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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上)
送交者: eastwest 2026-03-24 20:59:44 于 [世界军事论坛]

“我深入乌克兰腹地, 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上)


汪伦宇、喻晓璇 | 前国际新闻记者

















【导读】俄乌冲突已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最剧烈的震源,反复的拉扯使得双方不得不调整预期。由于难以形成反攻优势,乌克兰不再奢求短期内力挽狂澜,而是希望凭借战略纵深抬高俄军推进成本。在此背景下,乌克兰人的生活也被改写:基辅街头的咖啡馆,残疾的老兵与敲代码的数字游民比邻而坐;第聂伯罗的年轻人在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通过电信诈骗为军队筹款;而哈尔科夫正为是否挂上班德拉的画像而争执。

这就是乌克兰。战争在前线推进的同时,也在每个人的身份认同中划下痕迹。本文作者于2024年两次前往乌克兰,探访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与各个阶层、职业、地区的乌克兰人对话,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由于篇幅关系,文章将分为两期刊出,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节。

本文为作者投稿,系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稿件,原题为《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7期  总第297期


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

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上)




这是基辅战火中的第三个年头,洞穴修道院塔楼的金顶依然熠熠生辉。第聂伯河转弯处,祖国母亲手中的巨大盾牌早已改换了样式,被三叉戟徽章换下的镰刀锤子静静躺在巨像脚下的博物馆大厅里,接受市民俯身审视。第聂伯河和基辅山丘之间的洼地波迪尔区位于老城,是古罗斯时期就兴盛繁荣的商业区。夜幕降下,酒馆餐厅灯火通明,街头传来络绎不绝的歌声。赶上周末,不少年轻人聚集在地标性的摩天轮下,围着一个个自发组织的小乐队跳起舞来,有时即使下了小雨也浇灭不了人群的热情。当然,这些小型音乐会往往只有一个核心主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募集更多资金。

对于中青年乌克兰人来说,整整十年的动荡和巨变给了他们活在真实历史中的强烈参与感。2014年无疑是一代人心中的分水岭:政治价值向欧洲看齐,社会组织活跃发展;同时,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爆发,为如今的大规模战争埋下导火索。当我们向乌克兰年轻人提问十多年前那场“广场革命”的成就时,几乎总能得到同一个答案——认同。

政务电子化、设立反腐局、公交去现金化、签证便利、IT行业兴起,这些都可能出现在谈话对象的答案清单上。不过,在提及它们时,年轻人的嬉笑态度更像在报菜名,虽是一桩桩好事,却不牵动任何深层情绪。但认同问题大不一样,它指向的是某种终极答案,仿佛唯有10年前的那场街头斗争才解决了“我们是谁”和“要往哪儿去”的重大问题。谈话一旦切入这个层面,对方的神态立马严肃起来,脸上突然少了戏谑,多了沉思。就连今日战场上不断恶化的形势,也没有让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变得犹豫。恰恰相反,回望“广场革命”十年,一种回头路早已不复存在的决绝给弥漫的悲观情绪注入了宿命感。

“你看看这咖啡馆,从老板到女侍者,从常客到偶尔闪过的年轻打工人,这场战争都与他们息息相关。有人刚从战场下来,少了条胳膊或腿,有人刚接到至亲阵亡的噩耗,我们都不知道何时会轮到自己。”一位基辅地缘政治智库的资深研究员和我们坐在堆满书籍的咖啡馆一角,啜饮着咖啡平静地吐出了这几句。这是他的“私人”座位和藏书,一旁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留着长发打扮的嬉皮文青,和用耳塞屏蔽喧嚣专心工作的数字游民。若不是谈话主题被拉到了战争前景,恍惚间,这景象仿佛是巴黎左岸的午间闲叙。“特朗普的确让美国180度翻转,但战斗到底是唯一选择,即便最后变成世界大战,乌克兰也在所不惜。因为对于我们,这早已关乎生死。”研究员用一句让我们背后发冷的话,打断了不合时宜的跳脱走神。

与此同时,基辅市中心呼啸而过的豪车过于扎眼,它们和乌克兰人决绝的抵抗意志一样让人无法忽略。种种腐败和特权丑闻并没有被淹没在令人悲伤的战争新闻中。公共空间之外,与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低声私语不时钻入我们耳中。

