MAGA意见领袖也都发表了亲俄言论。这些人的行动各有逻辑，绝不是简单追随特朗普。相反，他们的言论很可能对特朗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产生共振。穿透来看，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前面分析的种族、宗教、文化、政治和地缘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框架，即便换一个MAGA/美国优先派的总统——例如JD·万斯——预计对俄政策的大方向也不会有本质变化。
2. 民众基础——MAGA基本盘。美国的建制精英整体反俄，但在MAGA选民里，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皮尤2025年调查显示，只有23%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有责任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意味着近八成共和党选民并不支持继续援乌；与此同时，16%的共和党人对俄罗斯持正面看法，12%视其为伙伴，合计接近三成。这组数据说明共和党内部存在一个不愿将俄罗斯视为主要敌人、愿意与其缓和关系的群体。右翼民间的这种态度与反建制、反自由派、反移民、反全球主义及对国内文化议题的不满交织在一起，转移、削弱了反俄情绪，甚至形成了某种对俄好感，为特朗普政府降低援乌力度、推动俄乌停战、修复对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民众基础与政治活动空间。
3. 民众基础——基督教社群。美国福音派和宗教右翼是亲俄情绪的一个重要温床。以塔克·卡尔森为代表的美国民粹右翼意见领袖努力把俄罗斯塑造成一个还在捍卫基督教传统的文明国家，将俄罗斯东正教看作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指南。他们强调，当西方精英层把传统家庭、性别角色与宗教价值批判为“压迫”愚昧”“落后”时，俄罗斯仍把这些价值当作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套叙事旨在构建一个反进步主义、反多元性别文化、反“觉醒”、反自由派文化政治的美俄跨国“道德同盟”。在这种框架下，俄罗斯不是什么“威权敌人”，而是文化战争、道德战争、文明战争中的盟友。对美国宗教右翼来说，这种对照颇有吸引力：它既回应了他们对国内文化议题的不满，也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和向往的理想模式。
4. 精英基础——科技右翼。以马斯克、彼得·蒂尔、马克·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硅谷科技右翼，对传统西方民主政治已极度失望，认为现有体制低效、被官僚体系与意识形态绑架，无法应对长期竞争。他们更倾向于把国家治理类比为科技公司：引入强人领导、效率优先、结果导向的政治领导模式，减少程序约束与多元利益博弈。在这一群体中，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具有广泛影响力。他公开主张以“CEO式君主”或强人统治替代民主，提出“RAGE”（大规模退休政府雇员）以彻底清理官僚机构，并认为美国应恢复某种形式的君主制或集中领导。彼得·蒂尔长期资助并认同其思路，JD·万斯曾公开引用其观点，马克·安德森也多次提及相关框架。这种思想为科技右翼提供了理论语言：民主在他们看来已不再是最优解，强人决断与技术治理才是出路。在此背景下，科技右翼认为俄乌战争纯粹是消耗战，损害美国长期利益，应该尽快停火。相比之下，科技右翼更关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美国把资源持续投入乌克兰不符合其长期战略排序。
同时，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强人治理模式虽然不是理想模板，但至少体现了决断与效率，与他们所推崇的创始人式领导有某种呼应。因此，科技右翼的态度既来自对西方民主的失望，也来自对中美竞争优先级的重新判断。基于此，他们希望看到美俄关系缓和，让美国把精力集中到真正的对手身上。（今年7月以来，科技右翼的代表马斯克已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投入了2.76亿美元，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停战、减少对乌支持提供了舆论与资金上的支撑。他甚至直接下场，限制乌克兰对星链的使用，以此加速冲突终局的到来。）
五、特朗普为何一直难以修复对俄关系
理解了亲俄的逻辑及在美国右翼里的社会基础，再来看特朗普的实际行动就清楚了：他一直想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但在两任总统任期内，都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第一任：通俄门的枷锁。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俄门”调查和第一次弹劾缠身，使他无法在对俄政策上走得太远。任何对俄缓和的举动都会被政敌解读为“被普京操控”，政治成本过高。因此，班农-杜金的意识形态合流在政策层面从来就没有落地的机会。
第二任：俄乌战争的现实。第二任期的阻碍变成了俄乌战争本身。整个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精英、知识界、舆论界都在支持乌克兰，特朗普很难在战争没有结论的情况下，突然全面转向俄罗斯。这需要一定时间的舆论准备与铺垫，包括尝试斡旋俄乌谈判。
然而，谈判始终无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愿意退让，而欧洲还在加码对乌克兰的援助，战争有进一步横向升级的风险。而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还剩大约两年，时间压力让他变得更加急迫，让他开始放下“伪装”——他不再掩饰自己对俄罗斯的好感，不再掩饰自己对乌克兰的厌恶，开始公开向泽连斯基施压，本质是要求乌克兰对俄就地投降。
