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予安

编辑|予安

3比1，9月16日，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第26个审判日，四位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法庭之友"身份登场，被问到一个可能左右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政治命运的问题：弹劾定罪，到底需要多少票？

三位宪法元老给出了同一个方向的答案，不必自动锁定在16票，只有一个人坚持"必须16票"。这个3比1的法理格局一出，参议院内部关于门槛的天平立刻晃动了起来。

四位老法官坐上审判席，说的却不是同一件事

这场听证会的主角，是四位早已退出最高法院的老人。

退休首席大法官阿特米奥·潘加尼班、雷纳托·普诺亲自到庭陈述，退休大法官阿道夫·阿斯库纳同样现身，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退休首席大法官伊拉里奥·达维德因刚完成一项医疗手术，无法亲临现场，改以书面法律备忘录的形式提交意见，由弹劾法庭书记官当庭宣读。

达维德不是随便什么人。他是1987年菲律宾宪法的制定者之一，也是2001年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弹劾案的审判主持人，换句话说，现在被争论的这条宪法条文，当年他就参与其中。

阿斯库纳同样是1986年制宪委员会成员，普诺则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担任过宪法审查咨询委员会主席。弹劾法庭请来的不是一般的法律学者，而是几位"规则的见证者甚至塑造者"。

值得一提的是，弹劾法庭发言人通戈尔曾专门强调，选择这四人是基于他们的宪法专业资历，力求中立，这四个名字里，有人的解读利于检方，有人的解读其实对辩方有利。

弹劾法庭抛给四位大法官三个问题，核心归结为一件事：宪法规定弹劾定罪需要"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投票通过，这里的"全体参议员"，到底是指法定的24个席位，还是指实际能够合法、切实参与审判的参议员？

达维德的备忘录先被宣读。他的立场很清楚：定罪门槛应以"有资格投票的参议员"为基数，而不是以"目前参议院的24人"自动计算。

核心论据是，1935年、1973年和1987年三部宪法的制定者，不可能预设一个把已辞职、被驱逐、丧失行为能力的参议员都算在内的投票基准。

他还写道，一个从未出席过审判的参议员法官，"应被视为从未履行过参议员法官的职责"。

紧接着发言的潘加尼班更加直白。他反问了一个让全场安静的问题：那些躲在"世界某个黑暗角落里"的参议员，那些在国外的参议员，凭什么也有资格参与最后的定罪投票？

不过潘加尼班也留了余地，他明确承认，从字面看，"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确实"在抽象意义上"等于16票，但"现实会改变数学里的分母"。他主张参议员应以"常识""真相与公平"为指引，而不是机械地套用字面或立法原意。

最关键的是，潘加尼班强调，这个门槛问题不该交给最高法院裁决，而应由参议院自身作为"弹劾案的唯一审判法庭"来决定，而且参议院的判决是终局性、不可上诉的，除非存在"严重滥用裁量权"。这番话客观上收窄了辩方日后向最高法院翻盘的空间。

普诺的论述更具技术性，也更谨慎。他指出，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六项所说的"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本身并没有写明任何具体数字。 如果对这条进行"独立的、字面的"解读，16票就成了永远不可更改的常数。"但如果制宪者本意就是固定16票，直接写数字即可，何必用百分比？"

不过普诺同时抛出一个对辩方有利的警告：如果在排除某些参议员法官的过程中出现程序瑕疵，整个审判和最终判决都可能被最高法院推翻、归于无效。 换句话说，普诺给的不是"降门槛"的绿灯，而是"你们自己掂量，别踩坑"的提醒。

唯一明确唱反调的是阿斯库纳。他的立场四个字就能概括："全体就是全体。" 作为同样参与过制宪的元老，阿斯库纳坚持认为，宪法条文中"全体参议员"的措辞"不是技术疏忽，也不是起草意外"，而是刻意设置的高门槛，目的是防止弹劾沦为党派竞争的"常规武器"。

他还提出一个程序性理由："门槛必须是固定的、不能是浮动的，必须从一开始就能确定，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看到场多少人再定。" 在他看来，除非席位永久性空缺，否则定罪基准就该是24人的三分之二，也就是16票。

所以说，"3比1"是真实的，但四人并非整齐划一地站到一边，准确说，是三人认为16票在法理上可以不固定，一人坚持固定；三人的多数意见，客观上为下调门槛提供了法律依据。