首都的多重现实就像一道道疑云,遮蔽视线的效果不亚于笼罩在前线的战争浓雾,让外人看不清这个抵抗之国的各种细节。为了尽可能抵近观察,我们在2024年从不同方向两次进入乌克兰,探访了中东部腹地的几座主要城市,并与各个阶层、职业、地区的乌克兰人对话,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

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地区,巨大的危险正向两座首府迫近,乌克兰也倾其全力将它们打造为前哨重镇,甚至视两地的身份重塑为赢得战争的关键之一;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则位于传统的南方地区,与多元文化和苏联记忆密不可分的“南方精神”已被视为异端,不过,水面下的暗流正加速涌动……

第聂伯罗:“兽人可不算人”

如果说“广场革命”后的乌克兰是所谓“欧洲价值观”的东端桥头堡,那么第聂伯罗则是亲欧情绪辐射的最远端。作为乌第四大城市,第聂伯罗在开战后成了支援前线的节点枢纽。不管是送往东线的兵员物资,还是前方撤下的伤员和装备,都会经过这座扼守乌克兰母亲河河曲的城市。

从全面入侵开始,第聂伯罗的公民组织就十分活跃,我们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多次遇见来自第聂伯罗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活动。第聂伯罗也是“去共产化”最激进的地方,2015年波罗申科政府开始“去共产化”,2016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更名为第聂伯罗,速度之快让当地人都没反应过来。对比看,无论是东北的哈尔科夫还是南方的敖德萨,都不如第聂伯罗更能展示十年来乌克兰腹地充满戏剧性的变迁。

在市政当局工作的房东震惊于我们这时到访,但我们倒是对街头的表面松弛感到惊讶。尽管战线就在一百多公里外,城市仍然维系着日常运转。中心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四处开挖的道路和地铁工地也没有扫了市民的兴致,大家早习惯了工期动辄十年以上的市政工程。到了傍晚,滨河大道上行人密集,都是享受夏日悠闲的年轻人。如果要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外省气质或许很合适。这是个处处彰显地方特色的城市,彷佛有意展示与基辅的不同。第聂伯罗的博物馆、展览馆和市政厅近年经过修缮,布展和叙事得到了现代化,花费的不少资金则来自Privat银行背后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市区内还有世界最大的犹太社区中心,自然也出自他的手笔。

当然,不时有印着“第聂伯罗—乌克兰的前哨站”的巨幅海报提醒访客战事吃紧。苏联“南方”设计局遗留的Cyclone火箭漆成了蓝黄配色,从太空探索先锋化为俯瞰第聂伯罗前哨的“警戒塔楼”,伫立在被乌军阵亡官兵纪念海报填满的胜利公园旁。前总统库奇马曾在“南方”局主持过工作,它成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苏联弹道导弹系列,而今却成了俄罗斯最先进的“榛树”导弹的打击目标。

城里没有什么比河右岸的Parus酒店更能具象化“前哨站”意象。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建造这座展示苏联成就的气派酒店,专门接待官员、代表和外宾。工程缓慢持续到80年代后期,结果卡在80%进度上彻底停工。解体后潦倒的居民从它庞大的躯壳中偷走建材来补贴生活,Parus成了苏联未竟梦想的象征。2014年后,酒店巨大的外墙被喷上蓝黄两色,临河面配有一个大型三叉戟图案,面向仍背负“东部”身份的左岸地区。它的所有者换成了“爱国寡头”科洛莫伊斯基。

面对不可妥协的敌人,“前哨站”要做到攻守兼备。从2015年开始,新政府着力将第聂伯罗打造为“拦阻分离主义病毒的隔离带”。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在顿巴斯发起了“反恐行动”(ATO),第聂伯罗责无旁贷,充当前进基地,乌军伤亡者中来自第聂伯罗州的比例也最高。

乘火车去第聂伯罗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正确的车站,于是和车厢里的乘客大眼瞪小眼,一路坐到更偏东的巴甫洛格勒。从车窗望去,巴甫洛格勒一带的土地近乎完全平整,看不到龙牙等防御工事,这和咫尺外的顿巴斯很不同。第聂伯罗州东部的厂矿密度相对较低,缺乏防御依托,地形也比顿巴斯更平坦。这意味着一旦俄罗斯人真的突破防线,第聂伯罗河以东或将无险可守。假如俄军在第聂伯罗州内长驱直入,前线乌军有被分割为南(扎波罗热、赫尔松方向)、北(哈尔科夫方向)两部分的风险。

