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乌克兰人，你会接受割地求和的谈判吗?
在三千年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你是商朝人，你会接受割地求和的结果吗？
商朝远远比周朝的领土大，人口多，无论如何，一群想夺回自己领土的商朝人，是早晚要把周朝人赶尽杀绝的。
于是，周朝的政治天才发明了至今其他国家没有学会的策略。
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
分封制，把殷商的国土分片承包。一人管一块，有功，多封，有过，撤封，构建起“天下共主”体系。
宗法制，确定礼仪秩序，从散乱无秩序，利益主导的社会，改变成长幼有序的树状结构。对抗秩序者，人人可以诛之。
井田制，把土地资源摊开，合理配置。大家都有利益可以拿，都活得有尊严。
周朝政治创新在空间重构（分封制建立地理管理体系）、伦理重塑（宗法制确立差序格局管理体系）、资源再分配（井田制实现利益捆绑管理体系）。相较于商朝依赖宗教威慑的统治，周代将血缘关系与地缘政治结合，形成“家国同构”的治理范式。
商遗民若反抗，不仅面临周王室讨伐，更要对抗整个宗法网络下的诸侯联防体系，这种多维压制使复国成本远超收益。
没对比，没有伤害。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西方话语权，在哲学层级上有两类矛盾的概念，一方面说公平、自由、责任、诚信，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
这两类概念，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必然架空责任、诚信、公平、自由。
就像洛杉矶山火一样，过于自由就是没有自由，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最后是烧了个干净。
对于乌克兰就是这样，民主选择泽连斯基上台，乌克兰人民想要什么？想要的是加入欧盟的像立陶宛、波兰一样的富裕生活。想要的是北约这种强大战争机器的保护。泽连斯基负责拿到这样的条件，才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可是，泽连斯基在发现问题不对的时候，有没有踩刹车、打方向盘呢？
没有。
无论泽连斯基想不想维护乌克兰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实质上，泽连斯基都一次次地助推局势往恶化的方向演化。
这个时候，民众有制约泽连斯基的条件吗？
也是没有的。
说好的刹车方向盘，三权分立，只是名义上的分立。
当三权同流合污的时候，民众就是被出卖的一个。
乌克兰政府的绝大多数人把国籍都改成美国的时候，民众就没有办法指望这些人会为乌克兰做事情。
乌克兰民众的自由，变成了督战队枪口下做炮灰的自由。
乌克兰民众的功利主义，变成了资产、公产被肆意掠夺的强盗者的功利主义。
乌克兰的困境本质上是“契约型国家”与“文明型国家”治理逻辑的冲突：当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被寡头集团腐蚀，选举承诺异化为政治表演，民众的集体利益就被架空。
泽连斯基政府将国家战略绑定北约东扩议程，如同将决策权外包给外部势力，导致国家主体性丧失。
这种“政治外包”现象在分封制框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周代诸侯虽享有治权，但必须履行朝贡、戍边等刚性义务，形成权责对等的约束机制。
那么，乌克兰人接受割地求和吗？
这样问，等于问两坨屎，你喜欢吃哪个？
在有选择的时候，没有人放着人不做，去做狗，跟着抢屎吃。
只是，吃屎，为了活命而已。
对比下来，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全社会的共识。而出了国界，国家兴亡，关月薪XXX的民众屁事。
这中间就差了一个周朝的政治天才。
宗法制后续直接催生了儒家学说。
格物、致知，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效的国家治理必须建立多层级责任体系。
周代分封制通过“天子-诸侯-卿大夫”三级授权，形成风险共担机制；宗法制用礼法规范权力传递，避免突发性政权更迭；井田制则创造经济共同体，使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实际利益分配基础上。
反观当代乌克兰，政治精英与民众形成“双向抛弃”的关系模式，当权者用民粹口号置换治理责任，民众用短期利益绑架国家战略，最终陷入“割地求生”与“国家解体”的两难困局。
这种困局本质上是对周代政治智慧的逆向印证——没有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单纯依靠选举仪式无法构建可持续的国家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