检方首席律师、众议员卢伊斯特罗当即表态，认为多数"法庭之友"的立场对控方有利，意味着定罪所需的最低票数存在下调空间。而莎拉新任命的发言人帕内洛则公开警告：降低门槛可能开一个危险先例，让执政者有机会"定点施压"那些预期会投反对票的参议员。

辩护律师波亚更当庭声明，辩方对本次程序的参与"保留一切法律救济手段"，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你们真改了规则，我们保留告到最高法院的权利。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连参与制宪的元老都出来论证"16不是铁数字"，辩方要说服最高法院推翻这个方向，难度显然加大了。

四把空椅子背后，藏着一盘更大的棋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学术色彩浓厚的宪法解释研讨。但稍微了解菲律宾政治的人都清楚，24个参议院席位里那几把空椅子，才是整场博弈的真正导火索。

先说这几个人是怎么"缺席"的。

参议员金戈伊·埃斯特拉达，前总统之子，2026年6月因涉嫌一桩防洪工程回扣案被反贪法院拘押，罪名是掠夺罪，不可保释。

参议员罗丹特·马科莱塔，7月6日弹劾审判正式启动当天被逮捕并羁押，被指控在2025年参议员竞选期间收受约7500万比索捐款却未依法申报，同样是掠夺罪，同样不可保释。

两人被处理的时间节点，一个卡在审判前夕，一个卡在审判第一天，这"巧合"精确得让人很难不多想。 两人都被普遍视为莎拉的盟友。

第三把空椅子属于罗纳德·德拉罗萨。这位前国家警察总监、杜特尔特时代"毒品战争"的主要执行者，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后一直下落不明。

5月11日众议院弹劾投票当天，他突然现身参议院，投下关键一票帮助杜特尔特盟友卡耶塔诺当选参议长，随后又人间蒸发，至今行踪成谜。

第四位是参议员莱加尔达，自8月初起以医疗休假为由多次请假、缺席审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她在监察专员对其子莱维斯特名下太阳能项目展开掠夺及贪腐初步调查后离境前往法国，她本人因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的相关职责被一并列入调查，她否认所有指控。

这四人里，多数被视为莎拉阵营或与之关系密切， 这就是问题所在。

按照开庭第一天审判主持人埃斯库德罗的裁定，无论多少人缺席，定罪门槛都是16票。但目前弹劾法庭的活跃名册只剩20名参议员法官能实际参与，也就是说，控方需要在这20人里凑够16票。换个角度理解：只要有5名参议员投反对票或拒绝定罪，莎拉就能过关。

但如果门槛改按"实际能履职的参议员"重新计算，情况就不同了：按20人计，三分之二约为13到14票；也有法律人士（如退休大法官卡皮奥）主张莱加尔达仍是参议院成员、合格投票者应为21人，那么三分之二为14票。从16到14、甚至13，差的不只是两三票，而是莎拉整条防线的厚度。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具体数字目前仍是不同法律解读，最终以哪个为准，要看9月23日参议院自己的表决。

马科斯阵营推动这场听证的逻辑并不难懂。在24席的参议院格局中，多数分析认为马科斯阵营稳定掌握约12席，杜特尔特阵营约8席，其余为中间派。

如果规则不变、门槛维持16票，马科斯阵营需要几乎拿下全部中间派、再策反对方阵营的参议员，难度极大。但若门槛下调到14或13票，现有票仓的压力就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看似枯燥的宪法技术问题，会牵动两个家族的命运。

总统府的态度也耐人寻味。 总统府新闻官卡斯特罗在9月16日表示，马科斯总统在门槛问题上"不干预"，一切交由弹劾法庭决定。这话听起来像置身事外，但换个角度：总统既没有站出来维护16票的现行规则，也没有对参议院施加保留现状的压力。

接下来的时间表已排定。9月23日，控辩双方将就门槛问题各进行15分钟口头辩论，随后参议员法官投票。 据弹劾法庭发言人通戈尔说明，程序上可能需要两次表决：先决定是否推翻埃斯库德罗"硬性16票"的裁定（在20名法官中需要11票通过），再决定新门槛具体怎么算。

这一票不决定莎拉有罪无罪，但它决定了后面的定罪是一道可以跨越的坎，还是一堵几乎无法翻越的墙。

莎拉的辩护团队已经放风：如果9月23日的结果改变门槛，他们不排除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但潘加尼班在法庭上已先堵了这条路，"参议院的弹劾判决是终局的、不可上诉的"。三位前首席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恰恰为参议院修改门槛提供了一层法理掩护。

