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有必要再去完整回顾国际减排合作和斗争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苏两大阵营一度跨越鸿沟，在第三世界的推动下共同营造了全球环保减排合作的甜蜜时刻。虽然这个时刻十分短暂，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能够产生已经殊为不易，既源于全球环保先驱、左翼运动家和中产阶级的个人努力，也离不开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硬性约束。而一旦环保减排进入深水区，不可避免地要求先发国家对历史排放做出弥补，表面的团结很快出现裂痕。

      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中国减排议程的核心逻辑，并不仅仅是关注排放指标本身，更是要推动更加公平的国际治理结构。减排不应当成为少数国家巩固既有秩序的工具，而应该真正成为拯救共同家园和人类自己的牺牲和努力。

1935年底，上海，华懋饭店客房。

菲亚特公司特派员奥雷利奥·佩切立于窗前，在这个位置望出去，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滩公园，到仿佛蒸腾着混乱气息的十六铺码头，外滩风物可尽收眼底。

但此时此刻，佩切的目光却显得恍惚而凝重。

这位刚刚到达远东魔都的帅气小伙，正面对着职业生涯迄今最艰巨的一场考验。根据年初签订的协议，意大利将提供全部融资、技术指导、设备和成套组件，帮助民国政府建立一座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飞机修造基地—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SINAW,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并计划在五年后移交中方自主运营，而佩切，正是全权负责合同执行的意方代表。

这位年仅27岁的菲亚特“特别事务部”新人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没有其他同事愿意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蛮荒之地”耗费五年光阴。

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繁华表象之下是佩切难以理解也未曾目睹的苦难、压迫、歧视和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中，佩切彻底褪去青涩，一个国际业务“超级掮客”的天赋就此觉醒。这次任务对他的另一大收获，则是与中国人的友谊，同勤奋好学、沉静礼貌的中方建设者朝夕相处，让某种对“东方”的刻板印象逐渐化解。

可就在一切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了。

1937年8月，SINAW遭到日机重点轰炸，佩切在来自罗马的直接命令下启程返国。离开前的最后几天，这位恪尽职守的年轻人得到了应有的报答，中方以现金形式向他足额支付了合同尾款。

许是在中国的记忆太过深刻，佩切即使功成名就之后，眼光始终能够超脱发达国家的一己私利，关注着全人类的困境与发展。

1965年，已是大实业家的佩切发表演讲，警告战略武器“恐怖平衡”对人类文明的危险性，提出需要新的调节机制，使两大对立阵营能够合作解决贫困、饥饿、疫病等全人类面临的发展问题。

这篇极具感召力的演讲，吸引了经合组织科学事务总干事亚历山大·金的注意，其后一见如故的二人，在佩切家中决定发起一个推广共同理念的团体，并将之定名为：罗马俱乐部。

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资助的一群MIT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家，以《增长的极限》为题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大胆预言生态约束（与资源使用和废弃物排放有关）将对21世纪的全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将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代价去打破约束，成本效益逆转将使人类平均生活质量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出现下降，为此，研究者呼吁通过技术、文化和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来避免人类生态足迹超出地球承载能力。

《增长的极限》甫一出版，就引发了巨大反响。追捧也好，批判也罢，这本小册子的热度，已经足以说明此时全球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敏感与关注。

假如将罗杰·雷维尔的大气测量和肯尼斯·博尔丁《组织革命》一书分别视为环境问题科学研究和社会影响的起点，那么经历近20年酝酿演化，新议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时机已然成熟。

不久之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宣告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全世界国家坐在一起，不是为了本国利益，而是寻求一个让全人类共存的解决方案。

但是佩切很快就会发现，想让发达国家真正抛弃私利和隔阂，远远没那么简单。一旦利益被触动，仍会有人像当年抛弃远东战场一样抛弃减排议题。

美苏对立，第三世界救场

关于1972年夏天的那场盛会，联合国官方有如此介绍：“人类环境会议是联合国就环境问题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提出了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原则，以及采取国际环境行动的建议。会议还创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这是第一个只关注环境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召开前几个月，这次会议距离流产曾只有一步之遥。

1972年初，由于东德未能与西德同样受邀参加联合国空气污染会议，苏联及华约盟国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退出即将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

