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

中国没有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却很难从这趟访问中消失。

最近几天，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远赴大洋洲访问。在澳大利亚期间，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供应链、海上安全……一批颇受关注的关键词被密集摆上桌面。

12日，苏林转赴新西兰。这是2007年以来越南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两国202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越南领导人首次访新。

但比“关系升级”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方究竟想从彼此身上得到什么。

对澳大利亚而言，越南是其深化东南亚布局的重要一环；对新西兰而言，这个拥有1亿人口的快速增长市场越来越难以忽视。而对正在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外交回旋空间的越南来说，澳新各有其价值。

在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的解读中，这些互动背后还有一个没有被摆到台面中央，却始终绕不开的因素——中国。

《南华早报》援引澳大利亚学者卡莱尔·塞耶的话说，中国会出现在苏林此访的讨论中，但只会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提醒，越澳合作确实正在加深，但无论产业链还是安全领域都有清晰边界：越南不会轻易接受排他性合作，更不意味着正在向澳美阵营靠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冯超则将双方走近概括为“战略焦虑的共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和澳大利亚都在主动为自己“多留几条路”。

8月11日，苏林在堪培拉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视觉中国

从传统互补，到产业链合作

政治关系已经升到最高等级，越澳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更实在的经济成果。

今年上半年，越澳双边贸易额达到81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2%。但越南温纳大学（VinUniversity）教授、政治学家阮海洪指出，按他的统计口径，2025年两国贸易额为162亿美元，几乎跟2022年持平。

他进一步说，双方在彼此贸易伙伴中的位置甚至有所下降：2022年，澳大利亚是越南第七大贸易伙伴，越南是澳大利亚第十大贸易伙伴；到2025年，两国在彼此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均降至第11位。

而越澳已经共同参加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贸区、CPTPP和RCEP，约95%的双边贸易商品享受优惠关税。阮海洪认为，两国缺少的并不是合作框架，而是一个足以真正改变贸易数字的标志性项目。

此次访问中，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被推到了前台。

越南电子产业工业园区 视觉中国

陈弘告诉观察者网，这意味着“越南和澳大利亚经贸合作正在从过去主要以农矿产品、能源和一般贸易为主的传统互补关系，向产业链、技术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拓展”。

他指出，双方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把能源转型、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纳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本身既有经济逻辑，也有澳大利亚希望扩大东南亚市场、降低出口和供应链集中度的战略考虑”。

冯超也向观察者网表示，这些合作标志着越澳经贸关系正从传统资源与农业互补，向更高层次的“战略价值链嵌入”转型。

他尤其注意到两个变化：一是从“贸易”走向“供应链”，双方提出共同打造“透明、多元、安全、可持续且有韧性”的供应链；二是从“互补”走向“共建”。

“澳大利亚有资源和技术，越南有制造能力和市场，合作意在将各自优势‘焊接’成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链。”冯超说。与此同时，AI、半导体、量子技术、绿氢等前沿领域密集进入合作议程，科技正被双方视为双边关系的新引擎。

这也契合苏林上台后推动经济转型、制度改革和技术升级的议程。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认为，苏林频繁出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越南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寻找资本、专业知识和技术。

不过，从政治表态到项目真正落地，还有不短的距离。

陈弘说，“真正落地并不会像政治表态那么快”，因为关键矿产涉及开采加工的环保标准以及巨额长期投资；半导体更受制于技术、人才和设备能力；清洁能源则涉及电网、融资和政策稳定性。

冯超同样提到了产业梯度、基建和人才瓶颈。他认为，越南现有工业基础与半导体、量子技术等高端产业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技术、人才和配套短期内难以承接；电力等基础设施能否支撑高耗能产业也是未知数。此外，投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的对接，都需要大量协调工作。

供应链合作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中国。

“越南已经同时和中国、美国、欧盟、日本还有韩国发展相关产业合作，不会轻易把产业链合作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和澳大利亚的合作。”

