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95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病毒持续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沈逸复旦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202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5年前，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理由，发动进攻，迅速占领沈阳及东北大片地区。今天回看九一八，真正需要警惕的远不止一场自导自演借口的军事突袭。日本军国主义能够把国家拖入持续扩张和侵略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不仅形成了将军队、教育、宗教、媒体、社会组织和殖民统治结合起来的动员体系，而且形成了一套极具欺骗性的政治叙事：不断制造外部威胁，反复强调本国侨民和利益受到伤害，把邻国反对侵略、维护主权的行动解释为“仇日”“排日”和“极端民族主义”，再把自身的扩军、占领和暴力行动包装为“自卫”“维持秩序”和“保护生命财产”。九一八95周年的现实意义，正在于重新识别这套历史机制，察觉并有效反制其正以新的制度和话语形式重新出现的新威胁与新挑战。
一、军国主义首先形成于思想、教育和社会动员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清晰而漫长的制度化过程。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迅速完成国家建设和工业化，也把“富国强兵”确立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882年《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1890年《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服从和牺牲塑造成学校教育与国民道德的重要内容。天皇制国家、国家神道、学校教育与军队伦理相互连接，使军事服从逐渐具有道德意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以及在中国东北不断扩张，又反复向日本社会传递一种危险经验：战争能够换取领土，军队能够带来国家地位，扩张能够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出现军部膨胀和社会控制强化。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特高警察体系随后不断扩张，对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战人士及其他异议群体实施监控和打压。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首相犬养毅被刺杀，1936年“二二六事件”又出现青年军官以武力试图改变国家政治路线。政治暴力和军人干政持续压缩温和政治空间，使“国家危机需要强力解决”的观念越来越容易进入公共生活。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这种动员深入社会基层。1937年近卫文麿内阁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行政、商业、农业、军人、劳工、体育、医疗、教育和文化团体被大规模吸纳。1940年“大政翼赞会”成立，首相兼任总裁，在各地方行政单位建立组织，推动所谓“翼赞体制”。政党相继解散，街道、社区和家庭则通过邻组制度、配给、储蓄、金属献纳、慰问军队、妇女组织和青少年团体被编织进战争体系。学校尤其成为重要动员场所，忠君爱国、服从国家、为天皇献身长期进入道德教育，参军和战死被塑造成荣誉，军国主义由此从国家政策扩展为社会心理。
这段历史说明，判断军国主义是否抬头，不能只看名称和口号。更值得观察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持续通过外部威胁扩大军事权力，是否逐步削弱和平约束，是否把军事能力重新塑造成国家实力和国家荣誉的重要来源，是否在历史教育中淡化侵略责任，又是否把批评军事扩张的声音归入“不理解安全环境”的一端。当这些因素长期叠加，危险的军国主义政治结构就可能在日本重新生长出来。
二、伪满洲国展示了军事占领如何被包装成“自治”和“秩序”
九一八之后，入侵的日本关东军迅速开始重组东北政治结构，通过扶植地方傀儡政权、控制行政机关、筛选官员、操纵舆论和制造所谓“独立运动”，为建立伪满洲国准备条件，寻求对中国领土的长期占领以及最终的全面吞并。美国外交档案中保存的1931年驻华外交人员报告清楚记录，日本军方迫使吉林地方当局改变原有政府架构，并按照日方拟定名单撤换被认为亲南京政府、亲张学良或具有反日倾向的官员。美国驻奉天领事随后判断，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并非当地民众自发形成，如果失去日本军队支持，很难维持。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先后担任“执政”和“皇帝”。这个政权以“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口号包装自身，实际安全、外交、交通、金融和重要人事权长期受到关东军及日本顾问体系控制。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最终认为，其建立缺少真正自发的独立基础，同日本军事占领直接相关。美国也拒绝承认以武力改变中国领土现状的结果。
伪满洲国更深层的危险，在于日本把军事占领转化为代理统治和社会工程。日方一面依靠关东军、宪兵和警察维持强制力量，一面吸收原有地方官僚、地方精英、商人、军人和知识分子进入伪政权体系。“协和会”以“五族协和”和超越政党为名深入基层，学校教材被重新编写，广播、报纸和出版受到控制，日本殖民当局借助文化、教育和宣传塑造伪满洲国身份认同，并削弱中国国家认同。
