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雪萍】

爪哇岛不在天涯海角，它正在成为中国投资者耳熟能详的热土。印度尼西亚以其广泛的群岛而著称，而爪哇岛则是它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一言概之，印尼1.7万个岛屿，可以分为爪哇岛和外岛。而中国则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填充了各个印尼群岛。

2025年头五个月，中国光伏整体主材出口额120亿美元，同比下降25%，然而对印尼的电池片出口却大增413%。出口额达到近4亿美元，让印尼成为印度之外的第二大光伏出口国。电池片的异军突起，不过是中企滔天大浪涌入印尼的浪花一角。组件大跌而电池片大涨，这种反常的出口脉冲发生在印尼，背后自有玄机。

印尼向来以矿产资源的丰富而吸引众多大笔投资。最为知名的当数浙江青山实业。它在这里建立的全镍产业的工业园，成为印尼产业政策最为成功的象征。而山东魏桥、海螺水泥也在这里重金投入。

上汽通用五菱早在2017年就在雅加达东部50公里的工业重镇芝卡朗建立工厂。早期的建设者是孤独的，而现在却又过于热闹。比亚迪凌厉凶猛的汽车价格攻势，不亚于群岛上的海啸。而比亚迪同时开始按照对印尼政府的承诺投资建厂，奇瑞的代工厂也已经启动。

芝卡朗

而艾玛、雅迪、台铃和新日、绿源电动自行车，基本全来了。沿着首都雅加达向东，台铃在芝卡朗工业区、雅迪在广西农垦的印尼工业园都设立了工厂。更远处的三宝垄，新日也建立了工厂。电动自行车大决战的时刻，即将在爪哇岛拉开帷幕。

食品业也跃跃欲试。蒙牛、伊利再次开始对垒。而福建的达利、盼盼食品，广东的海天酱油、深圳东鹏饮料都开始在这里开拓疆土。连和府捞面，也开始寻求落地之根须。

印尼作为全球第四大人口国，自然人口众多。然而在爪哇岛的中心城市，人们很容易感觉到，中国人太多了。他们怀揣着激烈的商业化雄心，摩肩接踵地前进。2025年5月开张的艺龙酒店，和去年开业的德胧酒店，精确地记录了这一点。

中国制造在东盟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2024年印尼投资额大约8400亿元人民币，中国投资占比7%约600亿元人民币。从比例来看，比占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的一半还略低，同时稍微低于第二名的中国香港。

就印尼海外投资FDI而言，中国占比超过16%以上。如果从资金来源来看，印尼的投资明显分为三大阵营：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华人阵营。这意味着，在印尼，中国正在向日本传统的市场，发起强烈的猛攻。而美国也正在成为全新的投资面孔。

2024年关于印尼投资国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应该是美国的投资力度。它的投资达到37亿美元，将日本挤出Top5。美国一向对东南亚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的投资兴趣，墨西哥依然是它的重点。而最近两年美国似乎改变了这种态度。对印尼的投入在2024年陡然增加。同样在2025年也开始对越南表示了新的兴趣。

如果追寻三年来的投资变化，另外一个对印尼的活跃度增加明显的就是香港，其中意味也别有深意。

同样正在准备加大投入的是欧盟。在2025年6月，欧盟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下面专门设立“欧盟部门”，为欧盟企业进入印尼市场提供服务。而就在7月初，印尼高级经济部长已经表示将共同投资一个重要矿产项目，开放给美国。印尼主权基金Danantara Indonesia也将参与该项目。

2024年印尼的Top5投资来源地 印尼投资局INA《2024年投资年报》

印尼制造业占比整体GDP的19%，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印度。而制造业自然是印尼投资的最热点，重点领域包括金属工业，投资达到156亿美元。其他为电动汽车（EV）供应链（包括电池和镍加工）。

矿产业的投资约合121亿美元，以镍、铜等关键矿产为主。这两年镍、煤炭产业都在持续下滑，然而金矿却逆势而上。印尼的金矿产量占全球的4%，如印尼东部巴布亚省的格拉斯伯格矿拥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储量，这是由印尼的Freeport Indonesia和美国矿业巨头Freeport-McMoRan共同运营。金矿的繁荣，也给这里带来了繁忙的工程机械的生意。而基础设施与物流方面，跟矿产投资相当。

其中投资最大的是金属加工制品，大约1000亿元人民币。而基础设施与矿产，分别是640亿元人民币。房屋、化工随后。投资的地域，其实非常集中，主要是围绕爪哇岛而展开，包括东爪哇、西爪哇、雅加达和万丹省（爪哇岛西部），以及在大K岛上的苏拉威西省——这主要是青山工业园所拉动。

印尼的整体投资洪流，依然是以极其不均衡的态势而展开。爪哇岛与其他岛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电力与资源先行，但已经走到尽头

2024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额达81亿美元（不含中国香港地区投资），较2014年的8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

中国投资在印尼有着清晰的节点。2013年是一个关键的一年，电力和矿业建设，成为两个关键的钳式攻势。这中间还夹着一段雅万高铁的铁路建设。

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雅万高铁，是东南亚首条高铁，由中铁建等企业参与建设。全长140公里的路程，从开工到通车则用了7年的时间。这对于中国铁建公司这样的铁建雄狮而言，这简直就是蜗牛王国的项目。

铁路建设，在东南亚各国一向是浮萍工程，各种政治风云都可以轻松地将其倾覆沉底。这是一个经济政治化的最佳命题。如果要了解东南亚政治流派的晴雨不定，铁路工程就是最好的观风台。太多的经济利益，倾轧其中。

而在印尼，工程建设速度一向很慢。印尼的土地私有，使得无法大规模征用土地，很多地方只能绕路而行。实际上，许多土地上的田边上，直接会有一个简单的木板上面写着“不出售，勿扰”。这对于很多工业园区的扩张，是巨大的障碍。

2014年始印尼政府不允许原矿出口，镍矿也在其中。这对于以镍铁半成品为原料的不锈钢制造商——浙江青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青山来到富含镍矿的苏拉威西群岛（根据地理形状称之为“大K岛”），开启开岛劈荒的大手笔。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商务部网站

印尼的镍矿运输出来之后，青山集团在工业园区将其加工成镍铁。作为半成品的镍铁，一部分会单独运输到中国制造成不锈钢。如果在园区将镍铁顺势加工成不锈钢，那么镍铁就不需要经历“先冷却、后运输、再加热”的过程，就会大大节省能源。

开岛劈荒的过程，需要鬼斧神工的魄力。因为这里没有码头、没有电力、没有公路，一切都需要开发者自行削平和建设。青山甚至在园区内修建了机场，大大方便了海上大岛与全球版图的连接。

这种登岛即用的工厂，吸引了镍钢产业的众多上下游。华友钴业、中伟股份、南钢焦炭都加入其中。围绕着镍加工的工艺，也形成两种不同的火法镍和湿法镍的流派。沿着火法镍的工艺路线，走镍铁不锈钢以及高冰镍的方向。而类似格林美这样的企业，则采用湿法工艺，制作动力三元电池的正极材料前驱体。

