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9日下午，也就是解放军宣布完成从越南撤军的三天之后，越南国防部在外交部国际俱乐部举行发布国防部公报的记者招待会。越南和外国众多新闻机构以及电视台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参加了这场发布会。
发布会上，越军副总参谋长高文庆少将宣读了越南国防部关于刚刚结束的历时30天的边境战争的公报，介绍了战况与战果，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越南方面将战争结束时间定为3月18日，所以是30天的战争）
高文庆宣称：经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8日连续30个昼夜的战斗，越方歼灭和重创中国军队3个团、18个营，合计6.25万人；击燃并摧毁军用车辆550辆，其中包括坦克和装甲车280辆；摧毁火炮和重型迫击炮115门，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抓获大批俘虏。
高文庆宣读完公报和回答记者提问后，越方将13名被俘的解放军官兵带到记者面前。他们分别是：
刘飞，坦克驾驶员，广州军区；何廷林，步兵，武汉军区第4师；武远新，第41军第123师；刘荣，副班长，第42军第37团；张潮明，副连长，第55军第134师；唐西川，士兵，成都军区；陈丰林，士兵，第50军第550师；杭强，连长，运输部队第4营；郑保刚，士兵，成都军区第53360团；李平，士兵，汕头师第53051团；南册纽，士兵，武汉军区第33980团；李和平，连长，第50军第150师第448团；洪卫高，23岁，运输兵，第4营。
从越方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首先，部分被俘人员并没有如实向越方吐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比如刘飞，他的真实姓名是刘燕辉，也就是单枪匹马直冲高平市，后来在高平西南316高地被击毁的706号坦克的驾驶员。2月19日中午，广州军区第42军坦克团7连的706号坦克勇猛快速地冲过了博山南侧的9号桥之后，被越军火箭筒击中，排长兼车长谢荣生牺牲，二炮手杨炳南身负重伤（后因失血过多牺牲），一炮手郑海石主动代理车长职务，他一边用电台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指挥刘燕辉驾驶战车向高平市快速推进。
下午14时，706车先是冲进了已经成为空城的高平市，由于在陌生地域难以辨别方向，尔后通过西侧的献河大桥，开上了市区西南侧约2公里处的316高地。越军用40火箭筒和37毫米高射炮从各个方向朝706车打来，刘燕辉和郑海石被迫携带冲锋枪和手榴弹下车战斗。706车先后中弹16发被击毁，炮塔也在剧烈的爆炸中被掀翻在地。刘燕辉和郑海石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不幸中落入敌手。
其次，部分被俘人员也没有暴露自己的部队番号。比如何廷林，他自报是武汉军区第4师的，实际上武汉军区并没有第4师这个番号；刘荣自报是第42军第37团的，可第42军所属各步兵团的番号都是三位数（如第124师第372团），他刻意省略了一位；张潮明自报是第55军第134师的，这个第134师的番号是第54军第161师在1970年之前使用的番号。
陈丰林自报是第50军第550师的，实际上第50军只有第150师；郑保刚自报是成都军区第53360团的，他实际上是报了部队代号53360部队（即第150师第448团）而非番号；李平自报是汕头师第53051团的，实际上53051部队的番号是第123师第367团，而且第123师的驻地不在广东汕头而在广西贵县；南册纽自报是武汉军区第33980团的，实际上33980部队的番号是第54军第160师。
13人中，巫远新（他姓巫，越方误译为武）向越军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部队番号，李和平向越军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职务和部队番号。和其他保持气节、迷惑敌人，不吐露真实姓名，不暴露部队番号秘密的被俘人员相比，他们的行为应该如何评价？相信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
此外，高文庆在记者会上宣称的越军战绩属于严重灌水的夸大其词。其称“击燃并摧毁坦克和装甲车280辆”，实际上解放军装甲兵共有7个坦克团投入战斗，参战各型坦克装甲车700余辆，有48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因为无法修复而报废，合计53辆，越军夸张了四倍多。
其称“歼灭和重创中国军队3个团、18个营，合计6.25万人”，姑且将18个营折合为6个团，一共就是9个团。按照当时解放军的编制，参战各团均为甲种编制，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下辖5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另有5个团直属连，合计20个连，总兵力在2700人左右。即便我们往最高限度估计，按照9个团全部损失进行计算，总和为24300人，和越方宣称的62500人可差得太远了。
据总后勤部卫生部统计，1979年对越作战云南方向阵亡2717人、负伤8108人、失踪11人，广西方向阵亡5097人、负伤15478人、失踪944人，西线和东线合计阵亡7814人，负伤23586人，失踪955人，总计32355人，越军几乎把自己的战绩夸张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