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就在两天前的5月21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刚刚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

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夏巴兹。习主席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从1951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如今升格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关系走过了怎样一条演进之路？在高层互访密集、中巴经济走廊迈入2.0阶段的新形势下，双方合作正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进行深入解读。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今年5月21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您看来，75年来中巴关系从最初的外交建立发展到如今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

刘宗义：中巴两国建交较早，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直到成为“铁杆友谊”。

第一阶段大致从1951年到1960年，属于相互承认但接触有限时期。

当时巴基斯坦依赖美元援助，追随美国，对中国甚至怀有敌意。它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军事协定和友好通商条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同盟；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也追随美国，对中国并不友好。在中印边界纠纷中，巴方甚至提出过印巴合作，共同“保卫南亚次大陆”。

第二阶段从1960年到1980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互信增强，关系进入密切期。

1960年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提出，巴愿同中国谈判划定中巴边界问题。阿尤布·汗曾对中国大使说：“印度是巴中共同的敌人。”可以说，中巴关系的基石是战略与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

1961年12月15日，在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议题时，巴改变过去8年一直附和美国、反对恢复我合法权利的态度，投票赞成恢复我合法权利。此后，一直投票支持中方。

1962年中国对印发起自卫反击战。此后，巴方迅速调整对华立场。

1963年，巴基斯坦外长阿里·布托（贝·布托的父亲）与中国副总理陈毅签署了《中巴边界协定》。同年8月又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这一协定意义重大：当时中国对外航空几乎没有停靠点，巴基斯坦为中国提供了一条从空中走向世界的走廊。

1966年3月，中巴两国签署了《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协议》。实际上，这条公路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远超对巴基斯坦，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中国在支持巴基斯坦。

1966年春天，代号“1601”的绝密工程在中巴边境悄悄开展。 图源：《国家记忆》

同一时期，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中巴军事合作也日益密切，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援建了巴基斯坦多个重工业和军工项目。例如，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曾作为总工程师援建巴基斯坦的重型机械厂。去年我在上海接待了江主席在巴的老朋友，他回忆起1977年江泽民率专家组培训巴方技术人员的情形，还说到1996年江主席访巴时专程看望了他们，并能一一叫出名字。

可以说，中巴“铁哥们”的关系正是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锤炼出来的。

第三阶段从1980年到2000年左右，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领域和深度不断拓展。

2000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巴在基础设施、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和民生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强。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支柱。

观察者网：视角拉回最近，近来中巴高层互动频繁，不到一个月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刚刚访华，这次夏巴兹总理又来了。密集的高层互动释放了什么信号？

刘宗义：中巴高层互动一直非常密切。在当前全球大变局、地区形势动荡、重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特别是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巴两国需要不断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也存在冲突，双方都希望中国居中斡旋。在这些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巴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

另外，双边合作的具体领域也在高层访问中体现得很清楚。

先说扎尔达里总统，他曾说自己到中国就像走亲戚，一年至少来两次，而且不一定每次去北京，要去全国各地。扎尔达里总统每次来都有侧重：上一次他去了成飞，实地参观歼-10生产线；这一次他访问了湖南和海南，湖南行程侧重农业，在海南除了解热带农业外，还主持了中国为巴基斯坦建造的潜艇的交接仪式，巴海军高层陪同。

而夏巴兹总理此次访华，首站选择杭州——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他参加了B2B投资大会，希望引进中国的高新产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可以说，他的这次出行可能侧重于经济合作和两国间政治和战略的协调。

观察者网：您提到夏巴兹这次访问希望引进中国的高新产业，我看新闻报道提到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具体项目。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的迫切需求和优先方向分别是什么？

刘宗义：从我个人的观察看，巴基斯坦国内，特别是高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心情非常迫切，但到底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最适合本国当前条件，他们可能并没有想清楚，其国内的经济界、战略界和政界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