这种培植亲日力量、建立协力网络的做法随后从东北扩展到华北、华中和华东。1935年前后，日本军方推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扶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又相继扶持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进一步支持汪精卫政权。日本情报机关、特务机构和军方顾问通过职位、利益、安全保障和政治交易吸收各类人员，为占领寻找本地代理人。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这些群体长期被称为“汉奸”。现代历史研究也提醒，人们需要区分政治投机、利益交换、胁迫和战时求生等不同个人动机。然而，个人处境的复杂性并不改变日本占领政策的结构性事实，即侵略者有意识地制造政治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社会，降低占领成本，并试图把侵略包装成中国内部的政治选择。与此相配套，抵抗侵略的人则经常被描述为“激进”“排外”“煽动仇恨”。这种语言结构，今天仍值得高度警惕。
三、从万宝山到柳条湖，日本军国主义反复利用“反日情绪”制造行动理由
九一八之前数月，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已经不断从各类事件中寻找扩大社会动员和军事行动空间的素材。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原本是长春附近中国农民与朝鲜移民围绕土地租赁和灌溉发生的纠纷。由于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领事警察介入其中。事件随后经日本和朝鲜部分媒体高度渲染，一些报道传播大量朝鲜人遭中国人杀害的虚假消息，最终在朝鲜半岛引发严重排华暴动，中国侨民大量伤亡。一个局部土地纠纷由此被日本军国主义体系改造成中日两国之间民族冲突，也为日本国内反华情绪提供燃料。
同年发生的中村事件同样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扭曲事实制造助长军国主义的舆论氛围的系统性能力。日本陆军军官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被拘捕并杀害，这是一宗真实发生的事件，本质是中国捍卫自身的领土与主权权益。然而，日本军部和媒体迅速将其扭曲为所谓“仇日情绪”，进而作为所谓整个中国社会敌视日本的证明，使个案承担了远超案件本身的政治功能。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商业摩擦由此被编织成“中国反日情绪已经失控”“日本人在满洲缺乏安全保障”的公共叙事。
柳条湖事件则直接揭示了这种叙事如何同军事行动结合。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人员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一小段铁轨，把责任推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由发动早有准备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此后向国际社会反复声称，事变源于中国长期存在的“深植的反日感情”，日军行动属于被迫自卫。日本外交文件甚至把中国抵制日货、取消商业往来和抗议活动列为具有敌对性质的行为，并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能镇压所谓反日运动，就应对后果负责。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又出现类似链条。1月18日，几名日本僧侣在上海遭袭，一人后来死亡。日本方面随即要求处罚凶手、赔偿损失并取缔反日团体。战后，日本军官田中隆吉在回忆和东京审判相关材料中称，这次僧侣遇袭由日本军方人员出资策划，意在制造扩大军事行动所需的事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也收录了相关说法，并指出该事件被认为同关东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局势的关注有关。
这些事件共同呈现出一种机制，先侵略中国，然后挑选乃至制造个案，然后通过媒体把反抗行为，以及极端个案，扭曲为所谓“反日”，“仇日”，进而把日本塑造成受威胁的一方，将侨民安全和人道关切放到舆论中心；最终提出政治和军事要求，为侵略行动制造新的所谓合法的理由和结构，并让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始终占据道德高地，将侵略者包装为“自卫者”和“受害者”，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体系的惯用伎俩。
四、选择性“人道关切”可能成为军国主义受害者叙事的外部扩音器
九一八前后，日本非常重视国际舆论。日本外交机构不断向外国政府、通讯社和记者投放“中国反日运动”“侨民生命财产受威胁”“满洲秩序混乱”等材料。1931年10月，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向外界散发的备忘录公开声称，满洲事变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反日感情”，日本已经表现出极大克制，中国政府如果继续放任反日运动，就要承担后果。类似材料经国际通讯网络传播，使不少外国读者最先接触到的关键词就是“排日”“抵制”“侨民安全”和“中国秩序失控”。
这种问题在今天仍值得警惕。2026年9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日媒：深圳广州日本人学校9月18日改为线上授课或停课》，援引日本媒体称，深圳、广州日本人学校在9月18日等“反日情绪可能高涨的日子”采取线上授课或停课措施。报道又把2024年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事件置于这一背景中，强调在华日本人的不安和学校安全戒备。
