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中国领先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满清才落后的。你怎么看？
Zpuzzle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博士
在有关社会、历史等各种问题的思考上，如果一切都是以情绪为先的，一个人就很容易被几个简单的问题绕进解不开的死循环里。
比如，在这个问题下，有些人就试图证明西方的领先是自古以来如此，或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领先过。继而，又从技术的“落后”引申到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复兴传统文化”之类就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因素。
而既然这个东西是落后的，那么落后的东西自然无法战胜先进的东西，“文化输出”也就是泡影。与此同时，那也就没必要动不动就问“为什么打不赢舆论战”，进而拽着人文学科痛批一番。
当然，如果承认“中国领先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满清才落后”，那么同样也会面对那些用技术来证明中国如何不如西方的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所谓的“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被认为是古希腊，然而在罗马时代，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还都被称为蛮族，这是因为他们的文明程度是远远落后于罗马的。更北方的维京人，留给世人的最响亮名号就是维京海盗。
然而，千年之后，这些北方蛮族却“反杀”罗马和希腊，开创了人类科学的新篇章。在日耳曼，从康德到马克思，从高斯到爱因斯坦，其文明成就闪耀人类的各个领域。而在斯拉夫，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门捷列夫到巴甫洛夫，其成就也都非常之高。反而是当年作为“文明”的罗马，核心文明区大多都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国家。
这些昔日的蛮族能够在近代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学术等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能证明的是文明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如果你能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好的东西，并加以创造和发扬，那么你就是新的文明。反之，如果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造成了文明的衰落，那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被人忘记乃至消失了。
今天我们在谈论“西方”的时候，其实有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西方”成为了一个结论性的概念。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说到“西方”，指代的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也不是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而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成为“发达国家”才有可能被称为“西方”，但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西方”的优势怎么论证怎么都对——因为他们发达，所以一切都是对的。
但只要跳出作为整体的西方的概念，转而从“西方”内部去审视文明的传播，就会从西方各国的盛衰交替之中，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无常以及异域视角下中国文明的价值。
回到开头的问题，想要避免陷入那种死循环，我觉得这个回答下@见血封喉 的观点是恰当的：
在网络上，很多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思维被“东西二元对立”这种立场论套得死死的。无论思考任何问题，都会优先从这种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就是为了证明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存在。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人类各个主要文明之间，是和平共处而非绝对对立的。甚至可以说，任何时期，包括今天这个时代，和平共处都是时代的主流。正是各古老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才促进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
即使在今天，文明之间的对立，也不是矛盾的首要方面。
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杜绝从立场出发，把精力浪费在用史料去证明立场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
回顾欧洲各国的历史兴替，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一个落后国家的文化中也可能藏着向上的一面，而一个先进国家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其地位，在时代洪流之下，各个国家乃至各个文明的消长起落本就是历史常态。
而关于文明本身，其实我很建议对此有兴趣的人看一看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虽然这是一本30多年前的书，但还能解答今天的很多问题。在书中，亨廷顿很明确的区分了“文明”与“技术”。在他看来，构建起西方在现代世界优势的“技术”会通过不断的传播而为不同地区的人所掌握，在此背景下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中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会逐渐缩小，各个先后步入现代化的“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体。
当然，你完全可以不认同亨廷顿的理论。但他的理论里，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即他从不把技术层面的领先归结到“体制”、“文化”等等因素，也从不认为技术是无法学会的，他反而更关注如何“组织”技术与暴力。也许这个观点会有所偏差，但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知道与那种将一时的盛衰归结于“文化”而得出永久性结论的观点，亨廷顿的认知无疑是更合理的。
如果任何东西都扯到文化、文明、科技的层面上，那么征服欧亚的蒙古帝国，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BUG。
如果能具备这个思维的话，那么就可以以相对理性的视角去看待各个文明，也不会轻易用“先进”、“落后”这样的词语去评价一个文明的历史和当下。因为现在兴盛的未来可能衰败，现在衰弱的可能后来居上，不以一时的优劣胜败去给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下永久性的判定，而能注意到各国、各文明之间都存在“盛”与“衰”的矛盾，那么无论看待历史还是看待现实中的国家、现实中的人，都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视角。
对于普通人来说，因为我们的一生只有短短数十年，最长也不过百余年。在现实中，大多数人虽然学了历史，但是对于世界的判断依然是基于当下的，并且会在一个时间点“锁死”自己的认知。假如一个人在20世纪初出生在美国，且在1990年代去世，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他会认为美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所有阶段，的确都是如此），进而可能会认为美国就是永远不会衰弱的山巅之国。然而，只要稍具备一点历史知识，就会知道国家间的此消彼长是常态，任何试图拿一个国家当下的某种优势作为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解体乃至于消失的证据的论断，只能证明这个人对社会的运行缺乏最基础的了解。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文明看做了生命体，认为每一个文明体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同时衰落的文明遇到合适的时机也有可能重生。而如果以生物演化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物种的盛衰也不取决于其本身是否强大，而是能否适应环境。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技术环境——一个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可能就发生巨大改变。比如，只有在石油成为了全世界主要能源的情况下，沙特等国家才有可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而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之下，俄罗斯等国家的命运也与国际能源的结构和价格息息相关。具备这种动态的看待历史的视角，才可能不局限于一时、一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发展的、运动的、矛盾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对于个人来说，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样的感触并不稀奇。想要在短短的人生中，超越数十年的人生局限，而对世界有更大的认知，了解历史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如果能放下对一个国家、文明的优劣之争，历史才可能真正发挥“读史使人明智”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