他们看中了中国的AI、储能电池、机器人、电商等高新产业，但巴基斯坦国内不一定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来承接这些产业。当然，电商是有潜力的。去年12月我在巴基斯坦与中资企业座谈，了解到一些中国电商企业在当地雇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面向中东和非洲开展业务，做得很好。巴基斯坦有条件像印度那样发展服务外包业。但其他高新产业还需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才能具备条件。

我认为，巴基斯坦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加强重工业基础，并做好农业。

观察者网：说到农业，夏巴兹总理此次在浙江也出席了农业B2B投资大会。您能否介绍下中巴农业合作在哪些具体领域最具互补性？

刘宗义：实际上，我们在中巴经济走廊一开始的时候也曾提出发展农业，但当时双方没摸索出合作路径，因为巴基斯坦的土地大部分是私有的。

到了第二阶段，由于我们不断地讲，巴方逐渐认识到农业尤其是粮食问题是民生之本，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工业化进程。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如此。因此，最近几年，农业已成为中巴合作的重点，巴基斯坦与新疆等省区开展了密切的农业合作。

在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珀格尔地区一处农田，当地农业技术人员操作从中国引进的油菜籽收割机。 图源：新华社

中国在良种培育、小型农机、灌溉技术、果蔬产业和畜牧业等方面都有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可以为巴方提供帮助，推动其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领域是毛驴养殖业。巴基斯坦养殖毛驴作为畜力，国内有些学者对从巴基斯坦进口驴肉有不同意见，因为巴基斯坦毕竟是个穆斯林国家，担心在当地宰杀毛驴可能会引发一些宗教和社会问题，中方应充分尊重巴方意见。这需要双方沟通，如果巴方同意发展这个产业，我们也乐见其成。

观察者网：夏巴兹总理希望中国更多民营企业到巴基斯坦投资，这是否说明，如同“一带一路”线上的其他众多国家一样，中巴合作正从政府主导的“硬件联通”向市场驱动的产业深度融合转变？

刘宗义：这背后是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向2.0版迈进的体现。

1.0阶段以国企为主，中国几乎是“大包大揽”，投入近260亿美元。当时提出的框架是“1+4”——中巴经济走廊加上能源、基础设施、瓜达尔港和产业合作。习主席2015年访巴时明确了这一方向。早期收获项目原定2013-2017年完成，但实际到2022年左右才收尾。尽管如此，第一阶段大幅改善了巴基斯坦的能源供应和交通状况。但这一阶段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伊姆兰·汗上台后，试图将重点从能源和基建转向民生建设，反而对走廊推进造成了阻碍。

进入第二阶段，中国自身也无法继续维持如此大规模投入，巴方也提出要加强产业合作，特别是产业园区建设。然而，巴方在国内园区选址上争论激烈，有些选择纯属政治考虑，缺乏经济前景，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障碍。现在巴方规划了9个园区，中方鼓励民间资本和企业赴巴投资。

现在双方强调“高质量共建”，高质量建设意味着转向产业合作，聚焦“小而美”、能给当地民众带来切实好处的项目。因为第一阶段，巴基斯坦民众抱怨没得到太多实惠。从中国自身工业化经验看，外部帮助只是催化剂，关键还是靠自己。新中国刚成立时就确立了“一边倒”的政策，朝鲜战争后，苏联援建的项目奠定了我们的重工业基础。但真正实现工业化是靠改革开放后主动融入全球化，承接美西方产业链转移，到现在花了近50年时间。巴基斯坦能否抓住中国提供帮助的机会实现工业化，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

观察者网：夏巴兹在浙江出席会议时表示，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巴基斯坦会在经济上成为区域内的“小中国”。看来，要成为“小中国”，不只是学表面，更要学内在。

刘宗义：对。但是，自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启动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对“如何发展”始终没有充分讨论。个人认为，他们需要一场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思想解放和全社会大讨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经历了这样的思想解放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巴基斯坦同样非常关键。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拍摄的巴基斯坦国家主要政务部门所在地的安全核心区（红区） 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发展经济，除了意识层面需要革新，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似乎是没钱。最近有报道称，巴基斯坦政府正与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中国独立电力生产商就付款条款进行重新协商，欠款问题引发关注。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 2.0的同时，如何妥善解决既有项目中的商业纠纷和经济循环问题？您认为双方应如何在“继续推进”和“存量化解”之间找到平衡？