青山随后在哈马黑拉岛（从地理形状称之为“小K岛”）开辟了更加专业化的镍工业园区。

同样受到2014年矿产令困扰的是山东魏桥。印尼是主要的铝土矿来源国，魏桥在2013年开始在加里曼丹省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了氧化铝生产线。作为必需的配套设施，同步建设电厂、码头、生活区等。这片废弃的棕榈林的沼泽地上，变成了兴旺的铝生产基地。

青山集团的两个工业园区IMIP和IWIP，已经有20万人马在其中轰鸣不停。极限拓荒之举，巩固了中国实体企业在海外投资工业园的“厂园合体”的模式。

新能源汽车的爆发，改变了镍铁主要用于不锈钢的路线。印尼是最大的赢家。印尼的镍矿所孕育的产业，跟全球电动汽车的繁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尼政府冒险按住镍矿出口以发展国内工业的产业政策，取得了奇兵一般的效果。

此前不曾有这样的国家，能够如此娴熟地将矿产与工业化娴熟地嫁接在一起。阿根廷、巴西都不曾做到这一点。资源的诅咒似乎被打破了。印尼将镍矿成功地延展成镍产业，对邻居菲律宾意外形成了一个抽血的效果。

菲律宾的镍矿品味低，适合湿法镍。然而政治化倾向，中断了它的工业化发展。菲律宾像摇头风扇一样的政治选择，使得它在全球2.0大变局之下无所作为。整个东盟都在忙于围绕制造业建立新中产阶层的时候，菲律宾却在独向一隅，虚度光阴。菲律宾成为印尼高速运转的镍产业的原料输送带，2024年菲律宾向印尼出口了1000吨的镍矿。

菲律宾一度决定效仿印尼，从2025年6月开始禁止原矿出口。然而这条限制最终还是从采矿条令中删除。工业化并非只有产业政策，低调务实的外交才能吸引制造业和矿业的投资。这些国家都无法单独完成产业机器的自我崛起，中国供应链是无法取代的健壮的齿轮。

庞大的基建，自然带来丰盛的衍生产业。从2011年就开始进入的海螺水泥，至今已经有8个工厂。从雅加达前往机场的拥挤高速路上，会经过一座大楼写着“海螺水泥”。这座孔雀港项目，包围在一片树林中。但从任何一个方位看过去，都应该不会在四面旷野中错过这座高楼。

印尼海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印尼，政府发放的采矿证往往五年就会到期，而且一年一审。这使得矿产的开发，必须日夜兼程。很多企业采用先粗采后精炼的方式。先抢出时间，把矿产粗略地提炼出来。大活做完之后，可以吃回头粮，重新将原来的矿渣再次冶炼。

由于这种特殊的矿产开发方式，使得现场往往7*24小时不停歇，人停机不停。所有的挖掘机等工程机械，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恶劣环境。再好的质量，也经不起这般折腾。因此有工厂的维护和备件保障，就变得至关重要。

国内的经营性租赁公司宏信建发，采用为厂商提供“湿租”的方式：不仅仅提供机械设备的租赁，更是提供机手服务。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厂商用户解决了专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而工程机械厂商，则必须配备“补给团”，平行护航。

在加里曼丹岛，印尼90％的煤矿集中在这里。还有丰富的铝矾土矿，山东魏桥就在这里。加上大K岛和小K岛，足足有三万台的工程机械保有量。

这其中，工程机械的油改电也是巨大的商机。毕竟矿产商经历着最大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的压力，越来越严格的碳排放使得电动化机械业变得越来越抢手。

对于中国工程机械而言，大家基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产品的差异性，不足以拉开距离。只要有一家企业在这里建有工厂，那么其他家必须跟进。只有依靠工厂，才能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和备品备件维修效率。没有工厂，不可胜利。

民族工业政策的精致主义的胜利

印尼巧妙地利用了镍矿石，在十年时间构建了一条从镍铁到不锈钢，从电池材料到动力电池，再到汽车整车的完整供应链。在产业之外，印尼的岛屿也开始远离原始的石礁旷野的地貌。

印尼镍基产业兴起的同时，也给大K岛（青山IMIP工业园所在地）和小K岛（青山IWIP工业园所在地）带来了整个岛屿的沸腾，从机场、码头到公路设施，都是从天而降的繁荣。这种全价值链扩张，提供了一个工业化从头吃到尾的经典样板。

对于印尼而言，由“镍矿出口限令”而推动的全镍产业，在经历十年的发育期之后已经告一段落。镍矿相关的竞争硝烟在前几年已经落幕。不会再有冒失的投资者，会在镍矿进行投资，后续都是围绕镍的下游进行深度加工。

然而，印尼的钢铁产业，还是发展得远远不够。这是印尼经济的结构性缺失。现有的经济水平，还不支撑印尼大炼钢铁。

印尼立志成为制造中心，没有钢铁，是万万不可能的。印尼有三个钢厂，对于这么大国家，其实远远不够。因为这些钢厂规模都很小，在这里1000万吨产能的钢铁工厂，是不可想象的。大量的钢铁，依然要靠进口。这里的钢铁，是一个略有稀缺性、能够赚钱的市场。相比而言，国内将近10亿吨的粗钢市场，钢铁挣钱并不容易。

南京的南钢，在印尼这里只有焦炭工厂。在它成为中信泰富的子公司之后，要拿到国家授信的贷款建设钢厂，希望恐怕也是比较渺茫。

印尼想扩建钢铁产能，最大约束在于电力。没有火力发电厂的支持，印尼的钢铁厂难以前行半步。然而印尼政府无力建设新的电网，这要依赖企业自行解决。青山工业园区，都是自己建立发电厂，甚至修建码头和建设飞机场，都是常规事项。

对于产能扩张高度警惕的韩国、日本，都不愿意投资解决电厂的问题。而建立电厂的国家贷款途径，已经缩小。企业只能自筹资金，这是一个巨大的门槛。印尼一年煤炭产量是7亿吨，一半国内一半出口。印尼国内电厂主要在爪哇岛，而煤炭则主要在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缺乏基建投资的能力，不太可能像中国的西电东输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电力转移。

因此只能靠船运，将煤炭进行转移。印尼高质量的焦煤少，而主要是动力煤，也就是褐煤。热量大约3500卡的低卡煤，由于低硫而适合发电。但随着中国由于响应低碳减排的需要，已经不再安排火力发电的贷款项目。这其实也使得东南亚包括印尼在内的电力建设，处于某种迟滞的状态。没有中国的帮助，印尼很难摆脱电力不足的现状。

印尼褐煤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尼的石油化工项目上。印尼是一个资源富庶之国，不仅有镍矿、有煤炭、有棕榈油，其实也有大量的天然气和油田。然而这些油田的加工，则依然属于工业低开发阶段。

中国的石油化工产品，占比全球的45%左右。这背后也有着成熟的石油炼化技术。印尼跟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来开发下游的石油化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长久命题。而迫切需要回答的答卷，已经摆在桌子上。这一命题不禁让人想起墨西哥和美国的油气关系。

