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印学者：为什么中印结盟对抗西方才能挽救印度？（上）
南亚研究通讯官方账号编者按
10月23日，中印领导人时隔五年再次举行正式面对面会晤。而此前，中印双方刚宣布就边境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对媒体表示，这“为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恢复到2020年前的水平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印将来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关系缓和的背后，如何理解印度近年来对华策略的转变？中印友好合作存在哪些利益共识？印度学者Ganesh Prasad认为，过去，印度站错了队。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反思了过去印度被西方一再利用导致其文明衰落的历史，还提出一种值得深思的新策略：与中国结盟共同应对西方。
本文既富含强大反思精神，同时兼有深邃战略思考，为印度的前途命运开出了极富说服力的药方。为什么印度野心满满，却一事无成？为什么印度倍受挫折，却毫无长进？为什么印度吹嘘历史，却视野狭窄？作者指出，这是因为印度对自身文明身份极端无知，导致其醉心于对内制造纷争、对外联美遏华，并因此错过文明伟大复兴的机遇。作者指出，印度只有对内强调统一的文明身份，对外联系中华文明一致反对破坏性的西方文明，才能真正走上文明复兴、国家兴旺的坦途。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强调，中国不仅是印度文明复兴的最佳伙伴，也是印度国家富强难得的师父，因此印度应该韬光养晦，“摸着中国过河”。某种程度上说，比起那些狭隘、自负、自诩强硬的印度学者，本文作者目光宏远、策略周密、刚柔并济，提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观点。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文章较长，但逻辑清晰、环环相扣、论述犀利，值得详细阅读。本篇为全文的上半部分（第一至三章），南亚研究通讯小组特此整理编译全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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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钱包被偷，你会立即发现并感到愤怒，但如果百万财富被悄悄转移，而你却不知道这是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即使损失要大得多，但你仍会傻傻满足于当下，不知道你本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西方告诉印度“中国是偷包贼”，却不说自己才是转移遗产的大盗，而可悲的印度到现在都没识破西方诡计。
章节总目录
一、困扰印度的究竟是什么
二、解决印度文明叙事问题的工具包
三、文明视角下的印度历史
四、印度应该睁眼重新看世界
五、前进的方向
六、总结和呼吁
大多数印度人，即使是那些自认为精通时事的人，大多都对印度文明史一无所知，连分析人士、评论员和政策制定者也不例外。这种无知将严重影响印度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本文将揭示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揭示复建印度文明叙事过程中遭遇的阻碍，还将揭示这种文明叙事究竟能提供什么启示。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印度外交政策乃至印度文明未来都至关重要。
一、困扰印度的究竟是什么？
（一）印度正在荒野中毫无方向的漫游
从外部观察印度的人，往往难以理解这个国家当前所处的方位和未来前进的方向——他们在印度身上既找不到一个自信国家应有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也看不到不断上升的国家财富和综合国力。
印度潜能尚未开发，经济发展仍受束缚，人口红利有待发掘，社会仍因为贫困和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大多数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上糟糕透顶，与邻国争端长期悬而未决，而老盟友疏离远去，但新盟友又难以取悦，周边和全球影响力又遭遇系列挫折。
这些不利因素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这艘航船在地缘战略的大海不断颠簸，似乎永远无法成为社会进步和谐、经济繁荣发展、外交影响深远的世界强国和国际楷模。
我认为，印度不断让人失望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人不了解历史。印度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文明，然而今天的印度人却无法用宏观文明叙事来指引方向。文明叙事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历史观，即把事件置于自洽的时空背景内，并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印度人似乎只了解两种历史。
