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印度统计与计划执行部公布了2026-27财年第一季度（4—6月）经济数据：名义GDP增长10.3%，实际GDP增长7.8%，显著高于印度储备银行7.0%的预测。但数字一经发布，质疑声随即而至——当季GDP平减指数仅为2.3%，而同期批发价格指数（WPI）通胀已逼近10%，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统计戏法”的批评迅速蔓延。前财政部经济事务秘书苏巴什·加格更以旧基期数据推算，称实际增长仅约2.6%，让这场争论从学术圈蔓延至公共舆论。

这场争议背后，是印度制造业长期缺位、就业创造乏力和结构改革迟滞的深层困境。围绕这一局面，著名印度及国际经济学家、德里大学前副校长迪帕克·纳耶（Deepak Nayar）在“Mani ki Baat/ Suneet ek Saath”节目中解析了增长率争议的技术细节，并指出：无论官方统计和宣传如何，公众在实际生活中感受不到相应增长，信任赤字已主导公共舆论。

他认为，印度增长并未发生在制造业——而制造业本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逃离低收入农业的唯一生产性出路；近期增长主要来自服务业、建筑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质量低下。教育系统学习成果差，大学毕业生不可雇佣，却又产出硅谷顶尖人才；腐败与政治裙带阻碍改革。缺乏产业政策、国内投资与FDI疲软、开发银行被拆解、不平等加剧，共同造成“无就业增长”和增长幻觉。

迪帕克·纳耶在该节目中的发言内容，经观察者网编译并整理成图文形式，内容有删减。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迪帕克·纳耶】

围绕当前印度GDP增长的争议，我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

印度政府宣布，本财年第一季度，即4月至6月，GDP名义增长10.3%。这一季度正值美以伊战争期间；而作为同比基期的去年4月至6月，则处于“辛杜尔行动”进行之时。（印度的财年从每年4月1日开始，至次年3月31日结束）

同期，批发价格指数上涨9.4%，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9.2%。如果以这两个价格指数中的任何一个，对10.3%的名义增长进行平减，得到的季度实际增长大约只有1%。然而，官方仅以约2.3%的平减幅度，便得出7.8%的增长率。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疑问：在通胀如此之高、无论采用何种尺度衡量都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什么只作2.3%的平减？

官方对此有一套解释。它说，GDP是增加值概念，隐含价格平减指数来自现价和不变价估算，因此产出构成、相对价格以及GDP各组成部分价格的变化，都会使GDP平减指数不同于所有价格指数，也不应与任何单一价格指数一一对应。

然而，这套说法对普通公众而言，难以消解核心疑问：经济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滑向低谷？

而且，从可观察的数据看，实际增长明显低于名义增长。与价格上涨相比，批发价格指数尚不充分，生产者价格指数更具参考意义。政府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双重平减”，即同时考虑产出端和投入端的通胀。

问题不在于能否使用平减指数，而在于必须更透明地说明：为什么所选平减指数会与公众可观察到的任何价格指数相差如此之大。若不能说明，就难免被视为一种糊弄。

但更重要的是，统计争议只是症状，不是病根。真正的病根，是巨大的信任赤字。

印度公民不相信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因此，官方澄清即便看似合理，也难以令人信服——并非逻辑本身完全不能成立，而是信任已经缺失。要恢复透明，国民账户统计的基年应定期更换，平均约每十年或稍长一次。原因在于，产出构成和不同组成部分的权重会发生变化。但政府将基年从2011—12改为2022—23时，本应同时公布新旧两个基年序列下第一季度及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估算，使公民能够判断基年变化究竟带来多大差异。政府没有这样做，结果这种解释对普通公民而言缺乏实际意义。

事实上，普通人对经济现实的判断，往往不来自官方统计，而来自日常生活。家庭主妇不需要看报纸，她去市场买蔬菜就知道现实如何。我很久以前就区分过三种价格指标：批发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以及“价格感知指数”。在家庭主妇的感受中，土豆可能比去年贵了一倍，西红柿可能涨了250%，达到六个月前的近三倍。这是家庭对每天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品所形成的价格感知。