墨西哥是产油大国，然而它的汽油柴油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它在墨西哥湾开采的重油，都要运输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华盛顿去进行炼制。当德州出现暴风雨天气的时候，墨西哥电力系统就处于半瘫痪状态。这种依存关系，经年不变。而墨西哥的石油化工体系则常年孱弱。

印度的石油化工正处于苏醒期。尽管印尼本土有Cilacap这样的炼油厂，也有类似中石化的国有本土企业Pertamina石化公司，但它依然严重依赖跨国资本。它的油田开发，需要靠埃克森美孚的增产。

而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聚乙烯PP，中国在2024年向印尼出口了近20万吨，几乎翻了一倍。这些产品所制成的塑料，是汽车、家电等关键用品。既然印尼有着庞大的化工制品的消费市场，又有丰富的上游原料，印尼政府已经成功的“镍链”的模式，很容易跳上心头。

在这方面，印尼产业政策制定者，似乎过于精明。

印尼华青铝业，是华峰集团与青山控股的电解铝与氧化铝的合资公司。它位于苏拉威西岛莫罗瓦力青山工业园区IMIP，2025年已经开始商业运营。然而印尼政府的要求是，电解铝90％的产能必须出口，而不能留在印尼国内使用。这也是为了保护本地的电解铝产业。

印尼本地最大铝厂是Inalum，它同时拥有一座水电站。它是江苏中天在印尼的线缆公司的主力供应商。印尼政府似乎带着放大镜，在察看供应链的每一个细节。既要外来投资，又要保护既有的产业，印尼政府精细的产业政策，可谓是精明到家了。

印尼要打响的算盘有好多。如果钢铁和化工产业一旦完成基础配套的能力，印尼无与伦比的工业化雄心，将大上一个台阶。然而，要继续复制“印尼镍链”的模式，并不容易。在每个领域，都有着资金、技术不足，而需求又不稳定的局面。

然而中国企业，还是揣着大把的资金、成熟的供应链和无可遏制的渴望，各行各业蜂拥而至。这给印尼群岛，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启蒙，深耕广度可能远超日本

中国企业带来的并非只有工厂，一种思维和观念也在冲击着印尼的民众。

一家中国企业以“五大纪律九项注意”为歌名，建立了企业之歌。五大纪律，如“不要拿卡要”、“用心爱护好伙伴”；而九项注意则包括“尊敬文化和请教，认真真诚不霸道”和“努力比超，不刷阴谋”。可以说每一条，都是中资企业所经历过惨痛的教训。这是发自心中的敬畏，它让中企走向成熟，也在启迪这里本地民众的心智。

印尼天生就是商人出身，家家户户似乎都在做生意。然而工业企业的落地，将显著地改变这个传统。很多印尼农民以炸食为主，家家开着小店。在印尼，“一条”代表100万印尼盾，大概不到450元人民币。比如“一条二”就代表120万印尼盾，换算成人民币约为530元。在这些工厂来临之前，农民炸油丸，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两条。

卡拉旺园区代表着工业化的钢铁力量，正在将这里的农业习俗一扫而光。而现在，由于工业园区在这里遍地开花，这里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五条六（560万印尼盾），超过了雅加达的五条三。从雅加达出发的雅万高铁的第二站，正位于卡拉旺县。这座传统农业粮仓，正在显著地转型为新型工业小镇。这座高铁站的建筑结构，做成了粮仓一样的Y形状，正是纪念这个伟大的转折点时刻。

印尼货币

这再次证明，制造业是造就一个新中产阶级的最有效率的机器。福特汽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在100年后，这套机制在印尼等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再次算数。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在改变阶层命运上，有着过人之处。这不是服务产业所能做到的。同样人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在矿业园区的很多恶劣的项目，印尼工人60％一定加班，这些工人愿意为高出来的薪水而无怨工作。

这正是工业化思维的启蒙之光。中国企业正在将自己往日蜕变的经验，输送给印尼这样一个本来靠农业、靠一次资源的国家。后者正在奋力走在初级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经验，最为可靠而实用。如果美国作家看到这样的故事，他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光芒背后有国家信念在发热发光。

《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就是这样的先例。这本书描绘了美国三个工程师，如何将工业文化、质量思维体系带给了废墟上重建的日本。这些工程师无疑是伟大的，有着明显的传道授业的精神。但如果将日本二战后的工业大崛起，直接与清教徒的文化输出进行挂钩，则未免有点牵强。

然而，认知比事实更重要。这就是全球化叙事的意义。它凸显了美国工业文化的压倒性力量，从而直接支撑美国品牌在全球的传播。

中国企业大出海，工厂遍布全球，无疑提升了全球工业化的平均水平。印尼的员工在传诵这些歌曲的时候，一种工业化的修养也不自觉地流过人们的心田。这是中国制造对全球的一次新的贡献。它将如何建立起这种认知，还需要有心人的精心打磨。

反过来，我们如何认同这片岛屿这个国家，也对企业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是东南亚而是东盟视角

人们习惯于用地理位置含义明显的“东南亚”来称呼这些不同的国家。然而从中企大出海的角度，采用“东盟”这样包含经济含义的词语，更加有助于看待这块投资热土。

这一点从食品行业更容易看得真切。现在中国食品行业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多，无论是零售业态的霸王茶姬、蜜雪冰城，还是品牌制造商如达利、盼盼，都开始加速向印尼进军。而在印尼这样一个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国家，清真食品是刚性要求。

尽管清真认证HALA要求很高，但这是完全值得的。非穆斯林的消费者可以接受清真食品，而穆斯林绝对不会认同非清真食品。在印尼，中餐馆可以吃到猪肉。但猪肉干等制品，不允许在超市售卖。只有在华人超市，才可以买到猪肉罐头——这也是从中国进口而来的。

选择清真食品，在东南亚也具有广度渗透的含义。即使菲律宾穆斯林人数只有6%左右，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宗教代表。

菲律宾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贸易往来频繁‌。这些地区对清真产品的需求较大，拥有清真认证可以帮助菲律宾的产品更容易进入这些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

因此清真食品认证HALA很难获得，但它却是一张具有空间辐射力的王牌。在印尼的第一冰激凌品牌的艾雪，立志成为清真东南亚品牌，所有产品全部清真化。它在菲律宾的工厂也按照严格的清真认证，面向菲律宾市场。艾雪的产品也面向越南的市场，主要是从印尼泗水工厂运输过去。同时还可以覆盖坦桑尼亚、巴西和巴基斯坦的市场。

这给人一种启发，一个工厂需要轮辐效应，向四面八方进行连接。饮料公司如东鹏，也在寻找在印尼的工厂。尽管东鹏率先打开了越南的功能性饮料市场，但在印尼建厂，显然比越南等其他东盟国家有着更大的优势。

印尼便利店Indomaret和Alfamart

但是印尼的群岛地形对于零售商，其实并不友好。在印尼，Indomaret和Alfamart，差不多都在2.3万个门店左右，不相伯仲。这是印尼零售业的绝对主导者，合计占据印尼便利店市场90%以上的份额。这两个超市不仅是印尼最大的雇主（员工超14万人），而且通过密集的网点成为社区生活的核心节点，甚至承担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政府福利发放等）。

