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日本前外相岩屋毅率团访问中国，并在28日得到了中国外长王毅的接见，双方会晤期间，王毅外长明确提到，中日关系转圜的关键，在于三个“最”，即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最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最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对此，岩屋毅深表赞同，并重申不忘记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同时强调，日本应当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然而，岩屋毅的表态，并没有叫醒“装睡”的高市早苗政府，就在9月28日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表示，日本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其想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的野心昭然若揭，不仅如此，此前不久，也就是在本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甚至还公然叫嚣，联合国应当删除“敌国条款”。
“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相关内容的统称，也是二战后，为约束和防止轴心国再度实施侵略，专门制定的一项预防性政策，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若轴心国试图再度侵略，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有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且无须安理会授权。
而这对于日本来说，就是一把时刻悬在头顶的达摩利斯克之剑，尽管从未真正落下，但始终在威慑日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直在积极推动删除“敌国条款”。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在战后是“和平国家”，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梅津茂在28日的答辩中，也提出与高市早苗同样的说法，其还言之凿凿的表示，日本始终坚持“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
日方的这种说法，其实目的就是想要混淆视听，向外界释放其“和平国家”这一信号，以此让联合国放心删除“敌国条款”。
但问题在于，日本一边声称自己是“和平国家”，且坚持“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另一边，作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小泉进次郎却公然叫嚣应当“毫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操作，其实已经暴露了日本的真面目和野心。
不仅如此，近日日本媒体“富士新闻网”还刊发了一篇文章，该文章作者鼓吹，既然联合国不肯也不愿意删除“敌国条款”，且日本每年还要向要联合国缴纳超过300亿日元的会员费，干脆退出联合国这个机构，这样既不用缴纳会员费，也不用再受约束了。
尽管该文章不能代表日本官方的看法，但也能充分说明，在高市早苗政府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分子如今已经嚣张到了极点，否则也不会有“退出联合国”的想法。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退出国际联盟的操作，那是在1933年，日本右翼分子因不满国际和平联盟指出其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就高调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而此举也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明显，日本的右翼分子打算重走老路，但这些人可能忘了，日本当年此举，换来的结果是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本土。
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不断尝试突破束缚、企图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举动，中方的态度始终十分明确，高市早苗在声称应当删除“敌国条款”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就表示，“敌国条款”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此外，在9月28日的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上，中国代表也驳斥了日方代表的说法，并明确表示，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祸乱地区、为害世界。
不仅如此，在9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30日，中方在公开表态中，对高市早苗的称呼再次出现了重大变化。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应日本核相关不当言论期间，全程没有提及高市早苗的首相头衔，而是直呼其全名，这就意味着，中方首次在公开正式表态中，去掉了高市早苗的官方身份。
而回顾中方对高市早苗称呼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在侧面显示了中方对日态度的转变，去年10月，也就是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之初，中方对其的称呼，使用的是标准称谓即“日本首相”，但在其发表错误涉台言论之后，中方对其的称呼开始变化，变为“日本执政当局”，再往后，随着高市早苗拒不撤回言论，中方对高市早苗的称呼则变为了“日本当政者”。
从最开始的“日本首相”，到后来的“日本执政当局”和“日本当政者”，以及如今的直呼其名，中方在不到一年就对高市早苗的称呼连续变化，这个速度，日本是万万没想到的。
而称呼的变化，特别是在正式场合时称呼的变化，是政治态度的直接体现，中方对高市早苗称呼变化的过程，代表了中方清晰的立场，也就是将日本右翼政府与希望改善关系的经济界、民间力量区分开，鼓励民间交流，但在主权问题上绝不妥协，更重要的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也告诉外界，高市早苗领导的右翼内阁，才是中日关系降温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