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观鱼】

在澳门回归祖国26周年之际，一部电视剧的总顾问名单引人注目——

何贤之孙、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之侄何敬麟，大丰银行董事长何浩生，马万祺之孙马志达，何鸿燊之女何超琼，以及澳门科技大学创办人、镜湖医院慈善会现任主席廖泽云。

这是一部特殊的剧集，不但顾问名单里汇聚了澳门最具声望的“名门”后人代表，作为一部抗日题材金融谍战剧，它几乎做到了全部“实名制”——跌宕起伏、悬念迭起的剧情里叱咤风云的乱世英豪，一一对应现实中存在的历史人物，其中很多人还曾与大部分观众生活在同一时空内。

这正是以素有“影子澳门总督”“澳门王”之称的何贤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风与潮》。该剧首次以影视形式呈现了澳门在1941-1945年作为“孤岛”的抗战岁月，带领人们将目光投向在抗战剧叙事中一直处于空白的澳门抗战故事。

1956年，毛泽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亲切交谈。

与战火纷飞的祖国内地不同，抗战时期，澳葡殖民政府在日军环伺下维持“中立”表象，澳门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被日军实际控制，但一直在为内地抗战救亡运动输送薪火。正如该剧英文名《Silent Tides》所寓，金融战、物资战、货币战、运输战，这些战线的无声抗争一直在进行，以华商、文艺界、地下党和游击队、江湖势力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在这片暗流涌动的“平静”之下展现了非军事抵抗下的生存智慧和抗战魄力。

1974年9月30日，南光集团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酒会。左起：曾谷、崔德祺、何贤、柯正平、马万祺。

澳门，为何成为乱世博弈的“舞台”？

在当时仅仅13平方公里的“东方卡萨布兰卡”，病死饿死多达好几万人——这就是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澳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和英美开战并很快占领香港。澳门周遭沦陷，日军封锁海上交通，澳门瞬间断粮，经济陷入极度困难。

抗战期间米站报道。 《澳门人的抗战》

据统计，1939年澳门本地大米的售价为0.08澳门元，到1945年上升到了2.7澳门元，约是原来的34倍；家用燃油从1939年的0.2元/公斤上升到3.2元/公斤，增长了15倍。1941年1月澳门进入抗战以来第一轮粮食恐慌期，每月饿死人数高达1500名以上。

战时澳门粮食紧张，澳葡政府实施粮食配给，居民须凭证领粮，图为当年的领粮证。(岑伟伦先生收藏品)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让《风与潮》编剧黄晖印象深刻的是，1942年初的大饥荒，澳门街头的饿殍人数达到16608，“这还仅仅是各慈善团体集中于万人坑掩埋的街头伏尸数量，真实的饿死人数已无从得知。”

电视剧《风与潮》“万人坑”截图。据已故澳门知名地理学者黄就顺生前回忆，1942年新春期间，澳门受寒流袭击，饥寒交迫，病死饿死甚至全家倒毙的也不足为奇，竟出现一天死亡四百人的纪录，每天垃圾车在澳门街头收集尸体。“尸体如木柴一捆捆堆起来，由市政当局运去氹仔北安坟场，草草掘二三丈宽，长十丈的土坑，将尸体一批批丢入，填上一层泥土，有人称为‘万人坑’。”

另一方面，涌入澳门的难民一拨接一拨，不仅有中国内地、香港难民，还有不少葡侨和英美等国难民，让本已困难重重的澳门雪上加霜。至1941年底，澳门总人口由抗战前的15万余人增长到了45万。这些从香港进入澳门，躲避日军残暴统治的，还有不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社会名流和文化精英……

抗战时期的澳门，大批贫民聚集同善堂建筑物旁排队等候施粥。《同善堂历史图片选粹》

同善堂是澳门最早开展施粥的慈善机构之一。1941年秋，每日派粥达180桶，领粥人数达7000余人，最多时每天有1.5万人之多，全年一共施粥12.6万碗。 《同善堂历史图片选粹》