一种是学校教科书中的历史。这种历史提供了相对中立的事件编年史和人物传记，但未提供宏观背景以解释这些事件如何塑造印度人，以及这对印度未来意味着什么。这种历史提供了一系列事实，确实具有学术性，但却难以指导实践，不禁让人疑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另一种是对历史的简单化模式化解释的意识形态叙事，例如共产主义学说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等。这种叙事往往采取单一视角——例如，阶级斗争或宗教身份之争——而忽略其他叙事角度，其唯一目的在于实现特定政治目标。实际上，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鼓励思想极化以推动社会动员。这种叙事当然具有号召力，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反噬性。在追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人为制造的敌人和内部分裂会撕裂社会。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叙事与有助社会团结、社会赋能的文明叙事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前印度亟需的文明叙事应以事实为基础，广泛包容多学科的知识事实，如地理、遗传学、社会经济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等，致力于全方位展现多种因素如何影响印度人的发展演变，构建他们的价值观，赋予他们独特优势和力量，并解释历史带来的各种机会和限制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命运。
凭借对文明叙事的共同理解，印度领导人和广大民众将知道如何解读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印度要做些什么才能增进自身利益。然而，可悲的是，世界上还有六分之一的人仍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一个社会实验就能说明为什么印度缺乏文明叙事
任何人都能开展和验证这个实验。
➤第一步：随便找一个自称精通时事的印度人，问他们“当今哪个或哪些国家对印度威胁最大？”答案要么是中国，要么是巴基斯坦，或者两国结合。
➤第二步：问他们，“谁应该对印度文明的衰落负责？”他们的答案一般是穆斯林入侵者，其次就是英印殖民帝国，而影响较弱的第三大原因则是西方化/全球化等当前趋势。
➤第三步：问他们，“西方是印度的朋友还是敌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西方，但由于中国是印度和西方的共同威胁，他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结盟不可避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以概括这种观点。
➤第四步：问他们，“怎么看外部势力对印度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他们可能会举出历史上贾伊金德（Jaichand）和米尔·贾法尔（Mir Jafar）的例子，但如果把各种阴谋论排除在外，他们却很难举出哪怕一个涉及当代印度的例子。
这种典型答案暴露出印度人对文明历史一无所知。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这一点，但现在我们看看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古老文明，在历史上共存千年。在1962年战争前的这数千年中，这两个文明间是否曾发生任何过一场有历史记录的冲突？而1962年冲突又是因何而起？不是历史仇恨，也不是根本利益的冲突，更不是资源竞争，而只是划定边界的分歧。当前仍然具有争议的这块土地并不肥沃，既不适居，也没有特别丰富的资源，只是荒凉的山区。此外，争议领土面积在两国土地总面积只占微不足道的部分。
不言而喻的是，从历史和地理的宏大视角看，两个富有古老智慧的文明古国不应让一场近期关于一小块干旱土地的争端连累双边关系。然而，今天大多数印度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印度满怀敌意。仅仅由于这场关于几千平方公里荒芜地带的争端，中印两国几千年和平共处的传统，突然被难以消弭的猜疑和敌意所取代。
这种情况是不是让人感到非常荒谬？这就像两个60多岁的表兄弟，平常关系友好但并不亲密，却因为一支铅笔而产生的小误会，在短短一周内就突然疏远对方，并还确信彼此都不值得交往，且人品堪忧！
关于中国的案例其实只是印度人缺乏文明视角解读历史的众多例子之一。这也正是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情况最后落得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文明叙事将如何帮助印度避免走向希腊式悲剧？印度人对上面这些问题还能给出什么其他答案。
二、解决印度文明叙事问题的工具包
在提供这其他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先退一步探索“身份”这个关键概念，任何文明叙事都以此为核心。
（一）为什么身份概念非常重要？
广义上讲，“身份”的意思是具体情景中人对自身的定位。身份很重要，因为它事关我们每个人对自身叙事和看法，解释了我们置身何处、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处于相同情境的两个人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当下处境，这又揭示他们不同的身份定位。例如，两个人透过监狱的铁栏向外张望；一个看见的是脚下泥，而另一个是天上星。
与此相似，文明叙事赋予整个社会存在意义，并指导其人民和领导人的行动，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构成文明叙事的个体身份及其之下的构成成分。人作为个体常常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例如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性取向、国籍等。这些身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为集中解决本文的问题，我们仅讨论几个相关方面。民族国家不断更替，因此国民身份也不断变动。例如，一位达卡居民1947年以前可能认为自己是印度人，而在1947年至1971年间又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人，但此后又认为自己是孟加拉国人。