“只要第聂伯罗站着,乌克兰就不会倒下”。主动上前攀谈的安德烈个子不高,身材瘦削,像程序员一样穿着牛仔裤和衬衫,手上晃荡的啤酒让他看起来有些悠闲。他是第聂伯罗人,一边在物价偏高的基辅读本科,一边靠打零工补贴吃穿用度。不过他的打工方式有些特别。2023年初,通过老乡介绍,安德烈加入了一个专门针对俄罗斯人的电诈团队。

“我手上有至少一打‘兽人’中招,得来的钱大部分都捐军队了。前线指挥官还发来用捐赠的无人机轰炸‘兽人’的小视频,太有意思了!”安德烈生硬的英语并未掩盖脸上的兴奋神色。“‘兽人’的钱变成无人机和炮弹,最后砸到他们自己头上,想想就带劲!”

起初安德烈的策略是假扮年轻貌美的女性,诱使那些稍有积蓄的中年俄男上钩。在俄广大的腹地有很多这样的“客户”,他们信息相对闭塞,比较容易上当。

如今安德烈将大部分课余时间花在这项“业务”上。只是随着战争长期化,找好骗的对象也没那么容易了。电诈者们需要不断改换策略。安德烈坦言,他想办法换了一家“雇主”,工作内容也变得更有“技术含量”了。安德烈们现在的方法是,先假扮警察电话通知受害者其银行卡被盗用,然后再由扮为银行专家的同伙接手。为了增加可信度,电诈团伙往往还掌握包含大量私人信息的数据库,都是通过非法途径从俄罗斯获得。根据乌媒Strana的调查,有些实力雄厚的团伙掌握了很多软件工具,凭借在当地的网络甚至能冒用俄警方和银行的电话线路,因此上当的人着实不少,平均100通电话里就有2~3人被骗。

除了“兽人”,安德烈还用“lokh”一词称呼受害者,这本是监狱囚犯蔑称无辜平民的黑话。他坦言,基层员工们都身背KPI,平均一天需要骗数万格里夫纳(1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0.16元)。安德烈年纪尚轻,在体系里的位置不过是“销售经理”,负责初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并进行首笔小额转账,在他之上还有“商业导师”“用户留存经理”等职级。很多乌克兰人会简单地称呼电信诈骗中心为“办公室”。

受骗对象大都能分辨乌克兰口音,即便来自传统俄语区的安德烈也难以滴水不漏。因此公司安排了专人给基层员工矫正口音。每天早上,小头目举起大花臂带大家高喊口号打鸡血。为保持高昂的士气,员工们常在休息时饮酒抽烟,或播放节奏感强的音乐,分泌肾上腺素来刺激工作效率。

“实话说,除了压力大,有时我还蛮喜欢里头的氛围。”安德烈坦言,“我们都是学生或打工人,但坐那儿看着一串串数据和高大上的资料库,彷佛一下变成了大投行的精英交易员和操盘手,就像在华尔街一样。那感觉是挺美妙的,相比在学校上水课完全是两个世界。”

安德烈的家乡第聂伯罗正是诈骗网络的集中区域。乌媒Strana曾做过调查,发现平均每通成功的诈骗电话能骗得80000卢布,而每个中心每天能打出3000~7000通电话。俄政府的说法则是平均每月记录到300000个针对俄罗斯居民的诈骗电话。俄罗斯国有银行Sberbank的行长甚至指责第聂伯罗是“欧洲诈骗之都”。

根据乌媒的调查,在“广场革命”之后,第聂伯罗已有不少电诈中心,甚至在战前就小有名气。但现在,一股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新力量迅速崛起。由于第聂伯罗是支前重镇和交通枢纽,很多民族主义部队的骨干都在那里长期停留。他们用各种方式筹资,其中一些人参与到了电诈网络中。亚速系博主“第四帝国”的电报(Telegram)帖子中就时常发布这类招聘信息: 

线下工作机会!我们计划在市中心开设新办公室。这是帮助前线的好机会!

