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回顾：去台志愿军战俘们紧张惶恐的几十个月(续)

　　反共志愿军战俘害怕被“红头阿三”监管

　　1953年夏，各方面终于盼来了停战谈判进展的好消息。战争有望结束，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有望赴台了。大家每天都认真地收听广播，盼望着好消息。却没想到盼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根据停战协议，所有反共志愿军战俘要移交给以印度为首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距离中朝大军只有数千米远的中立区内停留120天，接受志愿军派出的代表进行“解释”。听到这个消息，反共志愿军战俘们犹如五雷轰顶，顿觉万念俱灰。一些战俘失声痛哭起来，营区里一片嚎啕呜咽之声。

　　这些志愿军战俘相信，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于落入中共手中。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偏袒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1952年2月联合国表决通过谴责中国 “侵略”的决议时，有七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其中五个是苏联东欧国家，另两个是印度和缅甸。中国那时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有什么话要对美国说时多通过印度大使转达。说印度是中苏共的“走狗帮凶”可能偏激些，但不算太冤枉。反共志愿军战俘骂印度人是“红头阿三”、“共匪尾巴”、“帮凶”、“走狗”、“奸贼小人”，“赤匪奴仆”等等，除了不是人以外什么都是。

　　而韩国当局更是直截了当称印军为敌军。韩国高官公开扬言要射杀任何敢于踏上韩国领土的印度军人。为了避免意外。美军不得不用直升机将印军从仁川港直接空运至中立区内。几个月后，发生了一起印度监管军在镇压反共朝军战俘示威活动时开枪打死几名朝军战俘的事件。整个韩国简直要燃烧起来了。怒不可遏的韩军将领策划进兵中立区，要去把印军“就地缴械”。联合国军不敢大意急忙弹压。大批美军坦克紧急出动阻断了通往中立区的公路。美军还将大炮调转方向指向汉城，警告韩国当局不要轻举妄动。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将要被这支 “共匪尾巴”军监管，大家怎么能不担心?况且五个“中立国”另外四个在战俘们看起来也不中立。其中的波兰、捷克明明是斯大林的儿子国，叫“帮凶国”还差不多。怎么能算“中立国”?而瑞典和瑞士貌似中立，但当时也都和北京建交了。而那时候和北京建交的国家还不到20个。这种国家应该叫“亲共国”。战俘们将被关押在距离中朝大兵团部队只有数千米之遥的“印度村”里。由这样几个“中立国”监管，弟兄们的安全怎么可能有保证?许多志愿军战俘相信，“印度匪军”一定会在那120天的某一天与“共匪”军里应外合，把他们劫往北方。

　　他们急得火烧火燎，立刻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联军统帅部、蒋介石以及宗教领袖和各国媒体等等。恳切呼吁各方倾听他们的要求，立即并改变由印度监管他们的决定。他们在给蒋介石信中表达了比较激烈的情绪。比如 “我们的决心比钢铁还强，也不管所谓中立国实际是苏俄匪共帮凶的波兰、捷克与印度等来管理我们。但他们也永远遭受到我们坚决反对的，一定要请他们滚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营区内进行抗争，要求联军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不要把他们送往中立区。他们罢工并在营区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是联军监管当局明令禁止的行为，当局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在示威的第三天进行了镇压。联军先对一个营区发射数十枚催泪弹，紧接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营区制服战俘，没收并撕毁了旗帜标语。这次镇压没有造成伤亡。但其他营区战俘领导人看到联军真的动武了，就担心事态演变扩大反而对战俘们不利。因此主动放弃了抗争。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给战俘们回复了一封“慰勉”文告。蒋显然也担心战俘们的激烈抗争会造成局面失控而引发不利结局，就在“慰勉”中说“你们为了获致最后的自由，在这几个月过程中必须忍耐，必须与联合国军统帅部合作。” 这些话可以说起到了安定战俘情绪的作用。

