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197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有四种经济——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日本经济和阿根廷经济。其中，“阿根廷经济”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拥有繁荣潜力，从富裕起步，却陷入相对贫困的接近纯白人国家”，一直面临着巨额外债和“可持续性的毁灭性经济危机”，物价高涨，工资不足糊口，恶性犯罪频发，国家信誉颜面扫地，腐败透顶的庇隆主义传统政客圈子早就丧失了人民的支持。

2023年11月极右翼分子哈维尔·米莱的当选，是阿根廷人对国家和自身绝望处境以及国家衰败的反动回应。米莱其人，对内效仿玛格丽特·撒切尔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大砍各省教育、养老、社保资金和基本生活补贴，向国家大动脉上裁员；对外声援内塔尼亚胡团伙、崇拜特朗普的MAGA运动，在当前左翼力量占优的南美洲到处树敌，承诺将国家资源和主权出售给北美跨国资本还债。

这样一个看起来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的政府，怎么会在2025年10月底的中期选举中获胜呢？

笔者对拉美历史文化的了解有限，无意过度分析米莱的对华态度和特朗普对他如此“倒贴”的原因。但阿根廷的选举制度十分有趣，它与我们已相对熟悉的美国体制有较大的不同，是理想的西方政治学样本。从技术性视角观察这场中期选举，只能展现一些米莱胜选的侧景，但可以提供一个对“西式选举制度”乃至他们的“民主”价值观更为本质性的探讨。

阿根廷国会10月26日举行中期选举，根据国家选举委员会当晚公布98.9%选票的计票结果，米莱领导的执政党“自由前进党”获得更多议席数，取得胜利。 图自路透社

被废的初心

阿根廷此次中期选举，在流程上有两处革新。一是取消了传说中的PASO——全国初选。

PASO是一个阿根廷独一无二的东西。它在建立之初，是为了回应阿根廷人对他们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质疑：如果候选人都是同一批政客圈子幕后内定的，在台前几个烂苹果里给我们选有什么用？

PASO初选制度的起源，与阿根廷社会对阿根廷政治体系透明度和包容性的诉求密切相关。在这个制度实施前，大选中各党候选人的产生由领导层内部商议决定，选民没有发言权。问题是前米莱时代的阿根廷类似今天的韩国，有全国影响力的主要派系只有庇隆主义、中右自由主义和托派（政党会重组改名，但始终就是这三个人脉圈子），其中托派是一帮喷子，不可能上台执政，因此阿根廷全国大选就是这两拨人黑箱操作组党、拆党、推候选人选来选去，两个派系内选民寄予希望的年轻新秀只要不参与勾兑，就永远无法被推出作为候选人。

阿根廷人认为，这是选举体制的技术性问题，只要用法律规定各政党和联盟必须举行正规初选、通过与大选同样程序的严格投票选出大选候选人，从而确保最终人选由选民决定，就能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了。

2009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政府正式立法，引入“公开同步强制初选”（PASO），迫使每个阿根廷公民都必须同时预先参加一场由国家组织、由各政党候选人组成的预选，每个公民都可以投给任一政党，最终使每个政党产生一名候选人参加大选。阿根廷大选原本就实行类似澳大利亚的强迫投票制，投票是国家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去投票是违法行为。现在，各政党决定候选人的选举也被升格为了强制投票的国家义务。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好，然而有一个问题：

当你把三模考试提升到和高考一个监考水平、然后直接拿三模成绩填志愿，那么最终的高考还有什么用？

多年执行以来，几个主要派系早已发明了“在PASO之前黑箱运作”的对策，而小党派本来就没有候选人内部竞争，多参加一场选举也没有任何变化。由于PASO的一切规格和结果都与大选一般无二，普通人逐渐意识到，这场预选除了额外白费一大笔财政经费（阿根廷政府一直严重负债）外，其实已变得毫无用处；而政客们则逐渐发现了这场选举“真正”的作用：筛出小党。