年龄:18到30岁

男女不限

须掌握俄语

工作时间灵活

固定底薪

绩效收入可达2000美元/每周

团队由爱国者组成

外地员工包市内住宿

邀朋友加入可获额外奖金

提供美味午餐

第聂伯罗蓬勃发展的电诈产业,似乎折射出泽连斯基政府、地方旧寡头和民族主义军事指挥官们之间的紧张关系。2024年夏,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的亲信提申科(Tyshchenko,为叶尔马克儿子的教父,此前因丑闻被踢出执政党公仆党,但仍为最高拉达议员)突然现身第聂伯罗,声称要重拳整治电诈乱象。他带着一群“私人武装”直奔电诈中心,其中包括基辅的警察。一番突袭后,他往电报频道上传了大量行动照片,炫耀“执法成果”。

很快,他在一家电诈中心遭到海妖营(Kraken,一个立场偏右翼的民族主义军事单位)前资深网红成员迪米特洛·帕夫洛夫的阻拦,结果事情变成闹剧。提申科试图抢夺帕夫洛夫的手机并逮捕他,却被后者在网上直播控诉。事态升级后,各路自媒体和军事博主纷纷讨伐提申科。这些人和帕夫洛夫一样,与民族主义武装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是精英单位的在役人员。闹到最后,叶尔马克不得不出面批评提申科,要求他离开最高拉达。提申科则得到了时任总检察长科斯金和内政部长克利缅科的支持,这两人都忠于泽连斯基,但在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中声誉不佳。

亚速武装的高级指挥官库哈尔丘克(Kukharchuk)在近期访谈中坚称,乌政府从电诈中心的“利润”中获得了可观份额。在民族主义反对派看来,打击电诈不过是政府试图介入第聂伯罗地方政治、争夺利益并包装反腐形象的策略。

一些乌克兰记者则认为,此类事件或许反映了多方势力和泽连斯基-叶尔马克集团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冲突。随着科洛莫伊斯基等旧寡头政治影响力的衰落,他们在地方上留下的空间正被政府和新势力觊觎,尤其是战时崛起的自由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精英两大派系。

科洛莫伊斯基在“广场革命”中看似选择了爱国立场,支持西部阵营,但他在2016~2017年间曾推动对俄缓和,并支持明斯克协议,遭到自由派敌视,因为协议会让顿巴斯重回乌政治舞台,可能改变“广场革命”精英选定的亲西方轨道。自由派的红线是,任何对俄接触都不得违背乌加入北约的“国家意志”。2019年,科洛莫伊斯基大力支持新人泽连斯基,希望他能缓和俄乌关系,并使自己免受美国制裁。然而,泽连斯基胜选后不久停止寻求对俄妥协,反而与曾经的提携者反目,不仅将科洛莫伊斯基大量资产国有化,更在2023年将其送入监狱。

同样出身第聂伯罗犹太社群的大寡头平丘克,2016年也曾通过美媒呼吁落实明斯克协议,主张暂缓入欧并放弃入北约以换取妥协。但在自由派强烈反弹后,他迅速转弯,在战前成功塑造出“亲欧爱国寡头”的形象。

到了现在,各势力间的敌我划分出现新变化。随着前线苦战,有索罗斯基金会背景的自由派NGO渐渐与曾经的盟友——本土右翼军事组织产生了分歧。长期一线作战让不少亚速军官对在后方大声鼓噪爱国的NGO“勇士”、“反腐斗士”和意见领袖颇有微词,这些人与美国民主党关系紧密,常被右翼称为“索罗斯分子”(Sorosites)。2024年初,乌克兰媒体就曾曝光NGO人员逃避征兵的丑闻。然而,在当前乌克兰的舆论场中,恰是这些人发出最强硬的鹰派声音。

对于俄乌重启谈判的动向,自由派NGO人士普遍强烈反对。NGO背景的波特尼科夫甚至预测,假如和平到来,“亲俄”、反军事化的政党又要主导政坛。为了避免噩梦般的“投降式”和平,爱国者们应采取一切手段,即使这会导致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假如核弹在乌炸响,特朗普可能会被拖入战争。这当然不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50天内爆发,但无疑事态会朝那个方向加速发展。是的,三战是一种保存乌克兰国家的可能途径,因为在席卷世界的战火中,边缘地带(的国家)总是容易幸存。”特尼科夫去年7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是典型的自由派中产意见领袖,长期担任《乌克兰真理报》的撰稿人,还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索罗斯国际复兴基金会的资助。

