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经济分析的惯性: 19年那场“保6之争”, 究竟暴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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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逻辑 ——读余永定老师《增长是硬道理》
✪ 罗志恒 |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增速换挡的阶段，构建中速增长平台并稳定经济增速极为重要，这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如期实现，也事关中国在中美博弈中取得优势。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让经济增速“L型”的一横稳住、让经济增长在“4时代”保持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这涉及到如何认识经济增长、如何认识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何平衡结构性改革与逆周期调节、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可能的风险代价。
过去几十年来，伴随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几乎在每个重要节点都会产生对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广泛讨论，这种讨论既推动了对问题的更深刻认知，有些更是直接影响了政策走向。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底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在采取“四万亿”大力度举措后，政策是否该及时退出？面临2012年以来持续的物价下行，是前期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还是有效需求不足？是该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该采取扩大内需举措？
2019年底，经济学界围绕是否应当守住6%左右的经济增速展开讨论，我也有幸参与其中。七年后再看，“6”这个数字早已不再重要，但那场争论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经济下行究竟主要源于潜在增速下降，还是有效需求不足？稳增长是否会妨碍改革和防风险？宏观政策又应如何有效发力？如今经济增速换挡已达十五年之久，从2010年的10.3%下降至去年5%，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如何？如何认识“供强需弱”与“K型分化”？
余永定老师的新著《增长是硬道理：我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考》是继《太阳底下无新事》后续篇，系统收录了2019年至2025年初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文章、演讲和访谈。从“保6之辩”到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从基础设施投融资、地方债到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再到历年的经济形势分析，全书既记录政策主张，也保存争论和观点演进。与其说这是一部形势与政策分析文集，不如说是一部中国宏观政策讨论的“现场档案”。
读罢此书，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作者对加强逆周期调节的持续呼吁，更重要的是，余老师没有用今天的认识重新改写过去，而是保留了观点形成、争论和修正的轨迹。这使本书的价值不只在于提出了什么政策主张，也在于展示了宏观判断如何经受现实检验、不断演进。由此，这本书引发了我几点观察与思考。
其一，经济研究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逻辑。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自然涉及到诸多价值判断，价值观和立场超越了技术和方法，一切的技术和方法都服务于自知或不自知的价值观；同时，每个人的知识储备、人生阅历以及兴趣所在不同，每个人观察经济的视角也不相同，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此时逻辑和数据就极为重要，更简洁干净清晰的逻辑更有说服力。
这些年我在很多场合听过余老师的演讲，也多次得益于余老师的指导，余老师不耻下问、跟我讨论诸多经济增长、投资尤其是诸多财政问题，我也受到很多启发。从我与余老师的接触以及本书看，我深深感受到余老师的家国情怀，研究不是投机取巧，既不是投机迎逢“只对上”，也不是沽名钓誉“只对下”，坚持中立客观，这是最底层的价值观。不论政策主张是否准确，但一切的初心都源自推动国家发展、民生福利改善。
余老师摒弃了二元对立和静态思维，重视经济逻辑，这体现在他对于改革与政策的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判断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空间等问题的认知上。从方法论上，余老师认为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调节并不矛盾、并不对立，但是当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或者推进程度不及预期时，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就不可避免要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政策空间，他不认为政策边界是个具体的数值，而是认为这取决于应对的行为，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财政空间，并提出经济增长让财政风险收敛的观点，他举例当年日本看到政府负债率偏高而采取紧缩行为以重建财政空间，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持续陷入泥潭，同时举例90年代末国际上也有认为中国政府负债率偏高的声音但中国政府坚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中国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对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余老师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不能因为过往存在低效投资就忽视投资重要性。未来确实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比如人口持续流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文旅体育养老院医院等服务需求、地下管廊老旧小区改造等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需求等。