这种琐碎的“社区节点”，却给这两家零售商带来独一无二的优势。因为这适应了印尼非常不便利的群岛生活。而日本零售企业在这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虚弱。日本超市7/11一度进入这个市场，但还是在2017年退出印尼。全家超市FamilyMart只在一些旅游城市顽强地防守。日本罗森算是表现最好的，它与Indomaret以合资形式运营，在爪哇岛运营着500家门店，但是也难以更多地走到岛外。

在印尼，得物流者得天下。这些日本零售企业，都难以承担偏远地区的物流和运营成本。日本商社与零售，在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像在印尼，呈现了脆弱拉胯的一面。这是一种颇有寓意的警告，对于已经站稳脚跟的本土企业，正面进攻是难以奏效的。

印尼独一无二的地理特征，对跨国公司的扩张也是一种震慑。如同眼镜蛇的鲜明花纹与扩张头罩一样，这种地形提供了一种醒目的警告。新公司的进入，需要有一套严谨的沙盘推演，确认自己的业务不会受到这种人群一盘散沙特征的影响。

从地图看过去，星罗棋布的地形，本身就是对商业闯入者的一种视觉警告。

了解国家发展史，是实用的指南

在印尼只要有5个人愿意，就可以自己自行成立工会，这是法律的规定。中国台湾地区在卡拉旺的一家企业，曾经有两个工会代表，天天坐在总经理办公室索要福利，导致正常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

一些老练的中资企业，则采用了类似乒乓球旋转拍的方式，削减了这种工会的力量。在这里落地多年来自南通的中天科技，会选择优秀分子作为员工代表，每月主动开员工代表大会。这种双向交流会的方式，大大疏解了员工的不确定感。

从企业管理者而言，这是主动出击，来弱化工会的力量。工会本质而言，就是个体利益的放大器。核心在于个体的想法是否得到倾听，是否得到尊重。有事找公司，不要找工会。企业也有着明确的沟通处理流程，只要有提议或者不满，就必须要有反馈机制。老练的中国企业，已经养成了羚羊在草原上永远保持清醒的习惯。

如果能够更深入认识印尼的国民分布，那么中国企业还有更多的防御手段。

印尼从建国之初，就饱受它的多样性的困扰。在印尼西北部靠近新加坡的地方，居住着马来族。他们对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有着更强的认同感。而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则是很多黑人居住的地方。二者跨着三个时区，很难有共同的纽带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多样性，其实也是印尼这个国家的弱点。很多已经长时间扎根落地的老谋深算的中资企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一家来自江苏的企业，工人有60%是卡拉旺本地，但也有30%特意选择爪哇岛之外的外岛人。这种用工方式，是用心良苦的“掺沙子”。

印尼虽然有广泛的岛屿，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爪哇岛和外岛。外岛的精英阶层对爪哇岛的中央集权一向抱有警戒之心。即使是在建国已经76年后，岛民之间也依然存在着疏离感。油藏丰富的最西边的亚齐省和矿产丰富最东边的巴布省，则更是有着分离主义的倾向。

东帝汶在2002年从印尼独立出去，一直是这个群岛帝国挥之不去的阴云。这次独立给印尼政府带来了重创，而它接受的最大教训就是“去中央化”。接替苏哈托上任的总统，开始有意识地将权力下放到300多个县里去。

为了迎合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后的十年间到2012年，印尼各岛行政县的数量也扩大到500多个。这种如同漫天烟火四散开来的政治分权，表明群岛的统合依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殚精竭虑。而这些成功将岛升为县的地方政务系统，其实依然留在过去农业的时代，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时代。

采用多种不同省份的员工，对于管理者而言，就不会面对一个同心同力的强大对手。这种戒心，需要时刻保持。当地的村长会不时推荐村民，进入工厂。而村长的亲戚，可能就是未来骄横的起点。

一些中资企业则对此完全不接受，但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表达。这也意味着，在印尼的员工招聘，一定要有一套扎实的流程。中天科技，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心理测试，包括是否抗压的性格测试。这是从源头，就开始防范不必要的风险。而每一个岗位，都有仔细的规范。

小心行得万里船，员工的想法尤其值得从萌芽处捕捉。这些从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内心的情绪活动不亚于印尼群岛上随时迸发的火山。人力资源挑选员工，犹如野战军的先锋侦察，每个细节都需要机敏求真。

在小K岛的纬达贝工业园区，就有8个工会。这些工会之间，也会相互竞争。工会容易对员工产生煽动的情绪，而负责人在当地往往都不是善茬。这些可能放大的火苗，需要及时处理。

这种带有点“地头蛇”保护性质的组织，其实在印尼群岛是一种常见的形态。连同人们所诟病的腐败与低效的官僚组织一样，它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一种民风。

然而参加工会需要交付10万左右印尼盾，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交这笔费用。通过建立企业与员工的直接沟通，反而“架空”了工会组织。这意味着，工会并非就是最可怕的。只要尊重人性，即使语言不通，中企也可以轻松跨越文化鸿沟。

其实在印尼工厂，真正缺乏的是管理人才。管培生的培养，是最难的。中天科技的方法，就是直接从本科生中选拔。避免从社会招聘，杜绝一些不良习惯。如果一个企业有着系统的培训方式，就会倾向于从根部培养认同企业文化的大学生。

印尼大学一角 编辑自摄

中天科技要么到最好的三所大学（印尼大学、万隆理工、加查马达），要么就在最好的专业大学，如印尼Telkom电信大学和印尼PLN电力大学中招收管培生。中天科技每年都会精挑细选，从30个大学生面试者，找到四个管培生提前培养。这些管培生最后往往都能成功留在企业，成为管理骨干。

这并非孤例。格林美则在2024年投资3000万美元，联合印尼万隆理工大学、中国中南大学，建成“中印尼新能源材料与冶金技术联合研究实验室”。这里配置300余套设备，包括12个实验室与2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养的人才，不拘一格，可以到格林美工作，也可以到其他企业。

印尼政府完全无法完成的投入，正在依靠中国企业一一填平。这会在未来培养一股靠近中国的力量。日本企业一直在努力地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例如教育人才、邀请印尼行业权威到日本交流等，建立了一种坚韧的社会纽带。

这种纽带会让两个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加紧密。在某些场合，它也是一种风险的防范。

对冲风险：国际化的缠绕

随着中国矿业的势力越来越明显，企业也会感到风险。印尼拥有全球镍的矿产主导权，而中企则掌握了印尼绝大多数镍产能。随着全球各国对矿产资源的竞争在加剧，对冲风险比攫取超额利润要更为重要。

2023-2024年期间，印尼占据全球镍市场约65%份额。这一比例到2030年可能进一步提升至76%，印尼低成本镍几乎垄断了世界的镍市场。印尼约89%的镍出口流向中国。印尼当前镍产品主要为镍铁和镍中间品，镍铁基本来自中企青山和德龙，镍中间品来自华友、力勤、中伟和格林美等。

激烈的地球内壳的活动，会引发地表面的板块碰撞，在短时间内形成全新的高山。在地缘政治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挤压之下，印尼最大的镍矿园区青山纬达贝，成为过去十年里冉冉升起的镍产业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球核心基地。