波特尼科夫绝非孤例,乌克兰最有名的“独立反腐斗士”沙布宁身边聚集着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小圈子。作为NGO“反腐行动中心”(AntAC)的负责人,他自2014年起完全依赖USAID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的资助,“监督乌克兰政治腐败”。在2025年夏爆发的乌克兰国家反腐办公室NABU(2014年后乌克兰为顺应欧盟改革和打击腐败而设立的反腐专门机构,NABU内部的人事权由欧盟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主导)与泽连斯基政府的冲突中,他批评泽连斯基推行“腐败威权主义”,是“迷你普京”。

沙布宁等人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让其亲信(如力推北约在乌设“禁飞区”的达里娅·卡列纽克)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并控制资金流。他还特别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局局长的职位,希望让NABU成员Tsyvinsky出任,但立刻遭泽连斯基抵制。沙布宁所代表的反腐活动人士,得到了波罗申科的强力支持。同样激进的还有乌军在后方的“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他们都极力想给泽连斯基贴上“投降派”标签。

尽管口头高喊战斗和动员,沙布宁等人的实际行动恰好相反。他很早就声称入伍,但有记者揭露他滞留基辅,频繁出入高档餐厅参加活动,同时每月领取约1400美元的军饷。他的妻儿在美国以难民身份生活,每月享受津贴。2024年,泽连斯基政府加强了对这类活动人士的打击,许多人被送往前线或调离要职。作为反击,他们则积极推动针对政府的反腐调查。

血战前线的亚速武装也看不上这些在后方鼓噪的“爱国”活动分子。亚速武装虽为俄罗斯死敌,近来却逐渐对和平谈判表现出意外的模棱两可。有的亚速资深军官对乌克兰人口趋势忧心忡忡。从其极右理念出发,人口、出生率、移民都是高度敏感的议题,长期的战争带来大量伤亡和人口外流,让民族的前景变得黯淡。于是,亚速账号“第四帝国”近一年几次在“电报”上呼吁谈判,称至少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四帝国”还与受欧盟、美国民主党和福山等自由派学者支持的乌克兰激进自由派政党Holos爆发冲突,指责后者的议员仅代表0.01%的选民,却敢于坚持恢复1991年边界的立场。“这些混蛋必须被取代,他们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选民偏好,只不过在战时吸国家的血,偷走本就不多的预算,然后再反过来嘲弄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

一度十分坚决的亚速系武装指挥官比列茨基早在2024年年初就说:“任何条件下的停火本身不是坏事,只要我们能继续专注于防务现代化。它不会导致灾难,除非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内战。”这显然与当时的官方立场(无条件现地停火)有所不同。到了九月,他的态度更直白,在采访中明示停火“能提供(军队)重组的机会。(乌克兰)可以伺机而动,采取类似阿塞拜疆在纳卡冲突中的策略”。

近期的反腐风波将这些分歧和矛盾暴露在公众视线下。NABU和反腐专门检查官办公室SAPO(2015年乌克兰在欧盟要求下设立的机构,以换取欧盟给予乌克兰免签待遇。它主要负责支持和监督NABU发起的反腐案件调查)等反腐机构从人员组织、工作文化到资金上都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烙印,索罗斯的复兴基金会公开表明了对它们的支持。在亚速等右翼军事势力看来,自由派在后方掀起的抗议活动影响社会稳定,分散公众对前线危急形势的关注。再加上一段时间以来和“索罗斯分子”的恩怨,亚速系武装即便非常不满泽连斯基政府,也不大愿意和他们搅到一起。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科洛莫伊斯基再度发挥能量。“广场革命”后,西方支持的反腐机构和NGO长期与他不睦。除了对俄暧昧之外,他还曾联合一些政客,公开特朗普方提供的亨特·拜登等人的涉乌腐败案信息,因而成为NABU的眼中钉(早在2016年,NABU曾公开过反特朗普的材料,引发所谓“通俄门”)。