而当时在葡萄牙殖民者面前有着绝对军事优势的日本人却没直接打进澳门，他们在占领并控制香港后希望把澳门变成“第二个香港”。

二战期间，澳门是远东地区重要的情报集散地，也是重要的贸易转运站。如果日军武装占领澳门，当地的情报网络可能会立即瘫痪，日军也会失去可以替代香港的国际贸易站，战略物资供应无法维系。所以日本人打算留着澳门，通过暗中控制澳门的经济民生和金融市场，操纵这个仅存的“国际自由港”，方便他们给自己搞物资、做买卖。

他们名义上保留澳葡政府，逼着澳葡殖民政府签了“合作”协议，让后者承诺全面取消取缔澳门一切反日组织与活动，将澳门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航运、海关甚至武装缉私权攥在手里，让澳葡政府成为傀儡。

日本人嚣张跋扈，咄咄逼人，但名义上并非澳门的“统治者”，没有执法权，只能在规则之下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澳门；名义上占据澳门的澳葡政府绥靖软弱，管理无力，夹在中日之间只求平安度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华商群体、游击队精英、江湖帮派、汉奸势力、盟军残留的抗争者、从香港和内地转移来的文化精英此时此刻都聚集在澳门，为各自的活动奔走——澳门这块“弹丸之地”成了乱世中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权力真空，地位模糊，但又充满了残酷丛林法则的地方，一方绝佳的历史舞台应运而生：

进，澳门可以成为给抗战大后方提供物资的桥头堡，成为转移和营救爱国人士的中转站，成为华人主导的乱世中百姓享受和平与自由的避风港；

1937年，澳门各界救灾会沿门劝捐出发时摄影纪念。“七七”事变后，抗战时期仅澳门本土新成立的各类救亡社团就不下30个，风潮时期，此类社团以“救灾”为名，行抗日之实。

退，澳门会沦为日本人控制下滋养战争机器的货源地，成为无须军事占领就能压迫和奴役中国人的法外之地，成为饥寒交迫饿殍遍野金融崩溃的人间地狱……

1941年5月25日，《华侨报》载澳督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无良米商。 纪录片《澳门人的抗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崭露头角，在这个乱世舞台上演了可歌可泣的传奇。《风与潮》正是拾起了这颗被过往众多抗日题材剧所忽视的遗珠，用艺术的手法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故事。

四股力量与日寇斗智斗勇

在《风与潮》里，我们看到了四股力量和日寇斗智斗勇。

第一股力量是爱国华商，他们慷慨解囊捐助抗战，有钱出钱，有粮运粮，想尽办法打通被封锁的运输线，往澳门输送给养，救灾赈灾。剧集通过“粮荒危机”“港币保卫”“发行澳门币”“物资争夺”四场关键事件，展现了以何贤、马万祺为代表的华商，战时运用智谋，帮助澳门纾困，守护澳门社会经济稳定的历程。

《风与潮》的时间线中，被观众称为“澳门铁三角”的男主何贤当时33岁，马万祺22岁，柯麟40岁。作为配角出现但有不少戏份的“赌王”何鸿燊只有20岁，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在日后的岁月中风云际会、带领澳门走向繁荣并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摆脱殖民政府控制，为回归奠定坚实基础的“大佬”们彼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

马万祺(右)与柯麟(中)、柯正平兄弟在澳门合影。

在乱世的舞台中，以何贤为代表的爱国商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获得澳门的“人望”，靠的不是左右逢源的手腕和投机，而是挺身而出为澳门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渡过一个个难关的担当和才干，还有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正确的选择。

第二股力量是地下共产党员和广东游击队。《风与潮》中，医生柯麟（谭凯 饰）被当作一切行动的“定海神针”。该角色的原型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医学教育家柯麟（1901-1991），他曾任澳门镜湖医院首任院长、中山医学院院长、国务院卫生部顾问。

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幕：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了重要的中转站，梅兰芳、邹韬奋、蔡楚生等困在香港的文艺界名人，通过澳门这条通道安全转移。历史上，柯麟曾帮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逃脱日寇魔掌，1950年代初他又与何贤、马万祺合作，将一批汽油、雷达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陆，打破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的禁运。马万祺评价其：“悬壶济世良医意，救国忧民志士心。有幸逢君争早晚，难能相遇论当今。”