当然，如果收入从100卢比涨到10000卢比，洋葱是10卢比一公斤还是1000卢比一公斤也许并不重要。但现实恰恰相反：收入基本停滞，至少相对停滞，而价格却持续上涨。于是，统计数字与生活体验之间的裂缝，便进一步加深了信任赤字。

接下来要看更大的图景。长期以来，有人声称印度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数据发布后，日本某机构还上调了我们的信用评级，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我不愿把因果关系简单归于这一点。拉丁语有句话叫“后此，故因此”，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根据政府公布的国民账户数据，2014—15财年至2024—25财年这十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6.2%，与1990年代中后期拉奥时期以及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瓦杰帕伊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差别不大。

当然，其间新冠疫情曾有两个年份压低增长率，但疫后复苏又推高了增长率，因此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增长率与过去相比并没有显著不同。唯一例外是2004年至2008年，当时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期，各经济体增长率普遍更高。

但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时，必须同时承认同一幅图景的另一面：有8亿人依靠政府提供粮食和各类消费补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竞争性的民粹政治和机会主义政治，不可持续。转移支付本身无法真正消除贫困，真正的出路在于创造就业，让人们获得可持续的生计。

进一步看，2014—15至2024—25这十年大致对应莫迪政府两届多任期，为什么增长率会呈现这样的格局？首先，私人投资占GDP比重2014年约为11%，但过去七八年一直徘徊在10%左右，国内私人投资没有增长。

与此同时，按流入与流出净额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停滞或下降；外国证券投资过去两年流入转为负值。但证券投资并不形成绿地或棕地投资，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而这两者都在下降。

原因何在？我认为存在一种恐惧因素。拉胡尔·巴贾杰多年前就对阿米特·沙阿说过，商界的信心从哪里来？除少数受惠者外，印度企业不在印度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印度人对外投资不断增加，甚至包括中国。

许多人还通过迪拜黄金签证、美国特朗普金卡或葡萄牙等地的居留计划移居海外。信心不足，部分源于对印度执法局和严苛法规的恐惧。

此外，我在孟买与许多人交谈，多数人都认为存在少数受惠者。我不点名，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如果你不属于其中，就几乎没有机会。

土地征用也是大问题。约30%的项目被征地法律卡住，另有30%被环境机构卡住。一个商人如果想投资制造业，能去哪里？几乎无处可去。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太多空间、限制较少的服务业反而在增长。据说每年有20万人放弃印度国籍。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我并不惊讶。

印度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是就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毕业生失业率非常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是亚洲最低之一，也是发展中世界最低之一。即便没有宣传中那么好，我们的经济其实也算体面。从历史来看，自1980年以来印度年均增长6%以上，没有多少国家能比得上，只有中国显著超过我们。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增长过程却没有带来足够就业？问题在于，4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中，5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赖农业，而农业产出的就业弹性为零，甚至是负的。农业产出增加，就业并不增加，反而可能收缩。

服务业则出现分化。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电信服务等高技术行业，普通人进入壁垒极高。

因此，目前印度创造就业的只有两个来源：建筑业和非正规服务业。过去25年乃至50年都是如此。人们迁移到城市，在路边小店、小摊、小作坊工作；零工经济则是更现代的版本，比如开两轮车送货。但这些工作质量低，没有保障，工资不稳定，属于临时就业。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印度新增就业主要就集中在建筑业和非正规服务业。

问题在于，我们对制造业几乎无所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经验，尤其是亚洲经济体乃至更早的日本，都是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制造业。制造业的技能门槛并不高，却是唯一能让劳动者沿技能阶梯逐级上升的部门：在钢铁厂，一个人可以从工人做到工头，再做到经理；在其他部门，这种上升通道很难存在。

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这是印度最大的失败。我们从未真正认真思考产业政策。90年代初自由化时，我们的观念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相信国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转向认定国家什么都做不好。我们抛弃了原有框架，转而迷信市场魔力，却没有建立起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生态系统。

结果是，印度像阿根廷一样，自1991年以来不断去工业化。199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完全相同；1970年，印度曾是中国的两倍；到2024年，中国已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30%，印度仅占3%。制造业在产出和就业中的份额都在下降，而我们既没有产业政策，也只剩下对市场魔力的迷信。