从镍矿加工，到干法和湿法加工的镍工艺，一直到电池材料，纬达贝迎来了繁花似锦的国际化园林。这里就业人员有10万人，入园企业有40家。很多都是全球的跨国公司。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法国，包括印尼的企业，都在这里以不同的形态落下根来。企业的复杂股权的缠绕方式，也像当地独特的地理特征一样引人注目。

韩国钢铁大户浦项制铁在纬达贝工业园，投资4亿多美元建设镍精炼厂。这种高冰镍，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这使得浦项制铁与韩国动力电池厂家SK和LG，保持着同步扩张的态势。

高冰镍

澳大利亚镍矿公司NM从青山的一家镍铁子公司收购了70%的股权，并在工业园内建设四条回转窑电炉生产线。年产3.6万吨镍，可以直接服务于青山控股的不锈钢和新能源电池材料生产。纬达贝工业园的镍产能，成为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重要海外阵地，占据它在全球总产能的30%以上。而青山控股旗下的上海鼎信，则是这家澳大利亚矿产公司通向中国电动车的关键销售通道。事情的因果关系，变得九曲连环。

印度财阀金达莱JSW在这个园区有两个项目，都是跟青山进行合资。澜凯项目所生产的镍铁产品，本来是青山完全掌握的技术。但青山不必都纳为己有，而是将它与印度公司共享。双方的利益，立刻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一方面印度JSW可以在园区之内直接提供给青山的不锈钢工厂。两者在青山另外一个莫罗瓦利园区的荣耀金属工厂的不锈钢，也可以受益澜凯工厂的镍铁。另一方面，JSW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不锈钢厂，正好需要依赖澜凯项目的镍铁供应。这使得印度财阀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多元化。JSW金达莱澜凯的镍铁产品，将对印度塔塔钢铁的奥里萨邦的本土镍铁产能，形成冲击。而返销印度的不锈钢工厂，是印度、中国企业和印尼三方共有的诉求。

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门早已敞开。印尼对镍铁征收的出口税为零，印度在2024-2025财年预算中明确免除镍铁进口关税。世界供应链之间的连接，已经从地面上的可见部分，隐匿进入了地平面之下。全球供应链的攻防战，已经进入了精准计算的空间。

同样，法国埃赫曼集团Eramet则与青山控股在纬达贝工业园合资，专注于红土镍矿的湿法冶炼的混合氢氧化镍钴MHP。埃赫曼持有43%的股权，它有着积极的动力和广泛的渠道，来对接全球电池制造商的需求。

这是一种跨国公司的缠绕。澳大利亚和法国企业，都在用资本和技术，来换取青山控股的资源控制权。而青山控股则获得了西方国家背书的声誉和信用。这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倾向。青山控股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多元，从而有效分散风险。

全球价值链在这里呈现浓密的缠绕态，如同灌木丛林不可分割的植株。各种企业的股权结构也呈现了高度国际化的原则，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层层交织在一起。精巧复杂的公司股权治理，并非只是对冲资金风险的考量。在一个政策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国家里，不分国籍的全球化主义在这里形成了坚定的同盟。

有一种政商玄学，叫作“爪哇智慧”

在印尼的华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低调。这是源自历史的教训。

在印尼开国总统执政的最后阶段，反对党借助军方力量，发生了第一次排华事件。这场党派的纷争，也借机在清洗华人的势力。印尼华人无法像马来西亚华人那样，保持了独立的华文学校。华人学校被彻底冲掉，文化的根源被切断。而且华人则要求必须有印尼的名字。

中远海特的建立与印尼撤侨有着莫大关系

中国在1960年伸出援手，现在的中远海特的前身就是为了这次规模性撤侨而建立的船队。厦门市同安区东北部的竹坝农场，正是当年归国华侨的农场。而到了1998年，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时候，印尼再次发生针对性的排华事件。华人的财富成为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牺牲品。

两次冲击使得华人在印尼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成就完全不匹配。2024年印尼的富翁排行榜中，头五名全是华人。但在政治上，目前华人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完全无法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政治影响力相比。

这里面有军方力量的强烈作用。总统与军方的关系，是印尼最无法忽视的主题。从印尼反抗殖民地的独立建国、到苏哈托从苏加诺手里接过权杖标志着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切换，军方一直是印尼国家价值观的守护者。然而这种深厚的地位，似乎被年轻人忽略。当新总统呈现靠近军方的姿态，提高军人退休金的时候，印尼街头挤满了年轻人的罢工。

相比于历史的教训，现实的官商体制也让人难以提防。有一种政商玄学叫作“爪哇智慧”：先松后紧、关门算账。目前的爪哇智慧再次上演，印尼正在缩短查税周期，使得企业提前进入税款清缴阶段。而更换上任的税务和海关的新负责人，都有着踌躇满志在这两个“搞钱”的领域大展身手。

这些风险都像印尼群岛到处可见的活火山，随时可能有致命的熔浆喷薄而出。

最可怕的其实是同行

其实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同行的涌入，形成了一种拥挤的践踏。日本在印尼的经营，用心良苦。丰田和本田围绕着汽车行业，建立了一套铜墙铁壁的体系。无论是物流、金融，还是商社、钢材等原料，或者银行与信用体系，一应俱全。

日本将多样化的国家能力体系打包带入到印尼，日资制造商开包即用，只需关注市场竞争的本身。日本工业体系的套装性与完备性，令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日本汽车在这里的占有率，一度高达98%。欧洲、美国的汽车，都铩羽而归。

韩国围绕财团，也建立了自己的集团作战能力。现代汽车一马当先在2019将工厂设立在雅加达附近，这使得它在电动汽车的竞争，正在削弱上汽通用五菱的领先优势。韩系车和中系车一起，借助电动汽车的优势，撞击日系车的软肋。现代汽车也招来了LG动力电池，联合推进在印尼的市场。而浦项制铁、韩泰轮胎则在十年前早已落地，在当下与韩国汽车有着更加紧密地配合。

日本和韩国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了一个衣服刚好合身的工业秩序。而中国的快速涌入，则明显打破了这种平静。秩序的天平因为快速摆放的中国筹码而急剧失衡。

瑞士奇华顿Givaudan、瑞士芬美意Firmenich、美国国际香料香精IFF和法国曼氏Mane等全球顶尖的香精香料企业，都在这里深深扎根。一方面印尼是天然香料（如香茅、丁香）的重要产地，同时这里也有着巨大的食品饮料市场。因此国际香精公司在这里各显其能，芬美意通过收购香茅种植园降低成本，奇华顿正在兴建的新工厂就是为了贴近东南亚快速增长的食品饮料市场。IFF和曼氏的印尼工厂则不断扩大产能。

就和路雪而言，这些都是它在全球的合作伙伴。而上海爱普则很难进入供应商体系，因为在南非、在泰国，爱普尚没有建立工厂。联合利华也有同样的情况。它在全球各个工厂，往往只会考虑有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这就是“全球化对全球化”的一种阵势吧。