国民身份也因所处环境而变化。印度人可能会认为自己与巴基斯坦人势不两立，但同一个印度人如果生活在西方却可能对巴基斯坦人产生亲近感，如果他们是满屋西方人中唯二的南亚人。这个例子表明，在决定自己是谁的问题上，文化身份可能比国民身份具有更深远和微妙的影响力。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共享的文化身份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多元复杂背景下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
文化身份也比国民身份更持久，正如我们在达卡人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即使国民身份历经变化，他们作为孟加拉人甚至穆斯林的身份仍旧不变。其中，语言和宗教文化身份更是强大且根深蒂固。植根于基因的身份也是如此，例如种族和民族身份，因为外貌强烈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
（二）文明身份认同的力量
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文化身份形式是所谓的“文明身份”。文明身份涵盖但不限于基因、地理起源、语言和宗教。此外，文明身份与悠久的历史联系紧密，自然讲述了一个民族是谁、来自哪里、价值观如何形成、如何看待本民族的全球处境，以及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故事。
为了避免与现代印度民族国家混淆，我将使用“泛印度文明的”（Indic）而不是“印度的”（Indian）来指代这个文明。这种南亚、东南亚十几个其他民族国家共享印度文明根源，他们都是泛印度文明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我们务必弄清楚印度民族国家、泛印度文明、印度教之间的概念区别。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操作，还是单纯出于无知，将以上三者混为一谈，都可能阻碍文明叙事的发展。
文明身份极其强大，如果使用得当，可以赋予人民和民族国家存在的意义，进而影响观念和行动，并决定人与人、国与国间的亲疏关系。文明身份赋予每个国民平等的归属感，而不是由众多的宗派身份而产生的排斥感或疏离感。这种亲近感也可以超越国界，催生强大的国际联盟和集团。
让我们从文明的角度重新探索印度历史。
三、文明视角下的印度历史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身份涵盖多个方面，这一点可以置于印度背景下逐一探讨。
（一）地理因素
从根本上讲，地理因素主导了泛印度文明的形成。北部和西北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及其延伸到东部多山地带的若开森林，将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其他部分区隔。印度洋是将印度次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的另一个地理边界。这些边界为印度次大陆的独特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文明并不是完全孤立，因为常有其他民族（主要来自西北）跨越次大陆“不可逾越的”地理边界并影响了次大陆的历史进程。此外，来自次大陆的征服者和商人也不断外拓冒险，将泛印度文明传播到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亚。
（二）人口因素
尽管泛印度文明由于地理原因注定独特且与世隔绝，但这一文明的体量却极为可观。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和其他河流系统能够为规模庞大的人口提供充足资源。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之一出现于南亚次大陆。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了解为什么泛印度文明的人口规模一直是其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为什么它对塑造印度命运将发挥关键作用。
（三）基因遗传
近几十年来，印度历史在基因遗传方面陷入许多毫无必要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基因研究已最终确定，有三批基因不同的族群相继迁入南亚次大陆，并共同构成印度目前的基因谱，但现在印度教右翼却从意识形态角度抵制这一结论。
从基因上和文化上而言，三大人群都对泛印度文明做出贡献：
• 南亚狩猎采集者，至少在50,000年前从非洲抵达南亚次大陆
• 伊朗农业耕种者，公元前10,000至公元前4,000年间抵达南亚次大陆
• 草原牧民（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抵达南亚次大陆
虽然实际情况不像“雅利安人征服达罗毗荼人”那么简单，但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准确。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间，伊朗农业耕种者与南亚的土著狩猎采集者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原始南印度人”（ASI），也就是所谓“达罗毗荼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被称为“雅利安人”的草原牧民与ASI人多次融合后形成了 “原始北印度人”（ANI）。在接下来的岁月里，ANI和ASI人进一步融合，这一过程形成的印度人基因图谱延续至今。
所有现代印度人都有ANI和ASI基因混合，但安达曼群岛居民是个例外，他们属于“古代原始南印度人”（AASI）。因此，“所有印度人遗传特征都颇为相似”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相反的说法也同样成立。北印度人的ANI基因比ASI多，南印度人的ASI基因多于ANI，因此南北印度人间存在基因差异。虽然只是程度差异，但就种姓而言，所谓“上层种姓”的ANI往往比ASI更多，反之亦然。
遗传学研究还证实，以禁止不同基因群体间通婚的“严格的内婚制”大约始于1900年前，而这是延续至今的种姓制度的基础。
如今这些都有科学证据做支撑。