这场起初以促成两大阵营和解为主旨的会议，立即面临全盘落空的局面。

关键时刻，筹备负责人、加拿大实业家莫里斯·斯特朗显露了非凡的外交技巧和管理才干，将中国与印度确定为此次会议的关键支柱。

“两大阵营”的想象图景，就此悄然转向“三个世界”。

1972年2月，在接获联合国方面邀请后，周恩来总理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转向的意义，克服种种不利因素，毅然决定派遣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率团参会，与此同时，印度方面也表达了十分积极的态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拟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

在撬动中国、印度这两大极具号召力的代表后，许多原本无动于衷、将环保视为富人游戏的亚非拉新独立国家也改变态度，会议筹备至此打开了此前未曾设想过的新局面。

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最终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召开，英迪拉·甘地凭借其演讲《贫穷是最大的污染源》一举征服了会场内外听众。根据瑞典主要媒体《晚报》当年的记述，甘地所到之处，“瑞典人都自发地长时间鼓掌，她花时间签名并握手......英迪拉·甘地是环境大会的胜利者”。

除了载入史册的演讲，在大会核心成果《斯德哥尔摩宣言》审议阶段，发展中国家同样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此前，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本已组成所谓“布鲁塞尔集团”，试图使会前拟定的宣言草案原封不动通过，防止会议成果“过度”反映发展中国家观点和诉求，对西方国家施加更多国际义务，尤其要避免联合国成立新的常设机构，从而增加发达国家会费负担。

不过在会议尾声的宣言审议中，中国代表团率先打破沉默，明确提出10项修改意见，并与参会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团相互策应，最终冲破阻力，实现了宣言文本的实质性修改，为全球环境议程带来诸多深远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中国和智利所推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23、原则24，分别提出了按发展程度区分治理要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协商的理念，其后分别演变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协商一致”这两大气候变化谈判核心原则。

令人扼腕的是，仅仅一年多后，随着阿连德壮烈牺牲，聚拢在其身边的进步力量风流云散，如参会的智利代表团主要成员、驻瑞典大使路易斯·德拉诺就被迫流亡墨西哥，这场重大变故，就此终结了智利在全球环境议程中的短暂荣光。

就在智利悲歌上演的同时，中国环保事业则在继续稳步迈进。

1973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京召开，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环保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总方针。

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下设办公室几经演变形成今天的国家生态环境部......

西方环保主义的甜蜜时代

在这条历史主脉之外，斯德哥尔摩会议另一重意义，则是欧美社会精英的一场“关键对话”。

会议期间，莫里斯·斯特朗曾来到场外，与一群正举行抗议活动的北美环保激进分子进行了对话，这群人的领导者，是堪称一整代美国青年精神教父的斯图尔特·布兰德。

莫里斯后方戴着滑稽礼帽的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

波西米亚嬉皮装扮之下，此时的布兰德，早已凭借《全球概览》带来的丰厚商业回报跻身富豪之列，其发起的要点基金（Point Foundation）正资助着反捕鲸等一系列激进环保行动。

正因如此，石油界巨擘莫里斯与布兰德的这次对话，象征的与其说是代际间的叛逆与撕裂，倒不如说更接近精英内部“老钱”与“新钱”对环境议程的共鸣。

在资本力量加持下，这种看似风格迥异的融合蕴含着巨大的爆发力。

“绿色和平”创始人罗伯特·亨特，就在对旧金山湾区的巡礼后断言，新生代们将推动思维模式的根本重组：“正在到来的变化在出现之前几乎是不可见的。这些体系似乎一片混乱，其特征是认识上的不一致，且看似矛盾的现实——如同嬉皮士和红脖子。之后，系统突然重组，跃上一个新水平，如同原子中的量子跃出电子......下一次思维模式的转换会是全球性的，它就叫作生态”。

多年以后，当史蒂夫·乔布斯重新喊出《全球概览》的名言——“保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西海岸嬉皮与极客自发融合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已登堂入室、蔚为大观。

西方世界即将迎来与环保议程的蜜月时期。

突如其来的1973石油危机，使美国社会陷入恐慌，也成为了环保主义兴起的强力催化剂。

短短几个月翻倍再翻倍的油价，使美国人的生活突然变得“更慢、更黑、更冷”，从按车牌尾数单双日加油到休息日禁售汽油，各种限量配给政策层出不穷，华盛顿甚至一度试图军事入侵沙特、科威特等国，以夺取油田控制权。

这场冲击，却也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美国朝野对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技术兴趣激增，并在卡特总统任内达到阶段性顶点，前所未有的充沛资金流向这一领域。糅杂着“三废”污染、人口问题、生物多样性、土壤与水体等多元主题的早期环境保护或者说地球可居住性概念，也随之开始向与化石燃料关联最密切的气候变化领域聚焦。