丹麦皇冠曲奇

实际上，印尼的食品企业非常呈现稳健的状态，如马尤拉、InduFood等企业，扩张的愿望并不强烈。国人非常熟悉的丹麦皇冠曲奇，正是印尼马尤拉所生产。饼干不贵，口感很好。马尤拉的饼干，都用到可可粉。尽管可可粉涨价，但马尤拉并不会采用稀释可可粉的用量来降低成本。可以说，企业硬扛着成本来渡过原材料涨价的难关。

这些企业往往都是产能风险厌恶型，对更换供应链也很谨慎。只有换新产品，才会有机会。这些企业很少会因为降低成本而更换供应商，这可能是全球化企业心中默念的准则。

印尼的基础产业差，精细化工少，香精更不是一个大的板块。很多原料如香料的香兰素、溶剂的丙二醇、辅助剂的凡士林油脂类定香等，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而来。然而马尼拉公司一开始进行询价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工厂。

如果没有本地工厂，仅靠贸易，那么就会有一系列麻烦难以克服。货物的船运，可能会因为档期而波动。而出现质量问题，追溯和处理将变得困难重重。

爱普似乎正迎来中国食品的加速进入。福建达利，福建盼盼食品，都已经落地。然而在欢呼新客户到来的时候，上海爱普香精在这里静悄悄发展的局面已经结束。追赶者的脚步，正在逼近。香港华宝就在上海爱普的旁边直接建立工厂，而深圳波顿也同样落下工厂。新一轮的竞争，正在中国同行之间开始展开。

印尼食品的口感和风味有独特要求，相对中国人的低脂和淡香，东南亚属于重口味：香气要浓、口感要重、甜度要高。国内的配方很难在这里直接应用。需要印尼本地的调香师，来做香精配方。

然而香精属于小专业，找到合格的研发人才，会非常难。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上海爱普也终于培养了自己的调香师，并且像宝贝一样送到上海总部做培养。然而随着不远处机器的轰鸣声，新的焦虑油然而生。最怕这些人哪一天突然不来了，他们可能就会出现隔壁的同行工厂。

这意味着令人揪心的现象正在呈现，“最大的破坏，可能是来自同行”。青岛海容冰柜，正在三宝垄建立工厂。而来自同一个城市的青岛澳柯玛，也打算再次做个邻居，把工厂也建立在这里。未来对工人的争抢，又将会兴起一个新的热潮。

“先行未必先达，后行先挖墙脚”。先行者摸着石头过河，后来者摸着先行者过河。一家工程机械厂培养的本地计划排产人员，刚刚合手好用，就被其他厂家双倍工资直接挖走。这样的技能人才，太抢手了。

日韩企业会相互抱团，一般不会挖墙脚。这一方面是由于日韩的财团体系，让上下游绑定得比较紧密。另一方面也是日韩企业的出海，是一个有序、有度的批次出海。这两点，都跟中国企业仓促的、大规模地出海，有着很大的差别。

而在中国领先的领域，相互践踏的现象同样会出现。电动汽车充电桩的中国国家标准，本来最有可能成为印尼的标准。然而，这些已经成型的标准，被扔在脚底下任由踩踏，人人追捧欧标而去。

先行一步在印尼建立工厂的上汽通用五菱，曾经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将中国电动汽车的标准，在印尼落地。实际上，五菱协助印尼政府，在中国国标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电动充电桩在内的印尼行业标准。

然而后续进来的国内电动汽车，无人响应。大家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就尽量迎合印尼电网的欧洲标准。没有一家企业，会为了未来的中国标准而舍弃当下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如果用国标的充电枪，需要格外再增加一个3000元人民币的转换器。私利破坏公器，在无人打理的公园里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在中国电动汽车长驱直入的时候，中国标准却错过了成为国际化标准的最佳窗口。这扇窗，正在永久性关闭。在中国电动汽车横扫东南亚的时候，远远落后的欧洲汽车，却被“拥戴”为东南亚的标准。这是一个没有顶层设计导致公共平台失效的窝囊案例。群体利益，被个体舍弃了。

即使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企业也很难找到合作的精神。在中印建交75周年的时候，中国车队巡游本来要在雅加达东部城市的三宝垄举行。这本来是宣传中国车企集体形象的最佳机会，而且只需要支付40万印尼盾。

然而既然赞助费一样，每个企业都想排在队伍的第一位。有些企业愿意出更多，可以排在第一。突然间，品牌在车队里的先后顺序，变成了关乎个体脸面的大事。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五个车队不欢而散。巡游活动取消。

如此小的事情都无法妥协，暴露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相互竞争的紧绷的心态。然而更大的系统性缺陷，也日渐显露出来。

中国品牌商大规模进军印尼，他们在各个阵营开始向盘踞在这里许久的跨国公司进行挑战。然而金融服务的高度缺乏，使得中国船队无法满帆前行。

2017年就开始建立工厂的上汽通用五菱，不得不建立消费金融公司申请多元金融的牌照。在印尼，汽车是奢侈品，有着昂贵的消费税。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配合，汽车要卖好是不太可能。然而，五菱金融公司的新难题，在于融资成本太高。当地银行的利率，都高得令人抓狂。

而日本品牌在印尼的征战，则完全没有这种负担。日系汽车在印尼长期能达到98%的市场占有率，除了日系完整甚至排他性的供应链之外，强大的日系金融服务功不可没。

同样，在这里排名第一的小松工程机械，也从日本的融资租赁公司获益巨大。例如在中国也非常有名气的日本ORIX融资租赁公司，在印尼就积极地为小松、神钢工程机械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日本ORIX融资租赁公司

日本银行在大力支持本国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享有盛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就是专门提供银行资金，为企业解决海外融资的问题。在印度，JBIC既跟印度国有银行对接，为小松提供设备的融资租赁；也下沉到印度邦的州立银行，为汽车零部件提供贷款服务。其手段的灵活性和业务的专业性，令任何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望尘莫及。

而看上去有同样功能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则受到众多的钳制。既有意愿的强烈程度，更有能力的约束。融资租赁业务是短板，很难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

即使是JBIC，也绝非单打独斗。它不过是在海外骁勇善战的日本银行的一支骑兵而已。日本还有国内银行的，可以与国外日本企业形成直接对接J2J（Japan Bank 2 Japan Enterprise）。这种广度，也是日本海外资本独具吸引力的地方。

日本制造商是全球制造的幸福之家，它受到日本银行的呵护是全方位的。日本三菱商事与银行，在这里布下重局。除了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CUF的落地之外，它通过收购印尼DANAMON上市银行拥有了广泛的业务，后者在印尼的汽车金融消费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还拥有上市公司Dipo Star finance，强化它在印尼的渗透。而三菱和成融资租赁MCHC则在融资租赁市场非常活跃，对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设备提供了广泛的融资。同样，日本瑞穗银行下的融资租赁公司Mizuho Leasing也表现强劲。

相比而言，中国制造商在海外只能是独臂将军。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硬拼产品，而金融服务的另一只臂膀则不知去向。

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都是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或者是跟印尼最大的国有银行曼底利银行Mandiri，或者是跟日本的金融公司。日本可供选择的融资公司太多了，比如在中国也有很深根基的日本融资租赁公司ORIX、三井住友融资租赁SMFL或者三菱和成融资租赁Mitsubishi HC Capital等。

