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失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外部條件，中國如何破局？

IIA編者按

在百年變局的大背景下，中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從而提升為發達經濟體？

在鄭永年教授的新書《中等技術陷阱》中，通過對歐美、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發達經濟體以及拉美與亞洲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鄭永年及其團隊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它們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要想從中等收入水平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水平，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或者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一個經濟體在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復製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在“1-10”的技術刻度內，向最高水平進步。鄭永年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國面臨着內外環境的急劇變化。科技進步層面，中國想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支持的互相配合，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完成下一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中國式現代化

並不是“現代烏托邦”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個特徵：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可以說，這是一個“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立體式的現代化定義，也是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

這五個特徵中，除了第一個特徵具有“中國特色”，其餘四個特徵可以說是普遍性價值觀，是各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要努力爭取實現的。

雖然“中國式現代化”更多的是從政策層面來加以定義的，但這一概念絕對不是重構一個現代“烏托邦”。實際上，所有這些價值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追求的目標和價值，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了。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這五個特徵是對中國實踐和實踐所追求目標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目標還須付出巨大的努力。

首先，現代化始於近代的西方。自近代到今天，如果把西方和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定義為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體，那麼這些經濟體的總人口在10億左右，而今天中國的人口是14億左右。

其次，就中國式現代化其他四個特徵的表述而言，中國並不滿足於迄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體現出來的特徵。

光就人口規模來說，足以使人們體會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難度，而要避免發達國家各方面並不協調的現代化，並實現全面協調的現代化，會更加困難。

“0-10”的技術創新，

中國目前的水平是“4-7”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它們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要想從中等收入水平提升為高收入水平，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或者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一個經濟體在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復製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在“1-10”的技術刻度內，向最高水平進步。

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被視為世界的製造業基地，“世界工廠”“中國製造”甚至“中國創造”一度成為眾所周知的詞語。從絕對值來看，中國製造業在2021年的增加值在全球占比高達29.79%，接近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印度五國的總和（30.82%）。然而，與世界一流製造業強國相比，中國製造業體現為大而不強。

2019—2020年各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

（圖源：中信出版公眾號）

根據中國工程院於2019年、2020年發布的製造強國發展指數，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強度仍然處於第三陣列，甚至面臨被第一、二陣列的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掣肘於中低端的風險。除此之外，在關鍵技術上也受制於人，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技術和工業等產業對外依存度在50%以上，集成電路的進口依賴占比為80%，大型優質鑄鍛件的進口占比為90%左右，高檔液壓件、密封件的進口占比接近100%。

就技術水平而言，無論是從供應鏈、產業鏈、還是價值鏈等維度看，目前中國大體上正處於中等水平。中國現在的情況是：

第一，缺失原創性技術，即缺少“從0到1”的技術創造；

第二，發展以應用技術為主。即使就應用技術而言，中國在“1-10”的刻度內也處於“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術水平，或者說，在很多領域還沒有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許多核心技術及關鍵零部件對外依賴度依然很高；

第三，中國在某些應用技術領域趕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水平，但這些領域還處於零散的狀態，沒有形成系統，或者說，中國技術的整體水平還遠未達到全方位、系統性的強大。

6月16日，廊坊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上，參觀者與四足行業應用機器人互動（圖源：新華社）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

環境急劇變化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現實的環境中來實現。然而，今天的中國面臨着內外環境的急劇變化。

從內部發展水平來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大轉型，從一個貧窮國家提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但是還須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型。

雖然“現代化”是一個複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質層面的、制度層面的以及社會（人）層面的，但從近代以來的經驗看，現代化主要是由科技進步所引發的其他方面的變化。科技變化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而科技變化本身也需要內在和外在的動力。也就是說，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