然而,乌克兰政坛从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明迪奇贪腐案*把NABU和科洛莫伊斯基都摆在反泽连斯基的位置。但借该案成功“清君侧”将叶尔马克赶出总统办公厅后,NABU将矛头对准了批评强制征兵以及在未来有“通俄”潜力的一些本土政客,如科洛莫伊斯基的亲信、女议员Skorokhod和祖国党党魁季莫申科。他们被以腐败罪名调查或指控。在这时,NABU似乎和泽连斯基政府进入缓和期,多个重要政府职位被NABU乐见的人选获得。泽连斯基还连续会见了大西洋派(积极支持乌克兰融入欧盟、北约和美国民主党主导的跨大西洋议程的政治派别)和NGO网络中的一些积极成员如前外长库列巴、扎卢日内、“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等。“索罗斯分子”掌控的媒体如《乌克兰真理报》开始转变画风:“没了叶尔马克,那个好泽连斯基又回来了。”

(* 明迪奇贪腐案:明迪奇原是科洛莫伊斯基的商业伙伴,两人同属第聂伯罗历史悠久且具影响力的犹太社群。2008年前后泽连斯基经明迪奇牵线结识科洛莫伊斯基,明迪奇还深度参与泽连斯基的Kvartal95工作室。自由派媒体和议员认为,明迪奇“背叛”了科洛莫伊斯基,将其商业机密泄露给泽连斯基,导致其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回报,明迪奇虽卷入能源和无人机产业的腐败丑闻,却始终得到庇护。而泽连斯基对反腐机构出手的直接导火索,正是NABU通过特殊手段获取了明迪奇公寓中的录音。此后自由派媒体开足马力,矛头直指泽连斯基和叶尔马克。

就像这片土地上政客、军人、寡头总是多变而难以捉摸一样,第聂伯罗的城市身份也常摇摆切换,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今越来越多人会将第聂伯罗称为一座“爱国的”中部重镇,其“东部”身份和过往逐渐被淡忘。

第聂伯罗本是个边塞味十足的城市,叶卡捷琳娜二世建成它只是为了巩固帝俄对南方草原的掌控。由于和帝俄紧密相连的建城史,且传统上讲俄语,它一直被贴着“东部”标签。十月革命后的斗争和建设,给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新身份。二战后苏联将它打造为“火箭城”,并划为封闭城市。那时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一样,都是重点部署的工业城市,前两者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后者则集中了工矿厂房。很多活动分子认为,正因为第聂伯罗没有那么多“文化低”“易受蛊惑”的工人阶级,所以2014年才稳住了阵脚,没走上顿涅茨克的分离道路,也没像哈尔科夫那样摇摆。

其实,在第聂伯罗的身份变迁过程中,寡头科洛莫伊斯基最初倒向基辅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和Privat集团率先表明立场,迅速组织了大量亲广场革命集会,将反广场革命抗议的声势压制下去。经过战前数年“改造”和三年多战火洗礼,“前哨站”成了新的主流地方叙事。波罗申科当政时频繁使用“前哨站”的提法,甚至不惜修改历史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乌克兰的前哨”。

一个小插曲是,已故的基辛格曾力主乌克兰成为“中立的桥梁”,而非任何一方的“前哨站”。他的想法立即遭到一位第聂伯罗活动分子驳斥:“(第聂伯罗/乌克兰)只能成为前哨基地,或防御城墙。”他写道,“惟其如此,才能治好(乌克兰的)精神分裂症。”隐含的逻辑呼之欲出:前哨面对着野蛮落后的“专制东方”,被前哨守卫的则是花园般的欧洲文明,文明和野蛮之间需要的不是沟通桥梁,而是不可逾越的防火墙。

然而,安德烈这代年轻人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虽激烈,却非根深蒂固。他们的世界观极大程度上是广场革命以来的国内政治塑造出来的。虽然第聂伯罗与“东部”分手,迅速投入了“中部”怀抱,很多上年纪的人并不能很快转过弯。安德烈的父亲就很不理解他的“激进反俄”行为。父亲56岁,是运粮的长途货车司机。一次假期安德烈搭他的顺风车回基辅参加政治集会,刚驶出第聂伯罗市区,他就指着窗外的原野向儿子发问:“你知道这片土地里都埋了什么吗?”

