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中印友谊的桥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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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引曾 1934年1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北大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北大亚非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内容
与印度结缘
1952年，18岁的我在故乡江苏扬州参加了新中国首届高考。同年的国庆前夕，在各大行政区主要报纸上放榜。当我在华东区的《新华日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得知自己被录取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时，真是喜出望外，这和我填报的志愿一致，可谓如愿以偿。我10月中旬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11月25日踏入北京大学校门，成为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1952年，北京大学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图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在祖国万象更新、迎接建设高潮中度过的。当时老师和学生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老师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同学们在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愿望中勤勤恳恳学习。我在这催人奋进的年代里成长，还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54年秋，我已是一名大三的学生。10月19日，学校接受了一个任务，到南苑机场去迎接外宾——印度总理尼赫鲁。
这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历史学系学生排在北大队伍的最前头。学校领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历史学系学生郝斌，他派我去参加贵宾绕场一周时的献花活动。此事来得突然，我接到外交部礼宾司递来的花束，略带紧张地站在北大队伍前。
尼赫鲁与女儿英迪拉 图源：网络
稍许，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由周总理陪同，缓缓走了过来，我向尼赫鲁献上了花束。就在这时，周总理拉住了我，看了看我胸前的校徽，用英文向尼赫鲁说：“She is a stu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她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尼赫鲁已伸出了手，我赶紧向前一步握住了他的手，我既激动又紧张，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隆重而热烈的迎宾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的欢迎队伍尽兴而返。同学们非常羡慕我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接触，而且居然幸运地由周总理向尼赫鲁介绍了我。我也为此兴奋不已，终生铭记。
那时候，印度在我们大学生的心目中还是很陌生的，只知道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佛教发源地，过去和我们一样受帝国主义欺侮，二战后独立。报纸上经常出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我对印度的进一步了解，还是在后来博物馆的工作实践中产生的。
投身印度研究
1956年，作者耿引曾大学毕业照。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195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下属的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馆址是在天安门后，古代史部分陈列于端门至午门的两廊朝房内，近代史部分陈列于午门楼上。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我国建立了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我有幸参加了筹建新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部分工作。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特别要提出来的是，1964年，我参与了通史陈列中历代中外关系部分的修改工作，具体到我个人负责的是魏晋南北朝段的“法显沟通了中印文化”和隋唐段的“玄奘留学印度”。为此，我熟读了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大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还有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等著作，通过这些僧人亲历亲闻的记述，我对印度古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东晋僧人法显雕像 图源：网络
法显冒着生命危险，以超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印度，带回很多梵文佛教经典，回国后又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且写成《佛国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印度等国的情况，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大唐西域记》 图源：网络
玄奘遍游印度南北，学习和研究佛教经义，曾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从印度带回佛经657部，翻译出75部，更重要的是他写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当时西亚和南亚许多国家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调动。原来每天上下班，从北大宿舍到天安门，往返路途要奔波三个多小时。现在我告别了天安门前的历史文化殿堂，回到了未名湖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在季羡林所长的指导下，搜集、整理中国古代载籍中的南亚史料，将其汇编成册，其中印度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载籍里，我从历代官修史书、类书，历代的笔记、小说、游记、历、数、农、医等书，以及诗文集、地方志里，爬罗剔抉，排比对照，对史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学术价值诸方面，详加考察。经过八个寒暑的辛苦劳动，终于整理出了90多万字的汉文南亚史料。
《汉文南亚史料学》封面 图源：网络
经金克木、周一良先生推荐，获得了“王安汉学研究奖助金”，于是写成27万字的《汉文南亚史料学》，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编辑成的90多万字的《中国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汇编》一书不仅获得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封面 图源：网络
1996年7月26日的印度《政治家报》上《中国人眼中的印度》一文介绍了《汇编》，同年出版的《印度历史杂志》也对两册《汇编》做了扼要介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的《中国柏拉图》也简介了该书的内容。
中国的史料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可说是至关重要，印度学者对此当然早已知道。早在1978年，印度史学家阿里就给季羡林所长写信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这次汉文南亚史料汇编的出版，理所当然受到印度同行的关注。
- 未完待续 -
转自 | 北京大学新闻网（2021-05-10）
作者 | 耿引曾
图片 | 详见图源
编辑 | 察-看天下 贾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