科技進步最直接的表現便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經濟指標而言，中國和發達國家依然有很大的距離。雖然一些社會群體和一些地區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但因為發展的不平衡，總體來看，我們國家還處於中等收入經濟水平。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發展到今天的約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與發達經濟體的50000-60000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就中等收入群體來說，雖然我們的這一群體數量已經達到了4億，絕對規模很大，但只占總人口的30%左右，而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一般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環境來看，國家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部的現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相向而行：兩者互相依賴、互相強化。但是，今天這一情況不復存在。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更是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和有意志在全球範圍內對其構成競爭的國家，這一態度也反映在其對華政策上：美國夥同其盟友對中國的高科技實行“卡脖子”和“系統性脫鈎”。雖然在歐盟考慮到其企業的利益而使用“去風險”的概念之後，美國也使用了“去風險”這一概念，但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脫鈎”還是“去風險”，其最終目標都是統一的，即遏制中國的科技發展，維持其絕對霸權地位。同時，美國也在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對中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地緣政治壓力。比較而言，中國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外部條件。

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在原有對華301關稅基礎上，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關鍵礦產等涉及約18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進一步加征關稅（圖源：新華社）

中國式現代化

目標如何實現？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這樣的內外部條件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下一階段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實現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後發國家和地區，抑或是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技術升級以及基於技術升級之上的產業升級是其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與核心。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無法實現技術的升級，就很難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

科技變化和其他方面的現代化相輔相成。例如，制度要素和科技的變化之間相互關聯，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進科技的發展，也可以對科技進步構成阻力。但實際上，制度屬於上層建築，經濟是基礎，而科技更是經濟的核心。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變遷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業革命啟動和造就的。也就是說，從科技變革的角度更能透視一個社會進步的動力機制。

從經驗的角度看，一個經濟體從低水平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藉助從發達經濟體擴散而來的技術來實現，但除了一些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跨越。

一個經濟體在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復製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0-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在“1-10”的技術刻度內，向最高水平進步。

那麼，科技進步層面，一個國家該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才更有可能出現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我們也可以把這三個條件稱為科技創新的“三位一體”模式。這三個條件是：

科技創新的“三位一體”模式

（圖源：中信出版公眾號）

第一，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與科研機構。

確立科學人口培養系統。大學是培養科學人口的主體組織，要做好兩項主要工作：把“科學人口”的基數做大，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興趣且有能力去從事基礎科研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讓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興趣，發揮自身的能力。

建立與科學研究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在這個基礎科研的管理體系中，必須儘量減少行政干預。提供開放式的實驗室，賦予科研人員足夠的自由，在不同區域的大學和實驗室之間建立橫向合作，形成基礎科學研究網絡。

建設與科學研究相適應的軟基建。雖然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須有足夠的金融投入，解決基礎科研工作者的薪資待遇、福利和保障等問題，即“軟基建”問題同樣重要。

第二，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一個國家應用技術系統的綜合水平決定了這個國家是否已經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總的來看，中國的科技發展目前基本上還處於技術應用式發展階段，我們仍然缺乏原創性、突破性和顛覆性的技術創新。被一些人稱為“新四大發明”的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和共享單車——這些技術或商業模式都不是我們原創的，我們只是利用我們的人口規模和國內龐大的市場，在改良和推廣這些應用上處於領先。

在北京市西城區佟麟閣路，共享單車擺放有序

（圖源：新華社）

第三，必須具有一個開放的金融支持系統，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就金融體制而言，缺失風投體系是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短板。中國的金融體系是為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穩定服務的，無法扮演華爾街金融體系的角色，也很難產生像美國那樣的風投體系。但如果我們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就可以獲得基礎科研和技術應用轉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除了金融和國有資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須通過金融改革發揮科技創新作用。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在於真正需要資本的科創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被”給資金。

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支持三個條件必須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為這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西方，人們把技術創新過程稱為“國家、市場和金融”三者之間的一場持續“遊戲”，即國家負責基礎研究，市場負責應用技術，而金融負責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缺失任何一個條件，不僅會使技術創新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