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救过陈独秀，张大千和毕加索合过影…这么离谱真的假的？
一觉醒来，莫扎特发新歌了……
原来，前段时间，德国莱比锡市图书馆的档案管理员在一个陈列室内发现了一部莫扎特早期创作的未公开曲目。如今，这一曲目已在音乐平台上线。
这般听起来“离谱”而又好玩儿的故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章太炎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各项分别填的是：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以及以下这篇！
还有哪些听起来“离谱”又真实的历史？
“真香”，慈禧也喜欢在镜头前cosplay！
十九世纪中叶，摄影技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悄然踏入中国的大门。然而，在这古老帝国的权力中心——紫禁城内，摄影一度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邪术。
恭亲王奕䜣是最早接纳摄影术的晚清宗室之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䜣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在《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上，摄影师费利斯·比托要为恭亲王奕䜣拍摄一张肖像照，然而这次拍照并不成功。相机前的奕䜣“面如死灰”，“担心这个机器可能随时夺取他的性命”。
英法联军中的英国陆军司令在日记中这样描述：
“在条约签订仪式的过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比托先生很想给‘北京条约的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恭亲王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唰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这一幕映射出的，是那个时代对新事物的普遍恐惧与不解。
11月2日，恭亲王拜访英国代表额尔金勋爵。费利斯·比托再次抓住时机，给恭亲王奕䜣补拍一张肖像照片。这是目前我们可知最早的晚清皇室成员的照片。
那么，摄影技术是如何传入皇宫的呢？
这就要提到两个人：珍妃和慈禧。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大婚，册瑾妃、珍妃。光绪二十年（1894），珍妃暗中从宫外购进一套摄影器材，潜心研习拍照技术，甚至还令太监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珍妃的大胆举措引起了慈禧的不满。慈禧将其留在宫中的所有照片全部销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慈禧命人将珍妃溺死。
尽管慈禧早年间排斥摄影，但在步入晚年后，慈禧却被摄影深深吸引。
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她特旨召见了曾在西方研习过摄影术的勋龄，命其携全套先进的照相设备入宫，专门为自己拍照。勋龄的妹妹容龄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她这样回忆：
“有一回，慈禧问我姐妹俩会不会照相，她想在画像之前先照几张像，从外边找人来照相不很方便。我母亲说：‘她们两人不会照相，奴才勋龄会照相’。慈禧说：‘那很好，明天就让他进来给我照相，照出像来好让柯姑娘照着画’。”
勋龄本人后来忆及这段往事时，说：
“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
慈禧对摄影一事颇为看重。根据清宫《圣容账》记载，慈禧太后共留下786张珍贵影像。就服饰而言，慈禧的衣着有团寿字、缠枝莲、蝶花、寿蝶等不同的纹饰；就装饰而言，有两把头、耳饰、项饰、护指、佛珠、东珠等。在照相之前，会特传御旨在其寝宫乐寿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样布置豪华的陈设。并且，还要先亲自翻阅历书，选定吉日良辰。拍照时，慈禧常命勋龄为其连续拍上几张不同姿态的宫装像。
慈禧流传至今的照片中，有一组是菩萨扮相。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农历七月十六日，慈禧身穿团花纹清装或团形寿字纹袍，头戴昆卢帽，外加五佛冠，左手捧净水瓶或搁在膝上，右手执念珠一串或柳枝，打扮成观音模样。李莲英扮善财童子或守护神韦驮站其身右，左边则有扮龙女者。清代内务府档案载：
“七月十六日海里照像，乘平船，不要篷。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驮，想着带韦驮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戴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杆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呈览。”
足见慈禧拍照场面之盛大。
次元壁破了！爱因斯坦和陈独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拘捕。这已是他第五次身陷囹圄。在此之前，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陈独秀的此次被捕与他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明确态度有密切关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1932年10月19日深夜，陈独秀被押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