安德烈知道爸爸的业余爱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寻找古物,特别是钱币。每当夏天假期来临,他会像真正的农夫一样,用金属探测器替代农具,在黝黑平整的大地上细致“耕耘”。

“不就是古钱币吗?”安德烈有些不耐烦。

“是啊,我闭着眼睛也能告诉你,这下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德国的、俄罗斯的。但你想想看,我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是没挖出过乌克兰钱币。”爸爸回答。

“那又怎样?”

“还是想想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30年历史,连自己的钱币都没能在历史中留下印记的‘国家’。再看眼这土地吧,现在有多少地被外国公司收走。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沙特人都来分一杯羹,我们还有什么是自己的?”

父亲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智库奥克兰研究所去年的报告显示,目前乌克兰约三成可耕地被寡头、常爆出腐败丑闻的大企业和外国资本控制,剩余面积供近千万普通农民使用。此外,国际金融机构将援助与乌农业的“开放”程度挂钩,要求政府尽快修法,允许外资直接购买农用地。

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乌克兰在战前就遇到了难以吃饱的困境,饥饿指数甚至一度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如今就连国菜红菜汤的原料都不能完全自给,另一道传统菜肴“萨洛”(腌制肥猪肉)也成了问题。乌政府自2021年以来持续推进土地私有化,对外准入逐渐放开,土地价格则不断推高,百姓难以承受。俄乌冲突自然让情况更严峻,大量农田或被埋地雷,或毁于战火。雪上加霜的是,农业问题上欧盟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在2025年中宣布取消对乌农产品的免税优待,这可能会给乌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

“历史的荒诞和戏剧性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在。以后怎样只有天知道,你何必这样投入呢。”钱币“农夫”对着儿子叹了口气。

“难道你想要我和你一样,做个没有国家没有归属的人?”对父亲失望的安德烈马上反问,随后包围父子俩的便是一路的沉默。

“这犯法么?”我们突然向安德烈发问,试图把话题拉回电诈。如今,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政府正加大对电诈网络的打击,尽管这很难,常有地方议员和极右组织成员被曝牵扯其中。不过,安全局已经在基辅和第聂伯罗取缔了几家规模较大的诈骗中心。 

“你在开玩笑吧?那可是敌人,不,‘兽人’可不算人,安全局的人也清楚这点。我甚至听说刚开战那会儿在敖德萨,警察和‘办公室’幕后的人还会一起巡逻,揪出那些亲俄的黑社会。现在征兵队也和他们搅到一起在街头抓人呢。”安德烈说,“而且别天真了,你以为那些‘兽人’不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吗?另外,这工作还挺赚钱的呢。”

“有时我会设想没有战争的生活。战前我刚来基辅上大学,日常生活很拮据,恰恰是战争让我找到了事情做。”安德烈说,“现在我越是搞这些私活,就越觉得大学里教的都没用。”

乌克兰2022年初的平均工资约为1.4万格里夫纳,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在这个数目上下。开战后尚无可靠的全国性数据,但不可能显著高于这个水平。虽然安德烈不愿意透露每月收入,但显然远高于他的同学们。对安德烈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追求自由和努力工作、赚钱成家的成功道路挂钩。基辅聚集着很多能卷的外省年轻人,他们特别能加班,经常同时打几份工,而且很注重锻炼英文,对IT行业感兴趣,渴望“融入”欧洲。

彷佛感到将谈话聚焦在物质抱负上会有些不好意思,安德烈机械地把话题转回了对俄罗斯人的诈骗,重复强调第聂伯罗人如何大量参与了电诈活动。当然,这些事迹在他眼里自然是第聂伯罗化身抗俄堡垒的坚实证据。继续推理下去,因为对战争出力巨大,第聂伯罗自古以来纯正的“乌克兰性”也不证自明。

但就在安德烈大夸第聂伯罗早已是真正的乌克兰时,旁边他的朋友列夫哈哈笑着,忍不住用蹩脚的英语插进来:“别听他乱说,我们切尔卡瑟才是真正的乌克兰,全国的地理中心在那里。波尔塔瓦和切尔尼基夫也可排得上号。第聂伯罗就算了,这几年装得比较像罢了,等过一阵子再看吧!”列夫同意只有中部腹地才是“真正的乌克兰”。但具体到安德烈这个虽然地处中部,却又正好被第聂伯罗河横穿的家乡,一切就都不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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