然而，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无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还是日本，都实行过产业政策。美国自18世纪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期起就有产业政策，并曾实行世界最高关税。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也都实行过产业保护政策。我们却错失了许多机会：70年代初该行动时没有行动；90年代初行动时，又做得太多，却没有深思熟虑。

过去25年，印度经历了体面的经济增长，却几乎没有创造就业，就业弹性极低。青年找不到工作，环境也付出代价。但需要指出，并非所有制造业都污染严重。服装、鞋、皮革、地毯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污染，污染更严重的是石化、火电等行业。我们的竞争优势恰恰在简单劳动密集型制造。可如今连这些产品也往往在中国制造，再卖到印度；印度公司甚至到中国投资，再把产品带回印度。

因此，必须支持制造业，必须有产业政策。这不只是限制贸易，而是战略性、协调性的干预。要管理汇率：中国、日本、韩国长期保持低估汇率，而我们汇率高估。要有合适的货币政策，使长期借贷利率可行，因为投资者需要长期借款。

还要有土地征用政策和环境政策，但不能让它们成为绊脚石。现在一切都能成为绊脚石，唯一能加快流程的似乎是腐败。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

令我担忧的是，印度若要向前走，还必须处理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腐败，这两者都是重大问题。不要以为就业与增长之间存在取舍。增长创造就业，就业也能推动增长。印度最丰富的资源是人民，但人民也是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因为我们不雇用他们。看看青年失业率，看看女性劳动参与率，都非常糟糕。

但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占印度制造业增加值45%，女性劳动参与率55%。所以并非不可能。只要邦政府有产业政策，就可能实现。各邦也需要产业政策。工资在供给面是成本，在需求面是收入。如果增长创造就业，就业创造收入，收入产生需求，就会形成累积因果的良性循环，推动增长。我们的问题是，增长主要靠服务业。农业增长有限，不能更快。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制造业。

我们曾是开发银行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前后，ICICI、IFCI、IDBI（印度历史上的三大重要开发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印度因此成为榜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直到1994年才成立，比我们晚了约50年；巴西BNDES的资产组合比世界银行还大，其设立也曾以我们为参照。

然而后来，我们却关闭了开发银行。工业融资从哪里来？印度并不是以股市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而是银行体系。日本、德国与美国、英国不同，前者以银行为中心，后者以股市为中心。我们却抛弃银行体系，转向股市。新企业家怎么办？向谁借钱？银行并不擅长长期贷款，因此开发银行本来必不可少。归根结底，我们真正的失败是缺乏产业政策。

不平等为何加剧？部分原因在于，穷人没有可持续生计，转移支付又不可持续，只能让人勉强糊口，甚至低于生存线。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并通过创造就业推动增长，唯一办法就是聚焦就业。这是印度最大的失败。

与亚洲成功故事相比，就业与增长本可形成良性循环。人民是最丰富的资源。教育本应是解决方案，却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学校学习成果属于世界最差之列，我们还退出了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只有泰米尔纳德邦、喜马偕尔邦等少数地方学习成果尚可。

在市场与全球化时代，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扩大。顶层1%人口占有20%收入、40%财富；底层50%只有8%收入和2%财富。这造成巨大政治反弹。中右、中左政党向中间靠拢，共和党与民主党、保守党与工党、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差别不大，人们感到被排斥，于是转向民粹、威权领导人和政党。这些政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却破坏民主进程。

全球极右政府几乎无处不在。欧尔班败选，但莫迪等仍在赢。法国可能走向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在上升，英国法拉奇势力也不可避免。管理一个衰落中的国家本就艰难：英国处于绝对衰落，德国则相对快速衰落。1970年日本占世界GDP

4%，1995年占18%，现在只有4%；统一德国曾占近10%世界收入，现在只有4%。印度很快会超过英国，但不平等已成全球问题，政治反弹就是极右翼上台。

回到教育，这是问题核心。学校学习成果很差，而且还在恶化。北方邦80%小学生上私立学校，不是父母负担得起，而是公立学校没人教书。印度的未来同样系于高等教育。我们成长年代的高等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是印度软实力的来源；散居世界各地的印度成功者，大多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受教育的人。

高等教育正在被扭曲，失业、物价上涨、不平等加剧，再加上一部分人口处境艰难，会促使一个群体指责另一个群体抢走本就不多的工作。这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