图为马万祺手迹。

《风与潮》还出现了取材自真实历史的游击队“白鸽队”（由中山著名抗日将领欧初取名，寓意白鸽飞越伶仃洋），他们在澳门抗战时期负责领导武装力量，与日军及其帮凶展开斗争。剧中主角团和日方斗智斗勇的关键时刻，都多亏了游击队大队长“区新”和白鸽队队长带领的精英战士的支援，他们用武装斗争成为对抗日寇的“定海神针”。

《风与潮》截图

第三股力量是江湖势力，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也调转了枪口。编剧黄晖曾透露，剧中虚构的“大濠帮”帮主黄三合改编自当时澳门江湖上势力最大的“三黄”三兄弟——黄球、黄森、黄祥，他将三人融合为一个人，起名“黄三合”。黄晖在调查原型“澳门三黄”时发现，其中一人在拒绝日军要求后，和自己60多个手下，被敌人屠杀一空。

这股江湖势力在剧中经常为何贤等人保卫澳门的行动助力，和游击队在武装力量上打起了配合，与日寇和汉奸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第四股力量是爱国文艺界，剧中虚构了小提琴家乔音婉（蓝盈莹 饰）。这些港澳精英们，虽然看起来生活作派和所受教育已经西化，但内心根植着家国情怀。关键时刻，这些中国人发挥了很大力量。

还有最广大的澳门普通民众。剧中疍家渔民自发攒钱给内地抗战捐款，摇着小船在日军眼皮下冒险运送难民，学生上街表演募捐，就是澳门人民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缩影。

作为一部金融谍战剧，在“粮荒危机”“港币保卫”“发行澳门币”“物资争夺”四个主线任务中都少不了敌我双方的明争暗战——敌方制造危机，我方见招拆招，设计“连环计”破局，最终取得胜利。作为一部剧本精耕细作的精品剧，《风与潮》在设计金融博弈剧情时非常细致和专业，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为了追求“爽感”而在关键环节随意开我方“金手指”，让对方“降智”。相反，给日方特务机构开了不少“金手指”和全局视角。

而每一局复杂的博弈中，我方之所以可以在掌握更优资源的高智商反派围追堵截下获胜，靠的是以上几股力量的团结——是爱国的中国人相互配合拧成一股绳，才拥有了以小搏大的伟力。而男主何贤只是作为主心骨之一在来回奔走，穿针引线。这样的立意与设计，相比于近年来抗日剧中流行的个人英雄主义与“超人视角”，显得技高一筹。

“实名制”抗日，诉说更有力度，“售后”更有趣味

编剧黄晖透露，原剧本中真实历史人物姓名的角色占比高达95%。“澳门王”何贤、“赌王”何鸿燊、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爱国华商领袖马万祺均用真名呈现，剧中涉及的商战、金融战也多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何贤等人的赤诚爱国之心和过人的胆识。

1978年10月6日，镜湖医院新门诊留医大楼落成典礼，仪式后，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医院领导及嘉宾合照留影。左起：柯小刚、饶不辱、柯正平、曾正、柯麟、何贤、梁昌、梁仲豪。 廖泽云主编《镜湖荟萃图片集》

以前，人们一提到“澳门何家”总是想到站在聚光灯下的“赌王”何鸿燊家族，而这部《风与潮》让观众第一次了解到，被何鸿燊叫了一辈子“贤哥”的何贤，如何从一个普通商人开始，书写他的澳门传奇。

与毕业于港大的何鸿燊不同，何贤年幼时仅在私塾就读三年，13岁就开始学做生意，凭借聪明机敏、诚信待人，从粮油店学徒一步步成长为广州金融市场的经纪人。1928年，年仅19岁的何贤与友人集资一万元，在广州创立银号“汇隆”，并被推举为经理。1938年广州沦陷后，何贤转赴香港从事货币买卖。1941年底香港沦陷，何贤逃难到了澳门。正是在澳门这块土地上，何贤开启了传奇的一生，其家族后代也开始与这座城市命运交织。

在澳门，何贤结识了商人马万祺，受邀出任大丰银号经理，并成功推动澳门发行本地货币，缓解了市面上港元严重短缺的问题。1943年，何贤、高可宁及傅老榕等人在拱北关闸与日军交涉，成功解除对澳门封锁，平抑了飙升的粮价。

