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在联大演说的时刻，再度要求联大删掉第53条、77条以及107条。不过要删除这些条款，光是联大同意还不够，还得需要五常点头。
日本围绕“敌国条款”的争论，表面上看是一场有关联合国宪章文字修改的外交议题，实际上背后牵动的是二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问题。高市早苗在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再度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涉及“敌国条款”的内容，并强调日本已经为联合国运行贡献多年，希望有关历史标签被取消。
但日本真正面对的，并不是几句话就能改变的法律程序。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之所以被称为“敌国条款”，是因为它们诞生于二战结束后的特殊历史环境，针对的是当年轴心国相关国家。按照现行《联合国宪章》规定，涉及宪章修改，需要经过严格程序，不仅需要联合国大会达到规定多数，还涉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日本长期希望摆脱这些条款带来的历史约束。从东京方面的角度看，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联合国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几十年中参与国际事务，因此这些文字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国际环境。1995年和2005年，联合国相关文件曾讨论过删除“敌国条款”表述的问题，但由于正式修改宪章程序复杂，相关文字至今仍然存在。
问题在于，日本试图强调的是“时代变化”，中国关注的却是“历史责任”。对于中国而言，《联合国宪章》中的相关安排并非简单文字，而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日本国内近年来不断讨论扩大军事能力、调整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北京认为，历史记忆不能随着时间推移被轻易淡化。
从这个角度看，高市早苗推动删除相关条款，并不仅仅是一项外交技术动作。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进一步降低战败国身份带来的政治限制，把日本塑造成一个拥有更大军事行动空间的“普通国家”。而“敌国条款”恰恰触及日本战后身份定位的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和平宪法、自卫队建设、日美同盟等方式逐渐恢复国际影响力。尤其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推动所谓“正常国家化”，包括强化防卫预算、扩大海外军事活动范围、调整安全保障政策。这些变化让周边国家持续关注日本未来走向。
2026年的国际环境，又给这个问题增加了新的背景。亚太地区安全竞争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持续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提出删除“敌国条款”，自然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不仅是法律文本调整，也是对自身国际角色重新定位的一种表达。
日本方面认为，既然联合国大会过去已经认可相关条款“过时”，那么继续保留这些内容没有现实意义。但中国方面指出，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并没有完成宪章修改程序，相关条款仍然存在于正式文本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政治评价”和“法律状态”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