尽管如此，雅利安人对泛印度文明的文化影响远高于他们的基因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对这些科学发现发起意识形态抵制，因为他们相信“吠陀文化”起源于印度。然而，雅利安人（即草原牧民）作为外来者来到印度，并带来原始梵语、文化和仪式的说法，却破坏了印度教文化土生土长并与其他宗教团体相比更具本土合法性的“人设”。
要理解印度的文明历程，需要摒弃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伪科学，因为他们无视科学证据，坚持泛印度文明等价于印度教文明的说法。因此，为印度构建文明叙事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摒弃没有科学事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叙述。基因遗传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度人必须学会接受事实并继续前进。
（四）文化
草原牧民（“雅利安人”）带来的文化构成了印度教社会的基础，这是泛印度文明社会的最早形式。原有的“达罗毗荼”文化与雅利安人融合，形成了印度众神（例如，湿婆很可能是达罗毗荼神）和各种文化习俗。这又为所谓“吠陀”文化奠定基础，并成为泛印度文明的主导文化。而其他较小民族仅对泛印度文明产生较为边缘影响。例如，希腊人（称为“耶槃那”）以及各种喜马拉雅部族（释迦人、匈奴人和贵霜人）都融入了泛印度文明。希腊对泛印度文化的影响体现在佛教中的犍陀罗艺术流派，而佛陀本身是释迦王子，随后在佛教与吠陀印度教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也形成了引人入胜的支线故事。
古代泛印度文明时期（即从大约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700年左右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教）主要涉及三次基因和文化融合（以及一些次要融合），以及建立独特的泛印度文明社会。
涵盖一系列文化信仰和习俗的印度教是泛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如我们所见，它其实并非土生土长。文明是一个大熔炉，融合本土元素和外来元素，形成层次丰富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泛印度文明”与“印度教文明”不同，为什么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一种意识形态操弄。从定义上讲，我们所指涉的文明一直是“泛印度文明”，只是从某一特定时期开始的特定混合文化才能被称为所谓“印度教文明”。对某些意识形态群体而言，为“印度教文明”披上古老历史的外衣能够实现重要的现实政治野心，但不管印度教身份多么重要，但其只是泛印度文明身份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与大多数主流叙述相反的观点，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然而，这种思维转变却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可以修复当代印度社会裂痕并加强凝聚力，还因为它具有超越印度国界，甚至超越次大陆范围的重大意义。很快，印度就需要利用泛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拓展在非印度教国家的影响力，并以此抵制其它文明的霸权地位。稍后详细介绍。
现在我们将视角扩展至地理边界之外。
（五）其他“重要他者”
喜马拉雅山脉是泛印度文明北部边界，将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隔开。青藏高原是除极地地区外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库，为向南流动的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等泛印度文明至关重要的河流系统提供水源。喜马拉雅山脉也孕育了向北的河流，这为另一个文明提供发展条件。这个文明恰好也在地理处于孤立地位——它西边是广阔的沙漠，北边是贫瘠的冰冻荒地，东边是海洋。这就是独立发展而来的中华文明。
因此，从地理角度来看，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及其冰川水系能够同时培育，并分隔两个独特的文明——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因此，这两个文明的历史大致相同，从远古时代都维持了庞大人口，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与泛印度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受到地理、人口、基因、文化等因素影响。它在地理也并非完全孤立，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入侵和统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也试图将外部影响融入自身丰富的文化中，而且外族统治者引入的创新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已存在3000多年，甚至是4000年。两者地理位置相近，但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隔开。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的几千年里，两者之间接触稀少，更没有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冲突。菩提达摩可能曾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中国传播佛教。法显和玄奘可能从中国来到印度，记录下他们那个时代的印度。一些茶叶和香料贸易可能也通过陆地和海洋零星进行。然而，除了这些有限的互动外，东方两大文明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大规模接触。他们可能不是朋友，但绝对不是敌人，更没有威胁彼此的生存。
