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81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但台湾光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口号。
1945年10月25日，以陈仪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派驻人员到达台北、接收台湾；当天上午，台湾受降区受降典礼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陈仪任受降主官。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从国内法层面确认台湾同胞的中国国籍。
同时期，大陆学人渡海赴台，试图在台湾重建一个既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又吸纳现代文明成果的新秩序。这正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何卓恩教授在《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书中还原的历史场景：光复不只是主权移交，更是一场文化重建。
但这场文化重建实验很快遭遇现实的磨损。光复在操作层面被简化为“接收”，日本殖民五十年埋下的皇民化遗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国民党政权的保守性与封建性和台湾社会的现代诉求形成内在冲突，国共内战、国际冷战又在台湾埋下“反共”伏笔。赴台学人面对的不仅是文化断层，更是一套变形的政治社会结构。
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裂变。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与国民党维持着合作中的批评关系，最终在威权压制下走向决裂；党外运动在台湾政治转型前主导了社会舆论，动员了基层民众，但最终在岛内两党政治塑造中被分裂主义彻底篡改底色。国民党在自身“合法性”危机中逐步本土化转型，但分肥政治、代际冲突，将祖国化扭曲为“党国化”，排挤现代化，最后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失据连连。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都是为了“小我”，牺牲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
未竟的文化重建、被扭曲的政治转型，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变量……共同构成了今天理解两岸问题的历史纵深。何卓恩教授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梳理了台湾从光复到转型前夕的脉络，分析当年对台接收工作的功与过、重建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以及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启示。
历史并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争论之中。
本文为上篇，要点提示：
·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 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为中山堂)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观察者网：何老师，您好。您在《祖国化与现代化》这本书中重点讨论了台湾光复后赴台的大陆学人，这些人无论是承担接收、光复任务，还是抱着文化重建的理想前往台湾，抵达后都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再加上，中国内部政局的变化，他们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复杂。您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看待这些学人身上的主动性、局限性，以及时代之下的不可抗力？
何卓恩：说实话，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预先想这么多，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他们的处境有了更直接的观察和体会。
当时有些人是主动赴台，有些人是被动赴台；到了台湾以后，有些工作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之中，有些则在想象之外。至于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文化重建做出了什么贡献，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来看。
一般人在谈论台湾光复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政治上的光复，似乎宣布台湾回归中国，事情就完成了，但事实上一个被殖民统治几代人的地区，重新回归祖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进行过系统性的强行摧残和打击，台湾当地的语言、信仰、认知体系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这涉及台湾如何重新接续祖国大陆文化的问题。换言之，除了政治光复以外，还有文化光复的问题。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自20年前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大陆赴台学人与光复后的台湾文化建设”，其显性主体是大陆赴台学人的工作。当然，实际上参与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还有其他很多主体，比如官员、台湾本土的学人、知识分子、士绅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体现了“两岸一家亲”。我们主要关注大陆赴台学人怎样关怀台湾社会，怎样让从日本手中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社会重新连接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发展。
第一批赴台学人中有很多是被延聘的，受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赴台，比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就都是陈仪亲自聘请的。
黎烈文原来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到台湾以后，主要负责光复后最重要的官方报纸《台湾新生报》。许寿裳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陈仪的好友，陈仪原本想请他去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但没有办成，后来便请他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这也是当时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