阿根廷选举并非美国简单粗暴的“赢者全拿”，而是较为复杂的混合制：每省3名参议员席位实行“冠军三拿二”、亚军拿走第三个；众议院则是按人口划分选区、采用典型欧洲代议政体的比例代表制。

在一个有竞争性（不是日本那种普遍政治冷感）的多党普选社会里，“赢者全拿”天然催生两党独大和政见诉求的双向分裂，而比例代表制天然催生碎片化和诉求多向分裂的多党制。在阿根廷，这种体制养活了数以百计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小党，为了减小议会的碎片化（会增大政府组建的困难），PASO绑定了选举得票门槛，在参选选区获得有效票少于1.5%的“气氛党”被禁止进入正式大选，从而将参与全国大选政党的数目从理论上的数百个缩减到了45个左右的水平：

今年阿根廷有党徽或选举标志的所有全国性政党列表（不包括非法政党和拥有党组织少于5个省的政党）

然而，这一门槛其实设在正式大选中，也是同样的效果，只不过选票大一点罢了！

这样算下来，保留PASO的唯一理由似乎只剩下了“传统”——这是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留下的政治遗产。问题是，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由于贪（zheng）污（zhi）腐（po）败（hai），从今年6月至今，正在监狱里服刑呢。

本次PASO预选前，米莱宣布，经计算，组织PASO将耗费1.5亿美元，对阿根廷政府是一笔巨款；为了省下这笔钱，提议取消这个步骤。结果除了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阵营的极少数死忠外，所有人都支持，提案在议会中压倒性通过了。一切都回到了老样子，“如果候选人都是同一批政客圈子幕后内定的，在台前几个烂苹果里给我们选有什么用”的问题依旧，从政客到百姓，大家都非常高兴，省下了1.5亿美元。

选票、“选枕巾”、“选床单”

阿根廷此次中期选举流程上的第二处革新是，首次全面引入了“单一纸质选票制”（Boleta Única de Papel）。

这是什么意思呢？

2023年前，阿根廷沿袭了一种从普遍文盲时代继承下来的古老的选票制度：每个政党自己印刷投给自己的选票（即政党选票Boleta partidaria，在阿根廷，必须依法印成经批准的自己政党独一无二的代表色）放在各投票站。这些选票花花绿绿、各自不同，很像贴电线杆的小广告，选民进入投票站后，自己取一种想要的投入票箱。

2023年阿根廷全国初选（PASO）时放在圣塔菲省一个投票站里的各种政党选票

这种制度本质上是早年我党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扔豆子”差额投票（用不同颜色的豆子区分候选人，这种投票至今在印度/非洲的高文盲率地区仍广泛存在）在形式上的完善。它是民主选举从早期美国式的“权贵投票”向苏联、西欧“全民一人一票”转型初期的遗存，至今仍然在朝鲜、瑞典、乌拉圭等近20个国家使用。

“政党选票”统计方便、可感度高、为阿根廷人所习惯，甚至被视为他们的民族认同之一。但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极易作弊；无法“另选他人”；以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破坏环境——每个党都印发接近本投票站总选民预期数的单独“我当选”选票，在参选政党较多时，不仅会浪费大量纸张（根据2021年的估计，阿根廷全国大选时仅将政党票改为单一票一项即可节约30亿美元），还让投票站变成了堆满纸本的仓库，使投票站必须做得很大。而且在阿根廷，政党选票是需要政党用竞选经费自己印制的。虽然地方政府通常会按特定政策补贴这种经费，但并不能保证；如果某小党/草根候选人/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足以使其在某投票站投放足够的本党选票，这个投票站的选民就无法投给它。这种玩法简直是对草根小党的天然谋杀。

本次中期选举，同样以“省钱”作为主要理由，阿根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了相同格式的单一选票，将所有政党作为选项，拼合成一张大纸，列出所有职位和联邦/省一级竞选者名单，类似美国纸质选票的格局。

然而，美国选票的纸张通常并不太大，即使连州级法律公投、县市级选举和联邦选举都印在一起，即使比“选票”大多了，充其量也就是个“选枕巾”，因为美国是一个两党制国家，小党普遍寿命短、地方性强，每次选举参与竞争的候选人总数是非常可控的。