对历史熟悉的人们不得不警惕，当中国纪念九一八、批评日本历史修正倾向和安全政策变化，反复被压缩为“反日情绪”甚至“仇恨”问题时，那套熟悉的日本军国主义惯用的历史语言已经重新出现。今天的新加坡及其他地区媒体处在中美战略竞争和美日安全合作不断强化的舆论环境中，一些报道较容易采用美日安全议题设置，把日本呈现为面对外部压力的安全焦虑者，把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政策批评呈现为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框架与美国近年来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叙事形成明显共振。
五、当下更需要观察军国主义逻辑是否以新的政策形式重新获得正当性
2026年，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达到8.8093万亿日元。4月，日本政府再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明确提出官民一体推进防卫装备海外转移，并把扩大防卫产业、增加盟友和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使用共同装备、提升持续作战能力写入政策逻辑。5月，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肩并肩26”演习，并首次在菲律宾实施自卫队岸舰导弹实弹射击。日本政府把这些变化解释为应对安全环境恶化、加强同盟合作和维护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中方对此作出明确警示。2026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公开使用“新型军国主义”概念，认为日本近期扩军、涉台、军事合作、武器出口和靖国神社等动向构成现实风险。8月15日，中方又就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个别内阁成员参拜提出严正交涉，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历史是日本同亚洲邻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方的这种担忧和警示，无疑是极为必要的。
从中国和亚洲其他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有几组趋势值得持续观察：历史责任是否被不断淡化，外部威胁是否越来越成为扩大军费和远程打击能力的理由，日本军事力量是否借助同盟和小多边机制持续扩大活动范围，武器出口和防卫产业是否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社会舆论是否越来越习惯以“中国威胁”“台海有事”等危机化语言理解地区政治。单项政策都可以提出各自解释，长期叠加则具有不同意义。
九一八留下的核心警示正在这里。军国主义的形成通常经历渐进过程，往往在一次次“安全需要”、一次次“特殊情况”和一次次有限制度突破中扩大军事力量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外部舆论如果不断用“反日情绪”“仇恨”“侨民恐惧”解释中国的历史记忆，却很少追问日本军事政策和历史认识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可能再次帮助强势一方完成从行动者到受害者的角色转换。
需要防范的，是历史责任被悄然改写为情绪问题，现实扩军被简化为单纯的防御反应，侵略受害者对历史的记忆被描述为“仇恨”，再由个别刑事案件为这种叙事提供情绪化素材。对媒体而言，这是事实和专业伦理问题；对地区政治而言，这是安全认知问题；对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亚洲国家而言，则关系到战后和平秩序能否继续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之上。
每年9月18日，我国许多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警报所提示的历史逻辑需要长期记住。军国主义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会公开以“军国主义”自居。它可能披着“安全”“秩序”“自卫”“人道关切”和“正常国家化”的外衣，在一次次看似孤立的政策变化中扩大空间。
九一八95周年真正值得留下的警示，是让历史责任保持清晰，让现实政策接受检验，让公共舆论尊重证据。东亚需要面向未来，也需要防止历史事实在新的战略竞争中被重新编码。只有建立在真实历史、明确责任和审慎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地区秩序，才可能形成可靠而持久的和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当然是存在人民的，但是日本人民，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面对军国主义，以及新型军国主义的时候，往往是无法独立形成有效反抗行动的，根据日本的文化特性，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必须遭遇惩罚，这种惩罚必须让日本人民清晰的感受到军国主义带来的威胁，只有这种威胁到了日本人民知道必须主动起来反抗军国主义的程度，日本人民的作用才有机会发挥。所以，抽象的讨论日本人民，抽象的讨论人道主义，动不动就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中国对侵略行动的警惕与反对，都是在有意或者无意的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也因此应该成为各方共同反对的行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幸的是，今天的力量，掌握在代表了人类道义和历史前行方向的中国的手中，中国有足够的工具，来惩戒乃至阻断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兴起，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因此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