特朗普的目标很明确：在任期结束前推动俄乌停战，为美俄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为此，他不惜走两条路：第一，抛弃乌克兰——哪怕因此得罪欧洲。在他的研判里，欧洲反正已经没有希望了，是一个消亡的文明，可以忽略。第二，俄罗斯已经被推向中国，对华盛顿极度不信任。特朗普希望多少借助中国的力量，通过中国构建或增加美俄互动的场景。在他的战略排布里，美国真正的对手是中国，但在对俄问题上，中国可以暂时成为一个有用的中间人。
六、俄罗斯怎么看
俄罗斯对美国民粹右翼的这些动向了如指掌。从早年杜金和班农的会面，到普京在2024年美国大选之前接受卡尔森专访，再到欧文斯受邀参加圣彼得堡论坛，俄罗斯一直在主动和美国民粹右翼保持联系，希望利用特朗普因素，重置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美国的民粹右翼是俄罗斯打破西方对俄孤立的突破口。
不过，俄罗斯人始终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对美国右翼抱有警惕，不是被动接受、照单全收。归根结底，在俄罗斯的自我认知和美国右翼的想象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首先，俄罗斯已经历史性地转向中国。美国确实存在亲俄力量，而且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力，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俄乌战争及其遗产，使得俄罗斯和西方主流政治力量、建制派精英、知识界、舆论界的关系难以调和。俄罗斯人不再相信美国，更不相信欧洲，其地缘政治与经济已经实质性转向中国——从能源出口、军事合作、外交协调到经贸交往，都在向东方倾斜。美国民粹右翼的亲俄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变量，但恐怕不足以在短期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重心。
其次，俄罗斯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右翼给它贴上的“白人基督教堡垒”标签。俄罗斯有自己的几套叙事：第一，帝国遗存——俄罗斯是一个近两百个民族的多民族帝国，而不是美国福音派“想象”的白人基督教国家。俄罗斯的强大就来源于其种族与文化多元。第二，欧亚主义——早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会为自己属于欧洲还是东方纠结。但今日的俄罗斯认为自己不单属于欧洲，而属于“欧亚”文明——蒙古人带来的东亚传统是其文明基因的一部分；第三，苏联传统——俄罗斯认为自己也是南方国家的代表，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第四，多极秩序——俄罗斯认为世界在推翻美国自由霸权，走向多极，而作为世界强国之林的一员，俄罗斯应当成为多极秩序里的一极，而不愿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从属——无论是从属于中国，还是从属于美国。俄罗斯将永远保持独立自主。
因此，这几套叙事与美国右翼设想的“白人基督教联盟”及“新白人世界秩序”的愿景并不完全兼容。
七、中国的位置
美国右翼的亲俄转向并非孤立现象，整个西方世界都在经历类似的政治转向。
首先，欧洲正在右转。法国“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目前在总统民调中领先，可能在明年春天当选法国总统。勒庞要求立即停止援乌，同时重新审视法俄关系。在德国，要求与俄罗斯修复关系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近三成的支持率，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政党，其以某种形式参政、执政只是时间问题。西班牙，民调显示保守派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有望获得明显多数，两党可能联合执政。同时，激进右翼政党已经在意大利、捷克、芬兰、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政府中任职。大多数民粹右翼政党都主张重新评估对俄关系、取消对俄制裁、减少对乌援助。在政治上、文化上、意识形态上，他们和俄罗斯心心相惜。
民粹右翼政党接连上台——欧洲似乎正在复刻十年前美国经历过的政治转向。
因此，从未来几十年的维度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走向是有不确定性的——只要美国和欧洲未来系统性地转向右翼，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亲近、交好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克里姆林宫已经等到了一个愿意主动抛出橄榄枝的美国总统，并直接在地缘政治上获益。
那么中国该怎么办呢？
中国能做的，仍然是继续做好自己的事。不与任何人为敌，也不针对任何人，并努力让自己成为所有人都争取的力量，让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图景。既然白人右翼都在设想联合起来重构世界秩序，那么东亚人要做的事，难道不应当是让黄种人也联合起来吗？从中国、日本、韩国到越南，构建一个东亚政治联盟。
只不过，在我们的筷子文化圈里出了“叛徒”，日本在一百多年前倒向了西方（“脱亚入欧”），并在被美国投下原子弹后，彻底成了“被阉割的走狗”。
但日本人也是慕强的。最终，还是需要中国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