这种融资成本十分昂贵，往往比国内高出四倍。而且日系金融公司往往对客户的评估比较严格，经常无法满足中国工程机械公司的需求。中国制造业，不得不自行想办法解决大多数客户的融资问题。

另外一家中国公司曾经跟中国一家银行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这个案例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它没有使用“内保外贷”的国内总公司担保的常见方式。这是最没有风险也最省事的方式，但很多总公司由于涉及国家太多而无法为每个子公司都提供这种担保。

然而这个案例突破意义，也就仅此而已。它依然需要海外子公司承租人的债务提供“回购担保”。这种具有强担保性质的本质，依然是子公司主体信用的类贷款。换言之，对印尼子公司来说，这依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或有负债。

这几乎失去了融资租赁的金融含义。在后来的业务展开过程中，中国公司还是放弃了跟中资银行的合作，依然通过当地的日本租赁公司。中资银行在海外不能用“保守”来形容，而是“极端保守”。在一片沸腾的市场，中资银行的业务活跃度几乎为零。

如果说中资企业出海的能力，大约是初中生的水平，那么银行在海外的能力几乎就是幼儿园的中班水平。很多金融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而缺乏意愿，则是决定性的。

很难想象，在印尼的融资租赁的金融公司，提供给中资企业的利率可以高达15%，而国内同行只能获得3%左右的利率。国内与国外的收益差距，大得像黄果树瀑布一样，有着触目惊心的落差。

印尼金融服务简直是在躺着挣中国企业的钱。中国制造业微薄的利润，被印尼金融业轻松吸走。为什么中国金融资本，不能出海去获取这部分利润？在这次实体经济大出海的洪流中，中国金融服务基本是旁观者。

其实这也并非当地银行的本意。然而银行总部过于强调风险，就几乎扼杀了所有可能的服务实体的业务。银行业务只剩下最为简单的结汇、为海外员工发工资、零风险小额贷款等。中资银行在海外的手脚完全被绑住了，绑绳来自总部，但系绳者早已不知去向。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金融服务。中国一家消费类金融初创公司Akulaku，是金融企业出海突出个例。它成功地将电商金融化，而且也是将小贷小牌照转银行大牌照的经典特例。而上汽通用五菱多元金融公司，也在2024年成功地获得了中国银行的授信放款。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中资银行在海外金融服务，打开一个珍贵的窗口。而五菱印尼多元金融公司，除了给上汽集团的车用车品牌融资，也开始为商用车提供服务。五菱金融开始与中国的红岩、柳工、陕汽、重汽等一起同行。每一个开始，都是令人兴奋的破冰之旅。

水面到处都在吐泡泡，那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2025年3月，国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远东宏信，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运输出去的宽体自卸货车，成为工程机械跨境融资租赁第一单。卖方是陕西的同力重工，而目的国就是印尼。

这样的突破，在印尼在整个海外，都还是太稀缺而倍显珍贵。中国海外企业承受着实体经营残酷和银行融资不利的双重困境。而东南亚的本土银行和中国之外的外资银行，坐享高利率之红利，正在兴高采烈地对中国制造进行第二次榨汁。对此，中国制造毫无还手之力。

从中企出海的全景来看，中国金融服务只有规模化在海外扩张，才能真正跟得上中国工厂和供应链出海扩张的速度。

阳台镜头与大水手的澎湃心理活动

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一个被隐藏的群体，正在越发露出粗线条的轮廓。没有大量的外派管理者和工程师，以“工厂和供应链的移动”为核心的大出海，是绝对无法完成移动的。

无论是山东歌尔在越南北宁省的高保真耳机工厂、富士康在印尼金奈的手机制造厂、河北立中以及中信戴卡在墨西哥蒙特雷的铝制轮毂工厂、还是柳州双飞在印尼芝卡朗的线缆工厂，都有依靠中国员工的共同属性。只有中国面孔才能真正玩得转车间里的那些机器。这是一个聚集能人巧匠的浩荡群体，他们可以称之为“大水手”。这些精益求精的专业主义者，驾驭着惊涛骇浪中东摇西晃的大船。

他们是中企出海的真正英雄。然而“大水手”的心理活动，是中企大出海的宏观叙事下最容易被忽略的关键一幕。

很多外派到印尼的中国工程师与技工，就像候鸟一样，一年往返中国两次。而管理者则可能是3到4次的机会。无论何种方式，他们都实际重演了人们过去几十年最为熟悉“春运返城潮”的年度大流动模式。

往日的候鸟潮是由缺乏学问的群体完成的。平时外出打工挣钱，节日群雁归家，也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景观。而现在那些有高能力大学问的人，也采用了同样的迁徙方式。只不过国内城市之间的流动，变成了不同国家的城市间流动。

如果有一组社会大舞台的“阳台镜头”是用来瞄准街道上的来往人群，那么镜头的主角正在从办公楼里鱼贯而出。劳务输出大县安徽阜阳临泉县前往深圳的蓝领工人，正在变成从上海到雅加达的国际白领。行色一样匆匆，表情一样凝重。

外派管理者和外出打工人这两个平行世界的人，其实有着同样的心情。家庭的亲情、父母的孝敬、孩子的教育，都被甩在身后。这些丰富而脆弱的心理活动，需要小心地埋藏起来。只有玩命工作，才能压制住“容易上头”的思念。莫要提及，不能触碰。

中国企业大出海，需要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的出海，而不是当下“以个人为单位”的外派。有企业不愿意过多支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地没有中文国际学校。这意味着大水手的孩子无法得到像样的中学教育。

这些能干的积极有为者，基本都有孩子处在中学六年的这个关键教育空间里。那些日语、英语、韩语国际学校的教育，往往不跟中国高考接轨，因此基本将中国学生排除在外。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外派者只能牺牲家庭而一人独自出海，留下家人陪孩子在国内读书。剩下的故事，就只有分离的思念。

印尼日本学校

在海外工作的父亲，会将孩子的学习成绩一遍一遍爱不释手地阅读。关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字，都恨不得大声朗读一遍。至于那些没有父爱关注的孩子们的想法，则是无从知晓。他们只能沉闷地通过图画和文字，潦草地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怀念。

留守中学生现象，也是在牺牲孩子成长的福祉。这对社会也会形成很大的隐形伤害。随着中企大规模的出海，大面积的家庭分离也会越来越密集。一个巨大的社会裂痕，正在眼前逐渐变大而不可无视。

日本的国际学校，则自成体系。外派者总是带着家人带着小孩，“以家庭为单位”出海是常态。在日本企业密集的印尼工业重镇芝卡朗地区，日文国际学校早已运营有序。实际上这里已经有3所日语学校。

这里的学校跟日本的大学高考，是完全接轨的。在中高考季节，这些中学生就会返回日本参加考试。一切都是十分自然。至于周边的日本公寓和日餐料理，往往也是日本人开发。本地餐馆之外，其他国家的餐厅中日餐占比能达到70％。