《风与潮》剧照，剧情中何贤联合澳门商界、帮会和共产党地方组织设局冲破日军封锁为澳门居民运来了急需的粮食。

除了如实呈现爱国商界人物，《风与潮》也刻画了抗战时期澳门社会不同政治立场中的爱国力量。

例如第一集中，在澳门爱国募捐中助力何贤压制日商嚣张气焰的梁彦明（果靖霖 饰），其原型正是国民党元老、澳门教育会会长、烈士梁彦明（1885-1942）。他曾任澳门教育会会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务委员等职务，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始终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募捐公债、慰劳伤员、抚恤烈士家属等活动，因而遭敌人忌恨，于1942年12月29日被敌特狙击，壮烈牺牲。

电视剧梁彦明角色与原型人物梁彦明（右）。

剧中反派也同样基于历史人物：日本陆军驻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矢野浩二 饰）及日伪特务黄公杰（胡明 饰），不仅确有其人，其恶行也被记载了下来。

黄公杰是日伪驻澳门特务机关头子，泽荣作则是臭名昭著的“澳门杀人王”——日军驻澳门特务机关正机关长，其主导的泽机关在1940年代策划了针对中山和澳门的粮食封锁，造成严重人道灾难。

以上这些真人与真事，基本都能和《风与潮》中的主线剧情一一对应，这就让抗日传奇故事有了多一层的说服力和震撼——这些传奇不仅仅是今人的艺术加工和创作，更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中国豪杰们的真实人生。同时，追剧的我们也会忍不住去搜索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轨迹，发现他们和我们的交集，那种历史的鲜活感瞬间涌上心头，仿佛我们也活在他们的传奇之中。这就是“实名制”历史剧无法被取代的魅力吧。

比如剧中几个有趣的点：在我们的时空中叱咤风云的“赌王”，在剧中初登场是个眼神清澈的求职大学生，剧中还特意让他说了句台词：“贤哥，我这人从来不赌的。”

由青年演员马启越饰演的马万祺与未婚妻的甜蜜爱情感动了很多人，但剧情发展到一半他突然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正当观众要为这对注定悲剧的小情侣流泪时，搜索一下发现马万祺不仅活到了2014年，参与过抗击非典和汶川地震救灾筹款，而且这对眷侣恩爱一生还生了9个孩子；

“风潮”时期马万祺的婚礼（资料图）以及电视剧中马万祺结婚照。1943年1月，马万祺与罗柏心喜结良缘，马万祺把结婚费用五万大洋捐予广东省妇女会儿童教养院。

2001年3月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霍英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列席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据马万祺口述，在澳门回归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马万祺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反映，坚决要求在澳门驻军——“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中央接到我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经过一段时间详细研究，新华社澳门分社便转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剧中代表江湖势力的“侠少”黄子侠在一开始误解何贤和汉奸合作，不仅对他怀恨在心，还在他落难时欺辱他。正当屏幕外的观众又急又气时，发现后来他成了何贤一辈子的保镖和小弟，原型黄子雅还写了本书叫《何贤与我》……

甚至我们可以搜到剧中大反派泽荣作和大汉奸黄公杰伏法的新闻报道，真是比在剧中看到两人死还要大快人心。

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澳门是那个呼唤“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母亲，我要回来”的孩子。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个“孩子”虽然势单力薄，却从未背离祖国母亲，它用自己特殊的“孤岛”身份，在历史夹缝中展现了沉默而伟大的担当。这座城市血脉中始终流淌的爱国基因也为后来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1月15日，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右）、何贤（左）。

以往，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凡是涉及港澳，总是强调香港的国际化与江湖气，以及澳门发达的博彩业，澳门抗战历史总是被略过和忽视。《风与潮》作为一部题材特殊、剧本扎实的主旋律剧集，突破性地把视角转向了乱世中真正的江湖——大佬的诞生不仅是打打杀杀，也不仅是人情世故，而是走对了路，做对了选择，在困境中有别人所不能及的担当，才获得了大家的信任。

澳门不仅有“赌王”的江湖，以何贤、马万祺、柯麟等为代表的乱世豪杰同样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地书写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