然而，重要的是，在除去最近三个世纪的长历史时期内，中印两大文明共同贡献了超50%的世界GDP和约50%的全球贸易，各自做了一半左右的贡献。几千年来，由于大河形成的肥沃冲积平原，这两个文明孕育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催生出的繁荣社会又反过来促进文学、哲学、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进步，是它们成为全球最重要文明的标志。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规模、独特性、财富繁荣、文化丰富某种意义上都是由各自地理因素所决定。然而，两者的命运却两三个世纪以来却发生重大逆转。
（六）文明命运的转折点
印度是如何衰落的？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指出，始于公元700年左右的穆斯林入侵浪潮摧毁了泛印度文明的原始特征，开启其衰落之路，而随后到来的欧洲殖民者则加速这一衰落进程。
然而，如果我们不用宗教文化视角，而是从文明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问题时，结论就会截然不同。历史上，印度曾遭受三个穆斯林统治者的入侵——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撒马尔罕的帖木儿、波斯的纳第尔·沙阿。他们都大肆掠夺次大陆的财富并将其运往回国。毫无疑问，这些穆斯林入侵者的所作所为确实破坏了印度文明。
然而，印度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掠夺印度的财富并将其运走。相反，在他们的统治下，次大陆的财富和权力大幅暴涨。这些穆斯林统治者选择留在印度并建立本土政权，其实已归化为印度人。1583年的阿克巴统治下的帝国远比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英格兰富裕和强大。而阿拉乌德丁·卡吉尔（Alauddin Khilji）击退蒙古大军进攻，使次大陆避免了被征服和艰难复苏的命运。次大陆的大多数穆斯林统治者不非入侵者和掠夺者，而是捍卫者和建设者——文明接纳吸收了他们，他们因此对它效忠而不是对它破坏。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印度穆斯林统治者都是仁慈和明智的，有些人残忍暴虐，往往在宗教上缺乏宽容。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统治者都在泛印度文明的地理边界内推进了的国家利益——印度与伊斯兰教接触并没有削弱其自身实力，反而在几个世纪中，成功将伊斯兰教元素吸收和融合到自身文化中，并作为一个复合文明继续发展和进步。
重要的是，虽然印度教徒将伊斯兰教的影响视为对主流印度教文化的“污染”，但伊斯兰文化却没有削弱泛印度文明，反而大大增进了泛印度文明的实力。
从经济财富到军事力量，从行政结构到运输和通讯，从农业到哲学，从美食到艺术都可以找出诸多例子。文化融合比“纯种”社会带来更多财富和成功，而印度作为一个融合社会也不例外。雅利安人、希腊人、释迦人、贵霜人、匈奴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都已融入泛印度文明，而次大陆的伊斯兰教只是泛印度文明遭遇的新元素而已。
除了偶尔的入侵，泛印度文明实际上通过与伊斯兰文化融合而发展至更高层级。事实证明，就财富、权力、活力而言，伊斯兰教并未中断泛印度文明持续前进的步伐。这个例子其实是文明叙事与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分野——文明通过吸收外来影响而发展自身，因此是动态，并持续演进的；而意识形态专注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纯洁观，倾向于杜撰历史，拒绝接受文化的流变。
最终结果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穆斯林统治，印度1700年仍贡献全球GDP的24%。因此，最终导致印度文明没落的不是穆斯林，那会是谁？
（七）谁是真凶
答案显而易见。有且只有一个国家将印度从一个古老、富裕、自豪且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的国家变成一个可怜的“第三世界”国家。须知的，印度1947年独立时仅占世界GDP的3%，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
那就是英国。
尽管泛印度文明在其存在的数千年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雅利安人入侵到伊斯兰教出现，但英国殖民统治在其历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的节点。它中断了泛印度文明的持续演进。现在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难以理解这段文明史。
印度人需要从他们的文明史中理解的关键正是这一点。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保持平等关系是，既不敌对也不过度友好。在中国眼中，印度不是一个朝贡国，而是一个平等的文明国家。
泛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包括波斯、突厥、蒙古、阿拉伯文化——之间关系的特点是适应和融合，两者相互交往催生出“次大陆伊斯兰教”文化，它既是印度的，也是伊斯兰的。印度没有成为穆斯林国家，因其绝大多数人口仍是印度教徒，但伊斯兰文化却融入了次大陆的泛印度文明。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与次大陆有着深厚的联系，苏菲派也影响了大多数南亚穆斯林追随的伊斯兰教巴雷尔维派。有趣的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或其他人）说乌尔都语，这种语言为次大陆所独有。同样，莫卧儿建筑和美食也是次大陆独有的。因此，这两种文明在同等程度上相互影响，并产生丰富而独特的复合文化，并增加了泛印度文明的层次。
与先前平等文明间的互动相比，泛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始于英国人的到来，之后泛印度文明的地位就开始迅速下降，而西方文明成功占据主导并显示出强烈的剥削性。英国人掠夺了他们想从印度获取的任何东西，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文化、美食、词汇等适合他们的元素。英国也因此受到印度影响，但这不是平等的互动。