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诸多共和党石油业金主所厌憎的新能源产业迅即遭遇“反攻倒算”，然而学术界的气候变化研究却仍在深入，随着模型、数据、方法论的进步，全球变暖压倒全球变冷，逐渐成为大气科学研究者的共识。

1985年，来自29个国家的顶尖气候学家齐聚奥地利菲拉赫，通过审查过去数年积累的科学证据，一致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使地球升温数个摄氏度并带来严重后果，一个具有坚定共识的学术共同体诞生了。

另一个变化来自美国国内政治舞台。

经历1980年大选惨败后，罗伯特·斯特劳斯等上一代民主党“烟枪屋”（Smoke-filled room）掮客逐渐淡出前台，左翼与中间派新人整体性崛起，作为中间派代表，参院民主党新星蒂姆·沃思、艾伯特·戈尔等人深谙新一代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及环境问题的“催票”潜力，因而对环保议题也均投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

在这批“新民主党人”的纲领《新奥尔良宣言》中，明确将环境安全列入十大政策主张，“支持一项战略环境倡议，以在全球变暖、臭氧消耗、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紧迫的环境问题上为美国提供更有力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环境保护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1988年6月，席卷全球的创纪录热浪引发美国公众广泛担忧，在这个堪称完美的时机，被沃思请到参院作证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确认：“温室效应已经存在的证据非常充分”。此言一出，公众自然而然将之与正在经历的气候异常联系了起来，一种“政府必须对此做点什么”的危机意识就此爆发。

临近大选，这种强烈的公众情绪令共和党当局也不得不小心对待。不久，美国官方正式同意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凝练关于气候变化的权威科学共识。

至此，环境议程继1972年之后的又一次高端峰会，时机已现。

时钟来到1992年，当是时也，苏联解体、沙漠风暴，“美国治下的和平”俨然笼罩地球。

和平既已告成，发展的议题随即凸显。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接续1972人类环境会议成果的同时，为全人类勾勒出“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蓝图。

这份长达20章，覆盖78个方案领域，20万余字的蓝图被称为《21世纪议程》。

165亿吨标准煤

工业化已经完成、同时受到资源约束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环保和减排议题的主导者并不让人意外，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基于自身能力的责任担当也不应被忽视。

不要忘记，中国不仅成为第一个承诺履行《21世纪议程》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制定并实施本国21世纪议程的国家。

事实上，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环保和减排就在中国最高政治层级上有条不紊地推进。

作为菲拉赫会议的中方代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回国后，很快致信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我国不少重要地区都属气候脆弱区，如根据二氧化碳等气体影响，未来数十年灾害出现频率再增加，将对我国工农业有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我国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

在叶笃正推动下，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统筹协调我国气候工作，成员单位除了相关科研机构，还包括了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等行政主管部门，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且已由单纯的学术研究，向多领域多层级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转变。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与布局不仅起步早、规格高，其中还贯彻着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鲜明特色。

钱学森对新技术革命的展望，集中体现了这一思维范式。

在钱老看来，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总是人跟自然打架”，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产业革命，关键突破口在于人类对生物圈能量与物质的高效集约利用，这样的利用，也将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避免重走“破坏农村建设城市”的旧路。

这位战略科学家以其标志性的瑰丽想象，描绘了一幅新能源开发的未来图景：

“我们先看一看太阳能到底有多大，比如说，根据实测的结果，在我国平均每平方厘米的地面上一年能够得到的太阳光的能量是120大卡。在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年的太阳光能量就可以折合成16450亿吨标准煤。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就利用简单一点的太阳灶、太阳热水，这是简单的技术就可以用的了。

“而且现在太阳能的光电池，不是用晶体（即单晶硅）来做太阳能的光电池，而是用非晶体的光电池。这样，成本可以大大下降。这种非晶体的太阳能光电池的效率也并不低，据说有10%。刚才我们讲了,整个的太阳能量是16,450亿吨标准煤。假如祖国地面的面积上有十分之一铺上这样的太阳能光电池，而这个太阳能光电池能量的转换效率是10%，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165亿吨标准煤的电能......