　　满怀疑虑来到中立区

　　1953年9月8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开始被解往38度线上的中立区内，移交给印度军监管。这里双方大军对峙，剑拔弩张，一点星火都可能引发一场大厮杀。战俘心情紧张地来到这里。他们本来就不想见到印度监管军。没想到现场情景让他们更吃惊。他们不但见到了“红头阿三”兵，还见到了许多志愿军和人民军军官。这些昔日的“首长”们在印度军官陪同下指指点点有说有笑。这情形把一些志愿军战俘吓懵了。他们错以为“印度村”不但由印军管辖，还受中朝军队控制。这可如何是好?实际上现场也有联军人员，只是联军代表人数少得可怜，他们没注意到。联军方面依照协议只能派观察员进入中立区，名额比中朝方少得多。且他们通常乘坐大巴进入，只有一两名司机跟随行。而中朝方除了许多“解释代表”外，还有司机、翻译及其他和随行人员，阵容庞大。他们进入“印度村”时总是乘坐一长列苏式吉普车浩浩荡荡开进。每辆车上都插着中朝国旗。这个“印度村”里飘扬着鲜艳夺目的中朝国旗，处处可见身穿苏式军大衣的中朝方官员。恍若是一处中朝军队的基地。中朝军官威风十足，一边观察着入营的战俘，一边不停地和印军官员交谈着。一些中方记者则围着印军的登记桌，手里拿着本子不断抄抄写写，似乎与印军的战俘登记表在核对什么。这种情形让一些本来就疑虑重重的志愿军战俘更加相信来到印度村就是来到了虎口。于是抵抗着不肯进去。有几十个战俘从卡车上下来后不由自主团团抱在一起，死也不分开。这时另一些战俘过去劝解。印度士兵也过去疏导。印度兵态度很好，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一口一个“你好”，“朋友”去招呼他们。这些人最后放弃抗拒，顺从进行登记。

　　几天过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入营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增多，每个营区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反共气焰上升，盖过了中朝军队代表团的气势。先期入营的战俘们每天集结在营区铁丝网边上，用唱歌、鼓掌、喊口号等方式为刚来的战俘们鼓劲打气。受到激励的战俘们开始挑衅和攻击中朝方代表。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震耳欲聋。战俘手中的旗杆冷不防捅过来，石块也跟着飞了过来。中朝方代表不得不退却以策安全。但由于攻击行为十分激烈，他们就是退到多层铁丝网后仍然不安全。后在印军的劝告下，中朝代表团就放弃了现场观察。

　　弟兄们信赖的王队长居然是共匪特务!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在印度村里度过了120天。这期间里发生过不少事件。其中一件出乎大部分战俘们的意料之外，直到他们到了台湾后还无法置信。这就是第31营区的战俘领导人王旭的出逃。这事件险些引发“印度村”战俘营区失控暴乱。

　　王旭是中共在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区安插的特务。他的特务身份在当年志愿军解释代表之一，前志愿军139师政委贺明所著《一笔血淋淋的的权债 —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一书中得到了证实。王旭伪装反共姿态非常成功。他深得其他战俘的信任并被选为代理联队长。他会英语，与监管当局关系也很好。他出逃前没有任何异样。印军通知派人去领毯子。他如同往常一样叫了6个战俘就去了。但一去就没有回来。因为他们7人来到印军司令部后就要求遣返。印军立即将他们移送给志愿军。当天晚上，在乔冠华主持下，由王旭向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介绍了反共志愿军战俘组织系统、战俘思想状态等极有用的情报。

　　但是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没人知道他是“共谍”，也没人相信他会“投共”。大家信赖他，有如信赖自己的亲兄弟。当印军通知该联队说王旭等人主动申请遣返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印军的说法。人人坚信王队长是被印军绑架了。

　　愤怒、恐慌的情绪在营区里迅速蔓延升温。战俘们激动一夜商量着“救回王队长”对策。第二天一早，当印军进营集合点名时候他们绑架了少校格鲁瓦。然后要求印军用王旭来换格鲁瓦。印军随即包围了该营区。反共战俘们守在营区内用石块攻击印军，几名印军官兵被砸得鲜血四溅。印军士兵举起了枪，只等开火的命令。形势愈演愈烈，其他营区的战俘也开始不安起来。营区失控暴乱随时可能发生。