因此陈弘判断，越澳合作会扩大，但是很难形成西方舆论所期待的那种所谓的“去中国化”供应链。

海上合作升温，但边界也很清楚

相比经贸领域，此次访问另一项受到西方媒体集中关注的变化，出现在安全领域。

越澳此次签署的合作文件涉及海上执法和边境安全。双方此前已有相当基础：超过4000名越南人民军军官接受过澳大利亚国防合作项目培训，2024年越南首次参加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演习。

陈弘认为，越澳防务安全合作“确实正在进入更加制度化、务实化的新阶段”。

他指出，此次双方不仅推进海上执法合作，还强调信息交流、人员培训，以及海上安全、搜救、反恐和联合演训。越南已经参加澳大利亚主办的“卡卡杜”军事演习，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护身军刀”演习。

越南海警舰艇 视觉中国

冯超也认为，从越南海警与澳大利亚边防部队的海上执法合作，到两国边防部队间的合作，再到更新《深化防务合作共同愿景》，确实说明越澳安全合作正在走向“机制化、常态化”。

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合作更多聚焦打击跨国犯罪、人口走私、海上搜救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媒体将海上执法合作直接与南海问题挂钩，是一种典型的“泛安全化”叙事。

南海问题仍然成为多家媒体报道此次访问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双方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但同时判断，越澳不太可能发表直接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因为双方都希望为各自的双边接触留下空间。

陈弘并不否认其中存在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当然存在，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希望越南进一步被纳入它所谓的‘印太海洋安全网络’。”

但他表示，西方媒体“有意识地把双方任何的海上合作都解释为共同应对中国”，“这种解读实际上是扭曲了事实”。

苏林自己的公开表态则颇有分寸。他表示，越澳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维护航行和飞越安全与自由，并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越南媒体在报道访问时，也将深化国防安全关系与经济对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并列，而非单独突出安全议题。

陈弘还特别提到，越南今年7月再次公开重申“四不”国防政策：不参加军事联盟，不联手一国反对另一国，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或利用越南领土针对他国，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国际关系。

“所以，越澳安全合作的上限是十分清楚的，可以加强能力建设，也可以就共同关切开展合作，但是很难演变成针对中国的军事结盟。”

陈弘指出，越南和中国确实存在海上分歧，但同时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合作和往来，“政治、经济、战略联系都非常密切”。

“这决定了越南不会轻易把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合作绑到‘反华战车’上。”

冯超同样认为，“四不”政策已经为这种合作划出了清晰边界，不会演变为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

在他看来，把正常的越澳双边合作解读为“针对中国”，不仅忽视了越南一直坚持的战略自主，也“严重低估了中越关系本身自带的韧性与分享未来的‘共同体’利益关涉性”。

冯超认为，越南所强调的“战略自主”并非简单的“不选边站”，而是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拓展多元关系，提升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因此，越南“完全可能在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同时，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务实合作，这两者并不矛盾”。

路不一样，为何越走越近？

澳大利亚和越南，一个依赖美国同盟，一个坚持不结盟，这种差异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ASPI注意到，苏林当时强调国际秩序、发展和战略互信面临危机，把东盟中心地位和建立互信作为答案；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则更多强调威慑、国防能力以及维持美国在地区的长期存在。

ASPI形容，两国其实都在“对冲”，只是防范的风险和使用的工具不同。洛伊研究所则认为，澳大利亚和越南走近，并非因为拥有相同战略，而是源于对大国的“共同不确定感”。

这种“不确定感”对澳大利亚尤其现实。

8月10日，澳大利亚悉尼，苏林与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玛格丽特·比兹利及官员在总督府出席官方活动。 视觉中国

洛伊研究所民调显示，尽管多数澳大利亚人仍支持美澳同盟，但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会负责任地处理国际事务，创下历史低位。

陈弘也认为，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正是两国战略路径不同，却不断靠近的重要原因。