“风力现在不被重视，但是风力到底有多少？我估算的结果，要充分把祖国大地的风力利用起来，也可以发出几亿千瓦的电力。

“所以，假设我们把祖国大地960万平方公里上的直接太阳能，或者间接太阳能都利用起来，那么我们能源这个概念就要变化了...... 最后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跟自然又是更好地结合起来了，更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今天家喻户晓的中国绿色科技“新三样”，即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其产业化发轫普遍可追溯到《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优先领域4—清洁能源与交通发展。如优先项目4-5A、4-5B，就分别对太阳能光发电和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开发与示范进行了细致规划。

以今天的眼光评价，这份规划的技术起点难称尖端，但其中洋溢的追赶热情和深刻理性，已经相当程度上预示了今天的成就。

200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全球绿色产业市场开始爆发式增长，彼时已通过《优先项目计划》等各类专项蓄势十年的中国绿色制造业，就此开启了史诗级崛起，并最终形成在世界市场供需两端的基石地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辞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后，“环保教父”莫里斯·斯特朗也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选择定居北京，带动中国在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多边外交舞台中参与能力跨上新的台阶，已牢固确立了全球环境议程领导者的地位。

被扼杀的“飞船经济”

全人类在减排议题上的携手共进，一度看上去那么美好，但是裂痕终究还是出现了。

90年代“单极时刻”光芒下的美国，尽管坐拥此时令人垂涎的巨大优势，但克林顿和戈尔这对搭档，却在履行里约目标时遭遇重大挫折。白宫酝酿的行动计划才刚刚抛出化石燃料热值征税（BTU税）动议试水，就被国会共和党人及美国工业界迎头痛击，成为民主党1994年中期选历史性惨败的重要诱因。

至于更具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甚至在开启京都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以95比0的投票结果（伯德-哈格尔决议），明确表达了两党共同意志，即不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这一基本谈判原则，拒绝审议批准任何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同等限制的条约。

九十年代围绕气候变化议题上演的连番闹剧，在伤害美国国际形象的同时，也暴露出美式价值观某种“皮袍下的小”。

全人类大团结的田园诗，还是绕不开国家利益的斗争。

时至今日，在中国腾升的低碳技术供应能力和应用规模面前，美国朝野反倒丧失了定力，一面陷入歇斯底里的排华恐慌，一面像素级“借鉴”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经验，全然没有了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亢奋舞动的管制“长臂”，正在为全球减排进程制造不必要的阻碍，很多国家不得不面对本不需要面对的困境：是投资国内制造以推动本土产业发展，还是依靠中国超级供应能力来平稳实现气候目标？

作为点燃世界环境议程第一把火炬的人，奥雷利奥·佩切或许早已洞悉了一切。

《增长的极限》出版后，佩切很快注意到该报告所反映的“美国视角”存在固有欠缺，于是在罗马俱乐部不同程度资助下，美国以外地区研究者也为环境资源约束下的平衡发展问题贡献了各自思考。

真诚求索“南北问题”出路的佩切，最终找到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经得主扬·廷贝亨，在其主持下，启动了“重塑国际秩序”（RIO）研究项目，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项目团队经过十八个月研究，最终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是无法容忍的，而且这种差距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应该找到方法在未来15到30年内将差距大幅拉近，为此，需要允许发展中国家每年增长5%，而工业化国家则需要维持零增长或负增长。

这份要求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牺牲的报告，不出意外地被西方主流媒体无视，与《增长的极限》形成鲜明反差。

归根结底，美国精英阶层的环保叙事有着一层难以摆脱的零和博弈底色，层层精妙辞藻的包装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恐惧，以及更危险的，对人与人资源分配的恐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奋进，因而常常需要小心调整，以保持在令美利坚感到无害的狭小“舒适区”。

美国知名环境学者罗伯特·阿瑞斯在其《转折点》一书中，就曾直白剖析了发展中国家集体走向现代化的“不可能性”：

“经济增长对环境有益吗？简单地说我认为答案大体上是‘不’......从现有技术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其中有9-11亿人享受当前美国或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则意味着人类总物质和能源消费大约要增长10倍......很难回避的结论是：10倍的增长将要求生物圈的恢复力远超过它的警戒线......如果允许穷国某种程度上增加其世界物质和能源资源的人均使用量，则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将不得不大幅度减少这些资源的总使用量。用数字来表述这种迫切性就是：工业化国家也许不得不在下两代时间内使单位GDP的物质消费量削减90%。”

为了调和这种冰冷判断与人道伦理，阿瑞斯所能找到的补丁，仅仅是一种经济完全脱实向虚的乌托邦想象：“需要一种全新的经济策略。简单地说，这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激进的非物质化’......使全球非物质化的迫切性与企业层面上运作的激励结构相协调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学会，或诱导企业仅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而完全保留物质产品本身的所有权和责任......资源廉价而劳动力稀缺的‘牧童经济’是一种过去的事物，我们必须快速转向资源被重复使用的‘飞船经济’。”