刘宗义：巴基斯坦财政确实吃紧，但经过金融危机后正在恢复，也获得了沙特、卡塔尔、IMF以及中国的财政援助，压力已不像前两年那么大。

就你提到的这例子，更核心的是“三角债”问题。很多中资企业垫款帮助巴方建设电站，建成后电力卖给当地，但大量民众不缴电费，导致电费收不上来——这是社会治理问题。据我了解，华能胡布电站、卡西姆电站等都面临同样困境。巴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要求中企降价、豁免拖欠的利息等。

此外，中企还面临外汇管制风险——巴基斯坦美元短缺，企业无法换汇进行备品备件采购和维护保养。再加上安全成本，有的企业为照顾员工安全，在巴方要求下，需要自己修建小机场，乘直升机往返电站，又是一大块支出。还有巴方正在讨论的银行“伊斯兰金融化”问题，即没有利息、不付利息，这对中企冲击很大。

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企业能解决的，需要双方政府部门甚至高层介入谈判。

观察者网：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安全。在夏巴兹访华期间，其国内俾路支省省会奎达市区发生一起针对通勤列车的恐袭，目前至少已造成27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相应地，您认为中巴在应对南亚安全挑战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协同行动？

刘宗义：恐袭事件发生在夏巴兹访华期间，“俾路支解放军”很快宣称负责。这既是向巴基斯坦政府示威，也是向中国示威。

炸弹爆炸现场 图源：美联社

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首要挑战。2015年我访问巴基斯坦时，安全问题还不是首位，当时主要是巴基斯坦内部政治斗争导致的项目执行和落实乏力问题。但现在，在巴的中国商人几乎寸步难行——一入境就要登记，出行必须报备警方，获批准后才能动身。这极大阻碍了商业活动。更糟的是，因为安保人员增多，中国人的居住地点反而更加醒目，更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同时，安保费用给中方企业增加了沉重负担，也给巴方军警造成了巨大压力。

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俾路支的分裂势力，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前两年达苏水电站袭击事件据说是“巴塔”分支所为。人命关天，我们对巴方提出了较高要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同于当年修喀喇昆仑公路——那时因自然条件恶劣有人员牺牲，现在是和平时期，中国人是去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不能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中方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派遣中国安保人员到巴基斯坦，但巴军方目前不接受，双方仍在谈判。

此外，我们可以在情报合作、反恐装备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但最关键的是：一，巴基斯坦如何消除社会的极端化倾向；二，巴方如何处理好中央与俾路支省等地方的关系，让当地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国企业是来帮助发展的，而不是像美西方和印度宣传的那样是“掠夺资源”。改变这一认知最为关键。

观察者网：说到民间认知，您在今年5月巴基斯坦《今日报》的采访中指出，青年参与和提升民间了解程度对确保两国关系的代际延续十分重要，语言障碍和公众认知度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在加强中巴人文交流方面，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可为的空间？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认知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拉近的地方？

刘宗义：第一是语言。去年12月我去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当面提出：中国驻巴外交官大多不会说乌尔都语。我们驻巴使馆的姜大使也表示要增加会说乌尔都语的中方外交官。但巴方也有问题——我的好朋友、巴基斯坦“读懂中国”论坛理事长扎法尔先生说，巴基斯坦能说流利汉语的人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很多印度外交官汉语说得非常好，不看人根本分辨不出是不是外国人。这方面巴基斯坦也亟需提高。

第二是友谊的代际传承。中巴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阿尤布·汗、阿里·布托那一代领导人奠定的，两国老一辈外交官和援建人员之间有着深厚感情。但这种感情在今天的年轻人中还需要加强培养。

现在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还是会受到上一代影响，崇拜欧美，留学首选欧美。现在来中国留学的巴基斯坦学生，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只说英语，这也导致两国青年人之间交流不够。

此外，巴基斯坦军方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姿态，这种外交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巴青年交流与民间相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