而阿根廷政党林立，尤其今年还取消了有预先筛选作用的PASO，所有有资格参与大选的政党全列成一张大表后，非常之长，已经差不多成为“选床单”了：

本次阿根廷中期选举中圣伊西德罗地区的单张“选床单”

每个职位的候选人列表自上而下排列，堪比百度的搜索结果。

说起百度，每个人都应该还记得它的“竞价排名”往事。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一个很长的列表里，排在最上方的选项有值得卖钱的极大优势——考虑到阿根廷实行强制投票制，虽然对不投票的惩罚不如澳大利亚等国严厉，但必然仍有大量“被迫投票”对政治冷感的人随意投票。因此对这个国家，在一张如此巨大的选票上，排名靠前、明显更加醒目的政党，甚至有理由因此凭空增加出“路人票”来；而排名在很后面、需要仔细寻找的政党，显然更倾向于只剩下少数高纯结晶的死忠粉。

本次阿根廷中期选举的一个小笑话：在强制投票的阿根廷，拥有13000名正式党员的阿根廷共产党，在众议员选举（全国各省都有）中只得了3000多票。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电子投票呢？

尽管近十余年里电子投票系统在全球范围尤其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快速普及，但在许多老牌发达国家包括从老牌发达国家掉回贫穷国家来的阿根廷，对电子投票的抵制情绪却日益高涨。一些率先将该技术应用于投票的国家如爱尔兰、荷兰和德国等，后来又撤回了之前的做法。

抵制电子投票，本质上反映了老派保守选民的焦虑：他们对投下后无痕无迹、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选票缺乏信心。这些对现代电子加密和存储技术缺乏直接感知的人，在老牌发达国家（包括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中往往占据高位或“正在从高位缓慢滑落”，在他们看来，非纸质的选票，就是流程中的不透明。

事实证明，“民主的猜疑链”不仅存在于刚走出军阀政治的非洲国家，也不依赖一个社会里抽象的发达程度，而是与传统文化习惯深刻地挂钩的。

在美国，2020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利比里亚或海地那种败方指责选举造假的现象。我们过去通常认为这是美国发达的表现，但实际上2000年佛罗里达的计票风波表明，美国（至少佛州当时）的选举制度本身也是个草台班子，美国人之所以从来没有争议，只是因为他们对制度本身主观上有信心；然而，这种信心本身并不是“高GDP”“高教育水平”或“民主历史”本身所天然决定的。

也许非洲国家对整个选举流程都充满了“猜疑链”的局面才是正常的人性，而美国这种“对选举过程的信心”，与其认为它是必然发展而至的“历史终点”，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环境下被认知塑造而成的、一旦被破就很难再回头的非正常状态罢了。

比例代表制、杰斐逊法和选举门槛

阿根廷的大选日紧接着志愿军出国作战75周年纪念日。这场战争的主要失败者——时任韩国（由于当时韩国支持蒋介石集团且与我们为敌，我们不承认其政府的合法性，下文一律按当时口径称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经常刷B站时政区的读者很可能都听说过他的一个梗，叫“大数学家”：1956年此人推动南朝鲜国会“修宪”，203名议员中135人赞成“修宪”，203票的2/3是135.3333≈135，而135票的1.5倍是202.5≈203，于是在一位“大数学家”的强力背书下，表决被通过，成了流传千古的笑话。

李承晚因此次表决获得了“数学家”的绰号，但当时其实有一名真正的“大数学家”：时任汉城大学教授、南朝鲜科学院院士、南朝鲜数学学会主席崔允植（최윤식，右）

事实上，在代议制政体中，“小数如何收”是永远的用户痛点，并不局限于表决。阿根廷选举制度下，选票主要是投给“党”而非投给“人”，议席分配并不由选民决定，因此选举完成后组成议会前的议席分配，往往具有与拉票等同，甚至更高的重要性。