某种程度上，美国IT产业崛起，传统制造业加速衰败，恰恰呼应了阿瑞斯的理念，然而其效果却已连美国人自己都已无法忍受。

面对环境与发展的抉择，人类无法逃避黯淡的未来么？

流浪地球的隐喻

就像佩切最终的心血结晶RIO项目遭遇媒体机器“默杀”，在今天隐没于主流减排史之下的，是面对环境议程曾经完全不同的一套信念与实践，其间充满着主动精神和英雄主义，昂扬着对人类前途的无限希冀。

1921年4月，列宁收到一封来自劳动国防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彼得·科兹明的书信，这位长期研究粮食经济的工程师，向列宁汇报了可再生能源普惠农村电气化的设想。

科兹明建议，应成立一个独立的风力发电委员会，让理论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专家和工程师共同研究这一问题，这样的委员会有望在十年内建设比化石燃料发电更多的风能，加速实现全苏农村电气化，并将为组建“太阳能总管理局”铺平道路。

列宁将来信转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风力发电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就此逐步展开。

1931年，全球第一台公用事业级别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WIME D-30在苏联雅尔塔投入使用。而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光热发电技术研究也已走在了世界前沿，位于中亚塔什干的大型集热塔，在1954年召开的新德里风能与太阳能会议上曾震撼西方参会者，计划中的全球最大太阳能发电站，已在亚美尼亚完成选址设计，规划发电能力1兆瓦，年发电量250万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本国内刊物上，作者真诚地写道：“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学习苏联在太阳能利用上的成就......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太阳能，使它也像煤和石油中储藏的化学能以及水能和风能等那样大规模地广泛地为人类服务”。

对于当时的苏联建设者们，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有着十分不同的解决思路。

如苏联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鲍里斯·温伯格，就曾在1922年发表了一篇科幻小品，想象未来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将成立地球改善委员会，把海水集中到地球两极的水库中，原有海床成为人类新的定居空间或部署太阳能收集装置。

为了完成这个彻底改造行星的计划，工程工期预计将达到22300年，需要1000代人类前仆后继的接力

新中国的早期建设者们，面对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猜想也有十分相似反应。

《中国气象报》原总编辑林之光，就曾在题为《环球同此凉热》的科普文章中，畅想了实现全球温暖化，使万年冰川变成乐土，把严寒从地球上赶走的可能手段，如人工融化南北极冰盖，乃至用重氢聚变发动机“驾驶地球”：“即使公转轨道不变，直消有计划改变地轴倾角，让赤道两极‘漫游’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样就能实现四季如春的理想了”。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设想，折射出的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技术进步的深刻信仰。

即便是在美国，承罗斯福新政之余绪，杜鲁门上任之初与马歇尔计划并列的“第四点计划”，同样传递着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可用于改善贫困地区人类福利的信念。

至于地球生态的挑战？在1955年《财富》杂志一篇文章中，冯·诺依曼就兴奋地展望：“在冰面上或上方大气中散布的深色物质可以抑制反射辐射过程，融化冰层并改变当地气候......这意味着对我们的环境、对整个自然的权力！”

然而随着冷战核对峙的加剧，铁幕两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技术乐观主义情怀很快消失无踪，当环境议程在沸腾的六十年代重新现身，已然切换到了超级大国的上层精英视角。

对于这种精英视角挥之不去的悲观底色，马克思早已在揭露马尔萨斯时有过辛辣总结：“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

拨开或华丽或新奇的辞藻遮掩，来自发达国家的许多“创新”理论，其动机与逻辑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今天，尽管正遭遇不公平的诋毁和维度，但中国的绿色产业，正凭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重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与信心。发达国家所无法想象的超低成本结构，以最朴素也最有力的价格杠杆，不舍昼夜地塑造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进路，也让基于零和思维的种种荒谬言论不攻自破。

2000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发表了其经典作品《流浪地球》，面对潜在的灭顶天灾，作品中的人类分裂为飞船派和地球派，后者不惜改造地球，以100代人、两千多年的时光前仆后继拯救共同家园和人类自己，而前者则已放弃共存的希望，期待精英群体的“岁月静好”，这种对立意象及其各自结局，俨然当下减排大历史的精妙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