这些人是受到接收当局邀请赴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许是被动的，并非一开始就主动要求去台湾。但他们回应了邀请，知道自己是去做什么的，有个人的抱负和责任。还有一些人是在官方招聘时主动应聘赴台。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可以有发展空间，于是就过去了，比如版画家黄荣灿等。
第二批学人的情形很不一样，主要是1949年前后赴台的。他们中的多数是主动去的，在国共内战中出于各种考虑跑到台湾，有些人是先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台湾，比如胡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但也有一些是受官方委派，比如傅斯年赴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就是由蒋介石亲自安排的。
所以，不论主动还是被动，这些人到了台湾以后都想做事。即使是逃难过去，也要设法把局面收拾起来，先在台湾立足；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还要为所谓的“反攻大陆”作准备。无论如何，他们首先要立足台湾。
从台湾文化重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赴台学人，他们主观上都有做事的追求，也都产生了把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重新连结起来的实际效果。否则，后来也不会有“保钓”等政治运动。过去在特殊历史时期，有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曾由台湾学者代表中国参与。
两批人赴台时的处境不一样，但都为台湾的文化光复和文化重建做了切切实实的工作。但为什么书里面只写到这两批人？主要是因为第一批学人很多已经不在了，有些在“二二八”等政治变故中被杀害或遭禁制，有些转向纯学术领域，还有一些人则回到大陆。第二批人学人在1970年代也逐渐老去。两岸长期隔绝，后来也就不再有同样意义上的大陆赴台学人群体了。所以，我这本书主要是从1945年写到1970年前后。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观察者网：您把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核心追求概括为“祖国化”与“现代化”。在当时的台湾地区，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张力？大陆赴台学人到了台湾以后，是否意识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想象有所不同？
何卓恩：其实“祖国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做这个项目时就已经预先设定的框架。最初没有这个标题，是在研究完成、准备出版时，才概括出这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事先拿来框材料的概念，而是研究完成以后从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来的。
当时台湾文化重建的精神内核，一方面是回归祖国、接续传统，重新建立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要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生活、面向未来。一个是与过去连接，一个是与未来连接。
而且，“现代化”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需要融入“祖国化”的过程。这里面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祖国大陆文化本身在不断现代化。台湾被日本殖民的五十年间，祖国大陆文化发展并没有停滞。自戊戌变法起，中国人就在追求科学、理性、民主、自由。严复所说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梁启超等人撰写的文章里，也有丰富的民主、科学思想。只是当时没有像民初新文化运动那样，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且以这些新价值为中心鼓动风潮而已。
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观念逐渐成为祖国文化中的重要潮流。因此，台湾要重新连接的祖国文化，不只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其本身也包含民主、科学等现代内涵。
其次，日据时期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同样包含“民族化”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当时还不能公开叫“祖国化”，更多被称为民族运动，强调维护汉民族的独立性，拒绝被同化到所谓的“大和民族”。
无论观察祖国大陆的文化发展，还是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文化追求，都能发现这两方面的共同性：既有民族化问题，也有现代化问题。
我们之所以使用“祖国化”这个词，是因为光复初期台湾报刊上经常这样写，那时“祖国”这个词用得非常多。台湾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以后回到中国，当然有“祖国化”的要求；这不仅是大陆同胞的期待，也是当时许多台湾同胞自己的期待。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何卓恩：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
前期是从1895年到1915年前后，大约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武装斗争，台湾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甚至还成立过“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设想，是在清政府放弃台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先自己组织起来，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回到中国，根本不是今天台湾一些人所错误解释的“台湾独立”。
中期大致是从1915年前后到1937年前。这个时期，台湾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主要从事民族政治运动。此前的武装反抗已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很难继续下去，于是一批读书人开始用“文斗”的方式，利用日本法律留下的缝隙和有限空间开展民族运动。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运动便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台湾士绅和东京留学生是运动骨干，他们要求在台湾设立独立的民选议会，强调这个议会不同于日本本土地方议会，并希望通过议会立法，压缩台湾总督府的权力，使其更多只是承担执行台湾议会法案的职能。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持续了十几年，参与者每年都去日本帝国议会请愿，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表达的核心要求非常清楚：台湾的汉民族拒绝日本化，维护自身的民族主体性。
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经过几次演变，从温和走向激进，再从激进走向更加激进，像台湾共产党的一些力量也由此发展出来。