这本书还有一点尤其可贵，就是“立此存照”。余老师没有只留下后来被证明正确的判断，也保留了当年的争论和自己观点的变化。他反思过去对货币紧缩和“四万亿”过早退出的认识，也直接承认低估了202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如书中所言：“人总要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甚至要扬弃自己以往一些坚信不疑的想法。”经济学不是事后解释一切，而是在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把判断交给事实和实践检验。这种不回避过去、不用今天改写昨天的治学态度，使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文集，成为观察中国宏观政策思想演进的一份难得记录。
其二，重新认识增长：增长不是一个简单数字，而是稳预期、防风险和推进改革的重要基础；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家庭的悲欢离合与企业的生死兴衰。“增长是硬道理”并非“唯GDP论”。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影响的不只是GDP本身。一是增长会影响预期和认知，塑造微观主体行为。当企业和居民长期处于经济增速和物价持续下行的环境中，一代人的认知就此重塑，一代人的行为就会趋于谨慎和保守。长期处于需求收缩和物价下行的环境下，居民预期收入不稳，会减少消费；企业预期需求不足，会减少投资；需求进一步收缩，又会强化悲观预期。二是增长关系风险化解，坚持发展中化债就是典型的系统思维。政府负债率既取决于债务这个分子，也取决于GDP这个分母。过度压缩需求或许可以控制短期债务增量，却可能同步压低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反而推升负债率。余老师因此强调，改善财政可持续性不能只靠压降债务，也要依靠经济增长。三是增长与改革不是对立关系，要达到更高的增速不一定要必然要以僵死企业死灰复燃、债务攀升为代价，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与政策并进、财政货币政策用于效益更高的领域。有观点担心如果强行保某个增速，会导致过多的政策资源消耗、浪费政策空间，甚至导致僵尸企业死灰复燃以及债务攀升。居安思危是坚持底线思维的体现，当然没必要强行保持某个增速，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尽一切可能找到既能稳增长稳就业又能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是必须的。比如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实际上让债务投入到更高效益的项目中，就同时能实现增长与降低债务风险的目标。
其三，重新认识宏观调控：与其先争论政策力度，不如先判断经济的主要矛盾。诊断决定处方。经济下行究竟是长期潜在增速下降，还是短期有效需求不足；面对的是供给约束，还是需求约束，不同判断对应完全不同的政策。余老师尤其警惕用人口老龄化、资本回报下降等长期“慢变量”解释所有短期经济波动。长期因素当然影响潜在增长中枢，却不能直接解释某一年甚至某一季度增速的明显变化。他以自己1998年的研究为例，当时同样可以列出很多未来增速下降的长期理由，但其后十年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潜在增速也不是可以精确观测的常数。不同模型、参数和假设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如果先认定潜在增速已经下降，再据此设定较低政策目标，就可能形成某种自我实现。余老师因此主张，与其迷信精确测算，不如根据通胀、就业、需求和金融条件不断“试错”。这一方法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长期问题不能替代短期分析，结构问题不能替代总量分析。
其四，重新认识“供强需弱”与“K型分化”：转型必然导致分化，要区分“供强需弱”的四个层次与“K型分化”的四个维度。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特点是转型与分化，新旧动能转型必然导致结构分化以及过程中的阵痛。理性认识“供强需弱”，要区分“供强需弱”的四个层次及采取不同的应对举措。第一个层次是，百年变局下关键产业链的供强是优势，要继续保持；第二个层次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供强，包括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条，这需要通过“反内卷”以及构建统一大市场解决；第三个层次是，供强主要体现在商品和制造领域，在部分服务业如文旅家政医疗养老等领域反而面临供给偏弱的问题，要通过更高质量的服务来释放消费者需求；第四个层次是，供强需弱要高度关注“需弱”，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推动制度体系从“供给促进型”转向“需求促进型”。
理性认识“K型分化”，要区分不同层面的“K型分化”。第一，K型分化起码包括供需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地域之间四个层面，供需、群体和地域分化要缩小差距，但并非所有的分化都是问题，有些分化本身就是政策推动和期待的结果，比如行业之间分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本来就是政策的目标。第二，分化、不平衡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平衡是经济运行的例外，当前全球来看美国也存在分化的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及相应科技板块资本市场表现明显好于传统行业；中国经济过去也存在分化，比如改革开放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群体先发展起来、不断探索经验的过程。第三，分化是经济的结构，关注分化的同时还要关注经济总量问题。