平心而论，由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泛印度文明在许多方面的确取得进步，例如改善妇女（尤其是寡妇）地位、认识种姓歧视的危害、推广个人权利意识——这些可以说都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另外，建立印度宪制和法理所定义的现代印度民族国家、普及英语以及形成总体上的“现代”思维方式，都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
然而，英国殖民以及东西方间的权力不平衡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不幸的副作用，使生活在泛印度文明中的人们产生深深的文化不安全感。直到今天，印度人（和其他南亚次大陆人）对西方文明仍显出一种自卑感和优越感交织的情结，其中的缺失感与沙文主义交替出现。
印度教民族主义混合了文化不安全感、历史积怨、替罪羊理论、夸大过去成就、企盼快速获得成功，这种思潮大行其道体现印度人有多渴望得到接受和尊重。这种渴望贯穿所有阶层，包括受过教育的精英。印度人对文化安全的平衡感尚未找到，而且可能永远都找不到，除非泛印度文明以其独特性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重新在世界上舞台斩获一席之地。
稍后将讨论如何实现这种圆满大结局，让我们回过头更详细地研究印度文明的衰落。
（八）血腥细节
我们可以回顾印度文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英国殖民者开始加强在次大陆统治的时刻，看看东西方权力天平如何从阿克巴大帝和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朝不利于印度的方向逆转。
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是令英国欣慰的巧合。在此之前，英国甚至算不上欧洲强国，而法国、普鲁士是传统的陆上强国，而西班牙是海上强国。在英国1588年在海上击败了西班牙，并于1815年在陆上击败法国之后，从此跻身欧洲强国，随后又跃升为世界强国。
通过挑拨离间和隔岸观火，英国一步一步控制印度全境。不受英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受土邦王国的名义统治。事实证明，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非常成功，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使整个印度文明落入殖民者手中。
印度被称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并不是对其伟大文化的尊重，而纯粹是衡量印度对帝国的经济利益。在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利用其最富有的殖民地印度的原材料推动本土工业革命。印度煤炭、铁矿石、木材、棉花为英格兰工业城市提供发展动力。这不是贸易，也不是公平的购买。印度公民（1857年之后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并未因为提供这些资源而获得任何补偿。
恰恰相反，英国的印度臣民甚至要向王室纳税。直到今天，印度公务员系统中的初级官员还被称为“收税人”（collectors），这体现出英印殖民官僚体系的剥削本质。英国人在印度修建的公路、铁路、港口大部分时候并不服务印度人的利益，只是为方便英国从印度攫取自然资源，为其工业革命服务。
此外，英国为印度制定关税制度，以确保英国在印度工业产品领域的垄断，并使英国出口商品获得比本土产品（盐税即为著名案例）更有竞争力，同时抑制印度投资工业领域。这些措施不仅使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导致经济严重萎缩，使印度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全球竞争力。
正是由于英国的全面殖民掠夺，印度在短短两个世纪内，从富有和荣耀沦落为赤贫。经济学家Utsa Patnai估计，按照2017年价格计算，英国劫掠印度的规模达45万亿美元。而英国恰恰利用这些物资跃入发达国家行列！
可以说，英国是踩着印度的头上往上爬。“王冠上的宝石”已被榨干，落入贫困和落后的境地。
（九）英印殖民者逍遥法外？
印度被洗劫一空，伟大的文明、经济财富、文化自尊都所剩无几。然而，奇怪的是，今天的印度人对英国却没有敌意。印度人自豪的将自己的后代送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并且很高兴的展示他们游览英国时的照片。他们也毫不介意花30英镑进入伦敦塔，看看当年英国人从他们祖国偷走的科依诺尔钻石。
今天许多印度人却只对穆斯林和中国敌意满满，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中国对印度文明造成的伤害，在英国面前简直是九牛一毛！
因此，这篇文章的论点就是印度人不了解历史。
印度教的叙事利用历史恩怨将宗教身份政治化，从而使印度人对抗印度人。这种意识形态在激发热情和赢得选举方面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使印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面临分裂和衰弱的风险。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常把“文明”一词挂在嘴边，但它只关注印度教文化，而不是整个文明。而那些被印度教意识形态蒙蔽的人无法看到更全面而宏大的文明图景。
同样，没有文明视角的民族主义也会把人引向一条死胡同，让人在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对国家边界上发生的事件做出仓促反应。另外，那些陷入民族主义言论的人也无法摆脱怀疑和敌对的循环，无法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的逻辑前提和提出背景。
如果印度人甚至不能理解文明衰落的本质和条件，又怎么能指望重塑文明的伟大呢？
（十）西方的一石二鸟计谋