台湾文化协会是当地政治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组织，实际上具有某种政党性质。他们还创办了《台湾民报》，开展文化启蒙，推动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希望与“祖家”（也就是祖国）的文化运动保持同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殖民统治进入后期。台湾有不少民族运动骨干、激进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渡海来到大陆参加抗战。有些人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有些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过去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在福建一带参加抗战的台湾义勇队等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前往东北等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希望通过整个中国抗战事业的胜利，最终让台湾回归祖国；只有先争取全中国抗战的成功，台湾才有可能得到解放。
从殖民统治的前期、中期到后期，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始终有这样的追求。因此，台湾光复以后，自然也会有同样的期待。
观察这种期待，有一个时间差很值得注意：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到10月25日才正式接收台湾，中间大约相隔七十天。这七十天里，台湾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当时，国民政府命令台湾总督府在中国方面接收之前负责维持秩序，但日本殖民当局事实上很难做到。殖民时期警察对台湾民众非常残暴，日本投降后，警察出现在街头，经常遭到民众攻击，很多日本警察整天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台湾民众自发维持秩序，自发组织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热心做迎接祖国政府的准备。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中有怀念日本殖民时代、“去中国化”等现象，但这和当时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有所不同。当时台湾同胞真心实意急切希望回归祖国。
国民政府接收后，台湾本土精英很快成立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前面提到日据时期成立的组织叫台湾文化协会，光复后成立的则叫台湾文化协进会，只多了一个“进”字。这个组织同样汇集了许多台湾精英人士，还创办了《台湾文化》杂志。
他们认为，台湾回归后的重建首先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首先要回到祖国文化的范畴；语言、文字、美术、文学、风俗习惯等等，都要与祖国文化合流，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换言之，要清除日本殖民者强加给台湾社会的异族文化和“皇民化”遗毒，把被日本殖民统治强行切断的祖国文化脉络重新接续起来。这是台湾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
对“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如此。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报》，和大陆新文化运动一样鼓吹白话文运动、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他们也在追求进步、追求现代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协进会会长游弥坚在《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文章《文协的使命》，相当于发刊词，也提出新世界需要新文化，要用新文化培养新观念，再用新观念创造新世界。经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对新文化的需求自然“格外的大，格外的深切”。
他们提出的“新文化”包含三个方面：“科学的新文化”、“民主的新文化”和“三民主义的新文化”。三民主义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官方话语，而民主、科学则是祖国大陆几十年来发展出的新文化精髓。
所以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是，光复初期台湾同胞自身的要求，就是既要祖国化，也要现代化。
《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台湾民报》提倡科学、民主、新文学等，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追随五四以来的思想脉络？
何卓恩：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确实受到五四影响。
台湾新文学运动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北京，台湾当时有一些学生到北京读书，他们见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受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有很多精神资源来自祖国大陆。另一个来源是东京，东京的台湾学生受日本文学界进步思潮的影响，日本社会也经历了从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转变的过程。
当时台湾社会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等，受到上述两方面影响。凡是有利于推动台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资源，他们都会吸收；就像今天一样，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有益，就可以吸收。但在民族性方面，是不打折扣的；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融合，抗拒“皇民化”，反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文化侵蚀。
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观察者网：台湾社会本身也有复杂性。殖民时期，一些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社会精英曾与日本殖民当局产生诸多利益往来，有不少人进入殖民机构工作，成为日据时期的技术官僚。但与此同时，大陆经历长期的战争，经济、社会遭严重破坏。当年国民党军队赴台接收时，有些社会精英看到其军容和接收阵仗，也产生了怀疑和心理落差。您如何看待这种复杂性，以及社会复杂的心态对接收过程的影响？
何卓恩：前面谈到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报》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都有台湾士绅参与。当时参与运动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钱，很多活动是由士绅出钱支持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献堂。林献堂后来也支持台湾文化协进会，支持祖国化，所以“祖国化”与“现代化”是光复之初很多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国民政府实际治理台湾时，问题就出现了。