这就是国家级的出海能力。企业做什么，国家做什么，日本留下了一个运转有序的样本机器，值得我们借鉴。

困惑大水手的不仅仅只有家庭，职业发展轨迹也容易捉摸不定。很多人发现自己出海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一家上海精细化工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国内一直负责大客户蒙牛。而当蒙牛开始在印尼建立工厂的时候，由于比较熟悉客户，这位大客户经理首当其冲地被外派到印尼。当时的约定是一年就回来。

然而随着蒙牛产能的扩张，后续的任务则越来越重。这位负责人只能像再拧紧一圈的螺丝，跟客户紧密绑定在一起。一年又一年，螺丝只能越拧越紧，绝无后退的道理了。昔日的承诺，已经不能当真了。

更难堪的命题是，回到国内又当如何？日益精炼的国内组织，其实已经没有合适的岗位留给海外漂泊的人。这些管理者已经随着海外特殊环境而进化，而应对国内事务的能力却在退化。一进一退之间，他们也被甩出了国内星球的既有轨道。

很多外派管理者，在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多人在失落之中，往往就只能离职了。或许半年一年之后，他们重新背起行囊，再次出现在曾经奋斗过的爪哇岛、三宝垄市和苏拉威西群岛。

“阳台镜头”捕捉到大水手们的背影，那些人往往不再转过头来。在茫茫的人群中，他们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走散。身后的路径，被浪花带走了。或许很久以后，中国企业会明白大水手的金贵。

当海外收入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没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其实是难以胜任国内的岗位。只有在海外闯荡江湖且成绩显著的管理者，才有资格担任企业的高管。

在企业海外拓展过程中，优秀的企业总部会对大水手“深注信心”，绝对的信任，才能形成强大的海外作战能力。一个海外工厂的总经理，就岗位功能而言，可能是一个顶十个。

三一重工在印尼的工厂负责人，需要成为知晓合规、财务、法律的大致边界。他需要熟练掌握印尼劳动法和用工规则，才能为本地公司制定一份滴水不漏的合同。位于卡拉旺的中天印尼总经理，并非只负责日常运营。他需要成为一名“社交达人”。他需要跟制定政策的部长、大权在手的县长，以及小权能要命的村长之间往复周旋。在印尼重要节日宰牲节，公司还会按照当地习俗，及时送上牛羊给村庄。社交达人，需要通晓社区公民的必修课。

外派管理者也在成熟，他们逐渐会意识到“向上管理”的重要性。其中日本的“菠菜法则”值得咏念。日语中“报告、联络和商谈”这三个字的组合，跟菠菜的发音，正好是一致的。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对于加强企业共识至关重要。总部行政中枢并不了解海外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本身就是文化鸿沟的关键组成。

在印尼的精英圈里，日本商圈利用高尔夫进行社交的现象非常明显。雅加达附近的勿加泗的Lippo cikarang商圈，逐渐有了众多的中国居住员工的身影。由于众多日资企业在附近经营多年，这里其实早已充满了浓厚的东瀛气息。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几乎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天下。打高尔夫，是混圈子的最好方法。

然而，这些意外带着“奢侈标签”的社交活动，在很多中资公司的总部被直接“掐掉”。日本企业畅行无阻的大路，往往被中企总部视为死胡同。有的企业，即使员工自己出钱跟客户打高尔夫，都是被禁止的。观念的鸿沟，令人叹为观止。

实际上，一个在海外的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够融入精英圈子。这对于工厂的保护、对于整个中国企业的团体形象，都是极大的促进。能够无缝地融入本地的高阶精英阶层，这是对当地管理者的最高荣誉。即使中美贸易战如此激烈，万向集团已故的创始人，依然2022年在底特律被美国汽车协会授予“汽车名人堂”。

“汽车名人堂”颁发终身成就奖给万向集团已故的创始人鲁冠球

这是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其他同时入选的有保时捷的创始人，和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的开创者。不能在精英圈子中站稳脚跟，中国企业的出海总是让人觉得根基不稳。这需要一批大水手们，在当地精心经营每一次社交活动。

巨大的观念裂缝，需要缝合。成熟的大水手会意识到从“总部管理”到“管理总部”，恰到好处的日常沟通就是关键一环。

时间在改变企业的风格，中国企业正在建立一种开放的国际化胸怀。一个明显变化的是企业的心态。在关税战之下，企业越是出海，胆子越大；越在国内，胆子越小。在海外的企业，更容易扩增厂房，在新的国家建立工厂。对出海任何一个地方做调研，拎包就走。而在国内还没有出海的企业，患得患失的因素，非常多。

这种变化，其实是由中企出海的人员所造成的。在海外生活几年之后的中国管理者或者工程师，会非常习惯在全球出差。如果需要从印尼去巴西，即使不会葡萄牙语，也会立刻乘坐飞机前往。

对于大水手而言，语言很少是真正的障碍。只要业务有需要，抬脚就可以走。中企员工在海外的经历，正在强烈地改变人的认知。四处移动，不再简单被看成“流浪的生活”。正是在这个与当地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正在变得更加开放和自信。这也是大出海对中企的一个长期性意义。

小记：印尼，中企全球化的沃土试验田

从前任到现在的总统，印尼政府一直在努力驾驭工业化大龙。东盟的每个国家都渴望本土制造，但印尼和越南无疑是最有工业化雄心的领先者。越南靠着与中国近邻的供应链管道优势，而印尼则巧妙地利用了矿产资源。而下一步，繁荣的焦点就是制造业。

印尼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GDP的增长，迟迟没有启动。人们在印尼的投资很容易被人口红利所迷惑。实际上印尼消费只贡献了GDP的29%，而投资则占据了52%。然而中国工厂的涌入，正在转换当地的阶层，农民和小商贩正在规模化转为工人。这意味着，印尼的消费繁荣和财富增长，都高度依赖制造业的发展。

而印尼工业化速度，开关其实在中国手里。或许一家一家工厂并不晓得这一点，但印尼的发展高度依赖中国整体供应链的蔓延。这块容易被分离主义情绪打动的群岛之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推动国民身份的统一性。

商业曾经是最好的纽带，而制造业现在变成首选。中国工厂就是争抢的焦点。然而，开关的闸门放多大，或许还需要一盘整体账本。企业家雄心的洪流以“中国速度”，还是“世界平均速度”，有待于集体作答。

美国的世纪关税已经半落帷幕，全球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关税瀑布”。中国处于最高限，而东盟则在中间地带。他们在谈判过程做出了妥协，“原产地证”的收紧将是关键举措。围绕着中国在东南亚的组装产品，将有着更为严厉的制约。

中国电池芯片在印尼上半年的惊艳表现，只是“关税瀑布”即将落下的最后一抹余光。在印尼巴淡岛有电池片工厂却未必有产能的浙江横店东磁，或许是最后一批的政策时间差的受益者。

那些在印尼扎根许久的管理者们，其实早清楚一件事情，“慢比快好”。那些充满浓郁奇香的“爪哇智慧”，逐渐被睿智的中国管理者所通晓。“让我先活下来，其他的让我慢慢想办法”。而沸腾的印尼群岛，也是中国制造能力在全球开闸放水，掌握水流调节技能的最佳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