不过，别以为这场棋局只有一条战线。就在四位大法官论法的同一天，弹劾法庭悄悄签发了另一组传票，目标指向了杜特尔特家族的下一代。

传票飞向达沃，杜特尔特家族的退路在收窄

9月16日闭庭前，审判主持人埃斯库德罗签发了一份让杜特尔特阵营颇感意外的传票：要求达沃市市长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也就是莎拉的弟弟，外号"巴斯特"，最快于9月23日出庭作证。

传票指向非常具体。莎拉在其历年《资产负债净值申报表》中申报了对一家名为Gencorp Industries的达沃公司的持股权益，申报显示这笔投资始于2013年。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Gencorp（据称曾用名Timesquare Bee Foods Corp.）在2022年至2025年间与达沃市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约1400万至1500万比索的交易往来，涉及食品、餐饮供应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检方目前尚未在法庭上正式出示证据坐实这些交易。问题的敏感之处在于：这段时间莎拉已是副总统，而签署达沃市相关合同时期的市长，正是她弟弟巴斯特。

检方发言人、众议员阿迪翁在记者会上说得很直接："Gencorp不是一家随便的公司。它跟这个案子有关，因为副总统本人在申报材料里声明了对该公司的商业利益。"

控方还要求巴斯特提交2020年以来达沃市政府与Gencorp及相关实体之间的合同记录。私人检察官托洛萨表示，不排除将巴斯特列为"敌意证人"。

但他也强调，最终是否如此认定由弹劾法庭决定。阿迪翁则补充，传唤巴斯特不应只被理解为"他是莎拉的弟弟"，而是因为他可能掌握与第二项指控相关的职务信息。

这一手棋的意图，远不止追查一笔千万级别的合同。它释放的信号是：弹劾的调查半径，正在从莎拉本人向整个家族延伸。

巴斯特在杜特尔特家族中的角色越来越关键。2026年4月11日，他就任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并联合多个政治团体组建"问责、良好治理与职业道德改革联盟"（RAGE Coalition），以家族新一代的姿态对抗马科斯阵营。

如果莎拉被弹劾定罪、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巴斯特可能就是杜特尔特家族在2028年大选中的替代人选。而现在，控方直接把他拉上了证人席，无论他的证词内容如何，一个在弹劾法庭上被质询的政治人物，其形象与竞选可信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更大的背景是，杜特尔特家族多名成员都在承受司法压力。莎拉的大哥保罗·杜特尔特长期被涉毒指控缠身；据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近期披露，保罗所在选区的多个防洪工程项目也出现了"疑点"。

老杜特尔特本人则因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件远在海牙，难以直接指挥国内政治攻防。 一个家族的核心成员，要么被弹劾，要么被传讯，要么被通缉，要么远隔重洋。杜特尔特的政治版图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科斯阵营可以高枕无忧。根据菲律宾民调机构"亚洲脉搏"2026年7月底的数据，莎拉以约49%的支持率在潜在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一，明显领先于第二名。

弹劾非但没有摧毁她的民意基础，反而因"受迫害者"形象的塑造，在核心支持者中产生了"反向动员"效应。正如凤凰网援引菲律宾分析人士的判断：即便莎拉被定罪，数百万杜特尔特支持者被逼至绝境后可能转向其他反马科斯候选人；而执政六年的马科斯政府届时也将面临"执政疲劳"的考验。

这正是菲律宾政治最让人看不透的地方。在弹劾法庭上赢了规则，不等于赢了选举；扳倒一个候选人，也不等于扳倒一个家族的政治根系。

9月23日的口头辩论和投票，将检验16票这条线到底是铁铸的还是可以弯折的。如果门槛真被拉低，莎拉距离被定罪免职、并永久失去竞选资格，就只差最后的实体表决；如果辩方守住16票，或从最高法院争取到叫停变更的机会，整场弹劾就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程序拉锯，一直拖下去。

无论走向哪个结局，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围绕2028年总统权力的这场对决，都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主要信源】

Inquirer.net: "Highlights: Day 26 of Sara Duterte impeachment trial | Sept. 16, 2026", 2026年9月16日

Philstar.com: "Ex-CJs to Senate: You decide on 16-vote threshold", 2026年9月17日

Rappler: "Prosecution to call Sebastian Duterte to witness stand in VP Sara's trial", 2026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