在日本宣布投降到正式接收的七十天里，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来的人期待非常高。但期待越高，失望可能越大。当时，大陆已陷入国共武装冲突，国民党要把精兵强将要留在大陆作战，不可能把最精锐的部队派到台湾，只能派一些比较边缘的杂牌部队过去负责接收。
虽然日本殖民统治残暴，但在日常维持秩序方面，并非毫无章法，相比之下看起来井井有条、军容较为整齐。而当大陆这边国民政府军队和接收人员陆续赴台以后，台湾民众发现他们的形象和作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甚至还将一些陋习带到台湾，比如侵犯民众利益、占小便宜等等。
举个例子，过去台湾人和许多大陆农民一样不吃耕牛，因为牛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动力，老百姓非常爱惜；但大陆赴台的一些国民党官员要吃牛肉，于是有商贩偷偷杀牛卖给他们，这些行为就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再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二二八事件”，其导火索与烟草专卖、查缉私烟有关，这些政策也对台湾民众有很深的伤害。
这类事件就不再只是观念上“回归祖国”的问题，而是实质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台湾对大陆接收人员——具体而言是对国民党接收人员——印象迅速恶化，心理上出现了较大转弯。有一部分主张分离的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后来到日本活动的廖文毅，在“二二八”以前曾热烈参与祖国化运动，但受到国民政府接收失当和“二二八”政治冲突的刺激后，他转而走向分离主义。再加上日本、美国等外部力量在背后发挥作用，分离主义思潮就慢慢延续下来。
当然，最初分离主义力量并不大，在岛内基本没什么影响，主要是在海外活动。但是，台湾民众的心理确实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学者在台湾开展的文化重建和祖国化工作，有的很成功，有的不太理想，甚至比较失败。因为涉及到民众对不同文化内容的接受度。
整体上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国语运动。台湾普通话的普及很早，也较为成功。台湾大学的改造，以及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台湾大学的接收和重建，可以说是两批学人接力完成的。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目的主要是实用需要：一是开发台湾产业，二是服务日本向“南洋”扩张的殖民战略，所以学校专业设置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负责接收台湾大学的第一位学人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生物学家罗宗洛，担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
罗宗洛在接收时便指出，台湾大学不能只为开发台湾产业服务，还要成为中国研究学术的中心，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一样，成为中国真正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同时也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术殿堂。
这个目标既有民族性，也有现代性。可惜罗宗洛与陈仪的关系不太好。陈仪原本想邀请自己的好友许寿裳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却派出了罗宗洛，双方之间就产生矛盾。再加上当时台湾实行与大陆不同的货币制度，教育部给学校的拨款是法币，要兑换成台币就需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配合，但陈仪方面对此拒不配合，最终导致罗宗洛彻底改造台大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罗宗洛
后来等到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才比较完整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把台湾大学真正改造成了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也使它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殿堂。
这是祖国化与现代化结合得比较好的例子。但另外有些工作做得不太好，尤其是国民党后来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很多台湾人把它当笑话看，并不在意。
反而是民间的一些思想文化活动，比较容易得到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配合。第一批赴台学人中，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宣传鲁迅，推动“进化、互助、为大众”的文化方针，实质上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只是没有直接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些内容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影响，台湾本省知识分子也愿意吸收接受。
第二批赴台学人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也得到台湾本省精英的响应。比如发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的知识分子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精英结合，试图成立“中国民主党”。对此国民党很紧张。知识分子单独办刊物，它也许不太害怕，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知识分子一旦和台湾本土社会结合起来，国民党就感到了危机，迅速进行镇压，并借故将组党活跃分子、《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等人投入监狱，判处重刑。
此外，像新儒家在台湾也有很多弟子。总体上，台湾社会对于大陆赴台学人带来的民间思想资源，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等五四以来从民间发展出的新思想，还是愿意接纳的，比较抵制的主要是官方主导的文化。
这就是“祖国化”和“现代化”出现落差的一个具体表现。有些方面结合得比较好，有些方面则结合得不好。而结合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官方打击民间思想。
后来，随着国民党推进本土化，也随着台湾社会发生世代交替，本土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吸收这些民间思想资源，并将其作为对抗国民党的武器，党外运动也由此兴起。