其六，以往鉴今：从逆周期稳增长走向内生增长，全球经济的“低就业增长”状态对稳增长与宏观调控产生新的挑战，仍有一些课题值得继续研究。回看过去几年的宏观政策争论，一个重要启示是：当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时，逆周期调节必须及时有力；但稳住增长并不是终点，最终仍要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这也是读完全书后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从政府稳增长向市场内生增长的转换。逆周期政策可以托底，但长期增长最终仍要依靠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二是增速换挡还要进行多久，未来是一副怎样的增长图景？如何解决低就业增长的问题？当前经济到底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什么时候经济增速能够稳定下来、稳定经济增速需要何种条件？如何解决宏微观分化的问题？房地产调整至今已五年时间，对中国经济、财政形势以及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还要调整多久？经济增速持续换挡，于是要问这是否是周期性问题，周期是有高有低的，如果周期仍然存在，目前处于什么周期和周期的什么阶段？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逻辑与过去有何不同，新的发展时代与过往的宏观调控是否要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宏观调控总体上是延续“总需求不足、逆周期调节发力”“财政发力基建投资稳投资”的思路。人工智能时代的投资更多侧重于人、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依然存在，但“投资于人”“投资于无形资产”的要求与传统财政政策的方式不同，更考验引导基金的效率、基础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人工智能时代极可能出现“宏观数据尚可、微观感受较差”以及群体、地域的分化状态，此时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的交织远大于以往，要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要更加分层。同时，新的时代背景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丛林法则和逆全球化重现，是安全逻辑大于效率逻辑。经济分析要嵌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视角，超越单纯经济视角，这也不同于全球化时期的分析框架。
从“保6之辩”到今天，具体数字和政策语境已经变化，但如何认识增长、如何判断主要矛盾、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仍然是中国经济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关心中国宏观经济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既可以读其中鲜明而有建设性的政策主张，也可以读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更可以读一位经济学家如何让自己的判断接受现实检验。增长不是一切，但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没有增长，很多问题会更加难解；经济学也不可能永远正确，但好的研究必须尊重事实、接受检验。这或许正是《增长是硬道理》值得今天阅读，也值得未来回看的一层重要意义。
《增长是硬道理》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经济学家余永定继《太阳之下无新事》之后的续作，系统收录了他 2019—2025年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系列思考。作者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学术态度，力图克服某些思想障碍，倡导在宏观调控中增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为中国经济走出“L型”增长阶段提供理论支撑。本书也为2019—202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
【作者简介】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博士，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
【目录】
第一章 抑制经济增速持续下跌
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保“6”的逻辑没有变，当前重心是做好控疫与复产衔接
第二章 破除宏观调控的思想障碍
对 2008 年以来宏观调控经验的反思
破除思想障碍：大胆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的长期性
产能过剩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第三章 基础设施投融资与地方政府债
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与地方政府债务
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增加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的自主权
第四章 西方宏观调控思想变化的启示
量宽与货币融资：美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超长期特别国债：续借还是 QE
美联储久拖不决的“退出”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启示
货币主义的挽歌还是救赎
现代货币理论 (MMT) 评述
第五章 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年度分析
2020 年：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
疫情来袭，如何保增长
不必过于担心通胀
面对 PPI 飙升，仍应坚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防疫与宏观经济政策
2023 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七个判断
2024 年中国经济展望
以一揽子政策为经济注入强劲内生动能
2025 年：应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宏观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