英国对印度做了什么，它和其它殖民列强也联手对中国做了同样的事。英国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从本质上讲，大英帝国是一个毒贩国家，通过军事力量强行将毒品推销给一个并不愿意接受毒品的国家。更重要的是，鸦片在印度种植的，像塔塔这样的印度商业巨头参与了鸦片贸易，而印度士兵也被用来镇压中国反抗。英国人用一个被其征服的东方文明去压迫另一个尚未被征服的东方文明。
中国没有忘记自己的百年屈辱，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殖民列强迫使中国签下一份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每个中国小学生都学过这段历史。这种历史感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信念，即他们将恢复被夺走的伟大，并且保证不再有任何外国势力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
（十一）人口规模的重大意义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手中共同遭受的苦难已详细讨论，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两种文明何以逃过一劫并生存下来——答案是人口规模。之前在谈论文明身份属性时曾提到人口规模，而殖民掠夺的背景更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两个文明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殖民压迫，此后，殖民者离开，他们重获独立地位。这并非偶然——两个国家的解放要归功于他们的人口。如果中印人口规模没有这么大会发生什么？看看新大陆的遭遇就知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新定居者而言美洲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人数相对较少，达不到实现文明存活的临界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而这些土地从文明性质上说已完全西化。
新西兰也许是特例，本土人口恰好达到生存所需的临界数量。毛利人足够强大，数量足够多，可以避免被完全消灭，但还不足以驱逐外来殖民者。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僵局。如今这两种文化共存，新西兰也许是唯一一个属于西方文明，但又在半平等基础上与本土文化分享权力的国家。
如果不是人口规模庞大这一重要文明特征，西方殖民者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印度或中国。大部分原住民很可能已经被消灭，现代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成为白人国家，原住民被限制在保留区内。而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文化只能存在于那些简短的纪念演讲中。例如那些致敬西方商业文明到来前的“土地的传统所有者”的简短演讲，这在澳大利亚十分常见。
仅由于人口体量这一共同的文明特征，这两个现代民族国家仍然保持着完整本土人群的文化身份，这个现象发人深省。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
（十二）西方笑里藏刀的阴谋
所有这些历史只是无关紧要的过去吗？众所周知，西方内部的领导权已从英国传到了美国，西方社会也在变得更加进步，今天的西方已不再是从前对东方进行奴役和羞辱，或在其他地方对土著居民实施种族灭绝的殖民者。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有必要重提旧怨吗？我们就不能让历史随风而去吗？
我们的态度其实取决于西方是否真已发生改变。西方声称自己是印度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将支持印度对抗来自中国的“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威胁。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西方再次上演“分而治之”的老把戏，让这两个曾经的文明巨人相互对抗，以保持西方自身的领先地位？在地缘政治权力算计中，政治体制无关紧要，因此印度和西方之间共享民主传统的情感“纽带”，只不过是掩饰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的幌子。
大量证据表明，西方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打败任何挑战者，在世界事务中保持领先地位。例证之一就是，尽管西方仅占世界人口的12%，但西方作家和智库的大多数文章和书籍都在谈论西方如何“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而不是西方应该如何将权力让渡于新兴经济体。这是因为，一个不再由西方制定规则或发号施令的世界，对从政治领导人到普通公民的每个西方人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
试想，如果印度和中国的立场互换，印度综合国力远超中国，西方现在还会与中国结盟以遏制印度吗？这就是“分而治之”的游戏。事实上，西方根本没有改变。他们的先人无耻地掠夺东方的财富和荣耀，他们一代人却戴着更文明的面具，但却始终不愿放弃继承而来的文明优越感。
虽然证据大多是间接的，但任何地缘政治史研究人员都清楚，西方理性行动方针是尽其所能保持自身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西方文明内部可能也存在分歧，比如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形成了排外的特权小圈子，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始终是“他者”，被用作相互对抗的棋子，绝不允许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挑战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