过去，单纯由大陆赴台知识分子宣传这些思想，国民党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可以轻易查禁刊物、封锁传播，甚至将核心人士投入监狱。但当台湾本土知识分子把这些思想拿来作为思想武器发动街头群众运动时，就产生了很难收拾的力量。党外运动兴起后，国民党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强势，开始由主动转入被动。
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如何汇入党外运动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大陆赴台知识分子，里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像胡适这样的一批教育人士，他们身上可能带有所谓“体制内”身份，但后期跟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外您也谈到台湾本土知识群体以及文化认同，比如本土的左翼传统。记得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京中山陵的发言中提到蒋渭水跟孙中山的例子，以此说明两岸对革命、战争的共同记忆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蒋渭水曾经组建过台湾民众党，这算是早期本土左翼运动之一。但您认为光复后台湾左翼文化没有重建起来，这是为什么，能否展开讲讲？另外，像台共与左翼运动的关系如何，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外运动又是怎么兴起并吸收这些思想资源的？
何卓恩：我先从党外运动说起吧。党外运动主要利用了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左翼思想。
前者主要来自胡适、殷海光以及《自由中国》的思想，党外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把《自由中国》的相关文章编成文集，以此作为党外运动的“圣经”。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但这种思想主要影响上层，难以直接动员下层。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文集，受众主要是读书人，普通工人、农民很难阅读理解，当时台湾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也不是很高。
党外运动不仅要影响上层，也要动员基层民众。而要动员基层，就需要更多地依靠左翼思想。这些左翼思想不仅包括光复初期许寿裳等大陆赴台学人传播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内部逐渐分化出来的左翼传统。
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成立之初，有点类似于中国近代的维新派，主要通过和平方式争取权利。但在与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过程中，运动越来越激进。斗争越深入，话就要说得越坚决、越彻底，才能争取到群众。如果始终温温吞吞，民众就不会跟着走。所以，台湾文化协会后来就逐渐产生分化：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被排斥到一边，以王敏川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力量逐渐走到前面。这有点像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兴起后，就把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甩到后面。
此后民族运动又发生进一步分化，更激进的台湾共产党出现了。它从民族革命进一步走向工农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不过，台湾共产主义和台湾共产党的思想来源也有两条线：一条来自中国大陆，特别是当时的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骨干参与创办上海大学，有一批台湾学生在那里学习，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早期骨干；另一条线则来自日本共产党，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日共也曾在当地发展力量。从民族运动走向工农运动、从民族革命走向工农革命，这个过程扩大了运动对普通民众的动员能力。
党外运动时期，为了动员基层民众，参与者重新发掘日据时期台湾本土民族运动和左翼运动的精神与历史。所以党外运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第二批大陆赴台学人带来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腿是台湾本身在日据时期形成的激进革命思潮；自由主义为运动提供上层的思想方向，左翼思想则为其提供基层动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两相结合，党外运动便既有方向又有了力量，能够把民众动员到街头，国民党也就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压制。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何卓恩：党外运动本身不能被简单和“台独”划等号。党外精英组党时，决定党的名称叫“民主进步党”，没有把“台湾”两字放进去，他们建党初期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争取民主。
后来台湾慢慢形成两党政治，为了选举，民进党渐渐将国民党说成“外来政权”，把自己包装为“台湾的代表”，因为这样更容易争取选票。将“台独”写进党纲，是两党政治发展后出现的事情。当然在党外运动时期，“台独”意识已开始出现，只是未成主流。
党外运动中还有一条“中国民主运动”的线索。1960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准备成立的政党叫“中国民主党”，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中一些骨干参与了1986年民进党的组建。最典型的是傅正，他曾是《自由中国》的少壮派，在刊物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后来跟雷震一起坐牢，出狱后参加党外运动，成为党外运动中的“大中国派”。他们认为，自己与国民党的矛盾是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跟分离主义没有关系。
但是，党外运动中的一些少壮派、包括后来形成的“新潮流”力量，立场就不一样了。他们试图建构所谓“台湾民族”，用“台湾民族”对抗中华民族，这种倾向在当时已经出现，只是在初期并非党外运动的主流。
党外运动早期的领袖，比如黄信介、康宁祥等，他们的立场也分激进派和温和派。黄信介相对激进，康宁祥比较温和、且与蒋经国的关系也比较好。但即使是比较激进的人士，当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分离主张。
到了少壮派登台，特别是后来“新潮流”系崛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们在民进党成立初期没有掌握主要话语权，但经过几次内部变革后，“新潮流”系逐渐成为旗帜鲜明、能够引领民进党方向的一股势力，像赖清德就出自“新潮流”系。
因此，党外运动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反威权、争民主，但其中存在不同路线。民进党建党后为了选举动员和身份政治，分离主义逐渐得势，“大中国派”被排挤出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