“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罗素和杜威以及国内的文化名人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都纷纷致电国民党，请求“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建议“为维护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1932年10月2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将陈独秀及同案彭述之、濮一凡等九人全案移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在法院开庭之前，陈独秀在接受《晨报》采访时，坦言自己无力聘请律师辩护。幸运的是，多位知名的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大律师如章士钊、张耀曾和董康等人愿意无偿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最终由章士钊出庭为陈独秀作了长篇有力的辩护。
在庭上，面对指控，陈独秀当即提出抗议：
“政府并非国家，反对国民政府不等于危害国家，如果反对政府就是叛国，那么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是叛国。”
“余固无罪，罪在于维护工农大众利益而开罪于国民党而已。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余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余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
继而由章士钊作为代理律师为陈独秀进行辩护。有趣的是，章士钊发言后，陈独秀特别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经上诉，法院将原判陈独秀褫夺公权部分撤销，改判为陈独秀8年有期徒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迫于情势，将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
震惊，张大千跟毕加索合影？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张大千无疑是一位极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而纵观20世纪的现代派绘画，毕加索则是无可争议的天才巨匠。
这两位艺术家，竟曾有过一次珍贵的会面。
1956年7月，张大千携四太太徐雯波，带着翻译，来到法国南部海滨之城戛纳加里富尼别墅，拜见毕加索。
张大千此行的契机源自《大公报》上的一篇名为《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的文章。该文以毕加索的口气批评张大千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而张大千却认为“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对我批评、挖苦我、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激怒他，反而激发了他“见见毕加索”的愿望。
这一年，毕加索已逾古稀之年，在艺术界颇具盛名。听闻张大千欲拜会毕加索，张大千的朋友几乎全都面露忧色，担心他会遭到拒绝，颜面扫地。就连当时的卢浮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对此表示为难，不敢贸然为他引荐。然而，张大千并未将这些担忧放在心上，他直接聘请一位翻译，致电毕加索府上表达了拜访的意愿。
令人惊讶的是，毕加索竟爽快地答应了与张大千的会面。1956年7月的某一天，张大千与毕加索在法国南部毕加索的私人别墅里成功会面。交谈期间，毕加索亲自拿出他临摹的齐白石中国画习作，诚恳地向张大千请教。一番深入交流之后，他们共同留下了那张意义非凡的合影。
戈尔巴乔夫：“我演我自己”
1991年12月25日，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终于落下帷幕。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并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随着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国旗的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了其历史使命的终结，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格局就此画上了句号。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位领导人，他的名字与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紧密相连。尽管在卸任的30余年间，戈尔巴乔夫多次重燃政治热情，但他也连续多年碰壁。后来，戈尔巴乔夫另辟蹊径，决心换个赛道。
1993年，戈尔巴乔夫参演了德国经典电影《咫尺天涯》，并在影片中饰演曾经的自己。此后，戈尔巴乔夫多次“本色出演”，在多部电影里反复经历宣布苏联解体的这一时刻。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参与广告拍摄、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并发行了音乐专辑。
2004年，戈尔巴乔夫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合作，为音乐剧《彼得与狼》配音。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念了旁白，克林顿则用英语为狼配音。他们一起摘得当年的格莱美奖，并被《卫报》评为有史以来最奇怪的格莱美奖得主之一。
据统计，戈尔巴乔夫一生中演过70多部电影和纪录片。在离开政坛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演艺圈的“红人”，乐此不疲地饰演着曾经的自己。当然，有的时候，是以“存档胶片”的形式出场。
参考资料：
慈禧摄影史话[J]. 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03)
《陈独秀押送车中酣然入梦》，周二中，人民政协报
《陈独秀五次入狱与出狱》，陈国清，文史杂志. 1990 (05)
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始末，孙静翊，检察日报
错位的游戏：张大千拜见毕加索[J].李兆忠, 群言. 2020 (01)
毕加索对张大千泼墨泼彩绘画风格的影响研究[J].常庆利,谢竞仪,美术教育研究. 2024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