“澳大利亚依赖美国同盟，越南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看起来确实两国的战略路径是不同的。但恰恰因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两国都有扩大外交回旋空间的需要。”

他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越来越意识到，“仅仅依靠美国和英国的同盟体系，不足以支撑其在亚洲或者亚太地区的长期利益”，所以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区重要国家的关系。

越南的逻辑有所不同。河内长期奉行多边化、多样化外交政策，同时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澳大利亚等发展关系，“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战略自主”。

冯超将这种走近概括为“战略焦虑的共振”。

“在当前国际秩序深刻调整、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等国家普遍感到需要‘多留几条路’。”他说，越南在强化对华关系的同时加强与澳新合作，澳大利亚在巩固美澳同盟的同时深化与东南亚接触，“本质上都是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回旋空间的主动选择”。

经济利益则给这种靠近提供了更加现实的支撑。

冯超表示，越南需要澳大利亚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支撑工业化，澳大利亚则需要分散经济风险、嵌入东南亚供应链。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1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2%，“这种经济利益是各取所需式的双边合作的压舱石”。

陈弘还注意到，此次联合声明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包容性地区架构以及避免误判，“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阵营体系”。

对于“双方都想给自己多留几条路”这一说法，他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更准确地说，“这是两个中等国家都在增加自己的战略选择权”。

“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是在美国的同盟框架内寻求更多的地区支点，而越南是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交朋友，避免过度依赖任何一方。”

陈弘强调，澳大利亚和越南可以越走越近，“但是这种接近并不意味着越南正在向澳美阵营靠拢，更不应该简单解读为一个针对中国的新组合。”

澳新各有所求，越南想要更多

苏林从澳大利亚转赴新西兰后，摆在桌面上的合作清单也换了一副面孔。

相比澳大利亚突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海上安全，新西兰更关注贸易、农业、教育、旅游、科技和投资。此前，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曾直言，越南对“新西兰的经济未来极其重要”。

苏林抵达奥克兰后，这一经济诉求表现得更加直接。8月13日，他出席新西兰—越南企业圆桌会议，并与拉克森举行会谈、共同会见记者。

8月13日，新西兰奥克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右）在总督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接受毛利传统问候“碰鼻礼” 视觉中国

但新西兰看中的也不只是越南市场。

《南华早报》援引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吉姆·罗尔夫的话说，新西兰重视越南，还因为这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及其运作方式”的国家，“新西兰官员会非常希望听取越南的看法”。

罗尔夫认为，中国相关问题无疑会进入奥克兰的讨论，但由于中国对有关国家都太重要，公开声明预计仍会停留在法治、尊重主权等原则性表述。

这也体现出澳新对越南期待的差异：澳大利亚与越南的合作更多触及供应链和海上安全，新西兰首先考虑的仍是贸易、农业和投资，同时也看重越南在地区事务中的特殊位置。

对河内而言，澳新则是其不断扩大的伙伴网络中的两环。

苏林2024年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外访目的地是中国，此后又密集访问美国、俄罗斯、欧洲和东盟国家。过去两年，越南还与多个国家升级了双边关系。

澳大利亚能够提供矿产、能源、安全合作和教育资源，新西兰在农业、食品和教育领域拥有优势；美国是越南的重要出口市场，欧洲能够提供技术和市场，中国则拥有其他伙伴难以替代的地缘、产业链和经贸联系。

把这些关系放在一起，苏林时期越南外交的思路也更加清楚：不是寻找一个新的依靠，而是尽可能扩大能够调用的资源和外交空间。

ASPI在苏林访澳前提醒澳大利亚，应当看清这段关系的边界：越澳伙伴关系是真实的，也值得投入，但越南仍决心在大国之间保持行动空间，不会固定站在任何一方身后。

冯超也将苏林此访视为越南“竹式外交”的延续——深化与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不偏离对华关系的核心轨道”。

在他看来，对于中国而言，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以中越“五通”建设的扎实成果，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与历史认同，这才是应对区域格局变化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