比例代表制的理念认为，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数应是其得票数（反映“民意”程度）的精确缩比，以便周密地将各方面民意“映射”到议会中：例如，赢得一半选票的政党在议会中应当占一半，赢得三分之一选票的政党在议会中应当占三分之一，从而避免美式选举中“49%的民意无人代表”的现象。

然而，代议制国家的普选议会席位通常在数个到数百个且通常为公约数少的单数（以减少50-50对立死局），代表几十万乃至数千万人时，几乎必定出现分配出小数个席位的情况。

举一简化模型：假设有一简化的“阿根廷”——有四个政党争夺8个议会席位，有效票23万张，选举结果如下：

这时，就出现了“小数议席如何分配”的问题。

美国诞生时没有政党政治，国会选举时议员按人脉关系自由抱团，表现出类似多党制（而非两党制）的选举特征，因此自然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议。为解决该问题，1792年国务卿杰斐逊设计了一套议席分配法，将每个政治派系（政党）的得票数除以从1到总席位数N的所有正整数，选出最大的N个商值，再回溯到所有这N个数所对应被除数（得票数）所对应的政党，就将议席全部分配了出去。

考虑上述“简化阿根廷”的例子，8个席位的分配原理如下：（“1√”表示“第1大的被选中数”，“2√”表示“第2大的被选中数”，以此类推）

这种分配法在美国政治学中被称为“杰斐逊法”，但在美国以外通常称为D’Hondt系统（D’Hondt是19世纪末重新独立发明该法的比利时数学家）。阿根廷本次中期选举，众议员席位采用的正是这种议席分配法。

可以看到，最大的“民主党”席位数因四票之多而凭空增加了1席，“四舍五入”变成了“四也入”，而相对最小的党被剥夺了其得票完成率几近90%，而且离另一个有议席党只差两票的席位，“四舍五入”变成了“退一法”，投给它的2.5万选民——占23万总数的10.9%——被100%无视了。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知，杰斐逊法天然剥夺小党、加强最大的党。

这种特性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小党联合起来组成选举联盟，会反过来压倒大党，使同样的票数得到更偏向自己的议席分配结果。仍以上述“简化阿根廷”的例子，假设三个少数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党”反对民主党（这种组合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仅供举例），在所有票数不变的情况下，有兴趣的读者按上述方法简单口算即可知结果会变为：

选民决定没有任何变化，仅仅是政客相互重组，民主党就凭空被剥夺了一个议席，约1.38万人投出的票变成了废纸。

比例代表制的初衷就是避免“赢者全拿”造成的两极化政治。然而对于这种“代表性可被非选民意愿轻易操纵”的悖论，由于其源自数学原理无法解决，在欧洲发展出了一种适应性的价值观：加强大党、消除草根小党，是消除代表性的碎片化，因此是有利的。顺着这种价值观继续推导，大部分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都设置了“选举门槛”：小党达不到一个较大的得票数（例如5%），直接禁止分配议席，投给这些小党的选票会因此毫无价值，变成了其他大党瓜分议席的分母。

然而，“多党制”之所以认为自己相比一党制或两党制进步，正是由于其理论上能产生新政党、政坛产生“新血”，民意能在对现有的整个政客圈子不满时获得新代表的潜在能力。如果这种体制被设计为天然抑制而非鼓励草根政党入局、天然维护“现有的政客腐败圈子”，那岂不是在其自身中注入了虚伪性？如果只有能拉到相当大“先期投资”的全新政党才能一步冲破这种“小党封锁”打开局面，那这个选举制度岂不是天然预备给大资本或外国政府这样的“大玩家”操纵的？

现实中，米莱异军突起之前，阿根廷政党不断分裂重组，但始终是占据了左翼生态位却毫无用处的托派网左、实际上是中间派的庇隆主义者和右翼保守派三批人。虽然米莱显然是外国势力扶植的，但问题是，在这个制度的玩法下，只有他一个人冲破了原有的、已被公认的整个腐败政客圈子。和美国人奇迹般地第二次相信特朗普一样，在米莱彻底露出“自己其实没什么两样”的真面目前，阿根廷人也只能第二次相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