　　印度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将军赶到现场。他不顾部下阻拦决定亲自到营区内与反共战俘谈判。他进入营区后被愤怒的战俘们团团围住。棍棒菜刀等朝他们挥舞，有的卫兵躲闪不及被打中。现场气氛紧张至极点。托拉特稳住卫兵。并要求与营区头头见面。当战俘领导人来到时，托拉特抢先质问道：我们到这里来怎么连杯茶连根烟也没有?你们算哪路中国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礼仪之邦”国民傲视印军的战俘领导人意外地被“红头阿三”发现失礼，顿感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喝退左右，吩咐点烟沏茶，要先礼而后兵。愤怒火爆的情绪被成功截断。托拉特把握时机与战俘领导人展开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以诚挚尊重的态度渐渐取得了战俘领导的信任，平复了情绪。一个半小时后，托拉特带着格鲁瓦，在反共战俘的送行下走出营区。印方宣布危机结束。

　　但31营区的一些战俘还是不能相信深受弟兄们信赖的王队长会是 “匪谍”。甚至来到台湾后这些人还在发誓要为王队长报仇。从专业角度讲，这个王旭不愧是素质一流的共产党特工人员。

　　向战俘营派遣特务以争取控制权，是中朝方深思熟虑的安排。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因为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所以主持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方负责人应该是彭德怀。事实上却不是。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一书，李克农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51年7月起秘密进入朝鲜，在开城幕后主持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

　　众所周知李克农没有战争指挥经验。他只有特工谍报经历。毛泽东称李克农是“共产党的大特务”。毛泽东为什么点将“大特务”去主持停战谈判?联系到把战争拖延近两年的战俘遣返问题以及共产党组织在战俘营的活动情况，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

　　这说明中朝方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战俘遣返问题。中朝在停战谈判中的工作重点不在战争前沿而在敌后，也就是在战俘营中。这也说明中朝方决定以秘密工作手段来解决战俘遣返问题。那就是，大量派遣特务渗入战俘营区，伺机掌握营区控制权，进而控制战俘，尽一切可能把战俘带回国。

　　当中朝方在板门店谈判中强烈指控“美蒋特务”渗入战俘营“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同时，中朝方秘密工作系统正在李克农指挥下抓紧时间向联军战俘营派遣特工人员。

　　根据联合国军方面发表的资料，早在停战谈判之前，朝方就开始派遣特务以医务、文书，水电技术人员等身份到战俘营周围寻机接受联军的招聘。或以劳务、经商甚至卖淫等活动作掩护而滞留在战俘营周围。他们与战俘营内共产党组织联络并转运物资。而为了直接渗入战俘营区，中朝方则派遣特工以投降方式进入战俘营内。依照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高军阶的战俘可以管理本国低军阶的战俘。中朝方希望借助这条规定取得战俘营区的领导权，因此曾派遣高阶军官主动向联军投降，同时让他在投降时申明自己的高军阶。绑架联军战俘营司令官杜德的朝军76号战俘营的领导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朝共取得的。该营区的前台领导人，原朝鲜人民军某师参谋长李学九，就是主动向联军投降的。有趣的是，当他来到美军阵地时，美军哨兵居然在睡觉。无奈之下，李学九只好把哨兵叫醒，方才完成了投降任务。

　　李克农进入朝鲜后不久，共产党秘密组织在联军战俘营中活跃起来。中共组织不但成功地将数千战俘控制在自己手中，还积极地向反共志愿军战俘的阵营渗透。有些受命的特务人员以“坚定反共义士”形象出现。积极参加滴血染旗、刺字纹身等活动以取得反共战俘们的信任。王旭就是其中一个成功者。他们在反共阵营内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并展开秘密活动。用各种手段分化战俘，争夺控制权。1951年秋天起，联军战俘营中骚动、斗殴和凶杀事件剧增，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次年5月劫持战俘营司令官杜德的事件达到了高潮。

　　反共志愿军战俘唯恐“匪谍”渗透

　　杜德事件给了联合国军当局沉重的教训。他们意识到中朝方已经把战斗向战俘营延伸了。他们必须应对。联合国军当局采取措施以切断战俘营与共产党后方的联系。他们把战俘营从巨济岛迁移到更偏远的济州岛上去。同时把新到的战俘单独关押，使他们无法和原先的战俘进行联络。这样的措施发挥了一些作用，战俘营内秩序逐渐安定下来。

　　对于反共志愿军战俘来说，潜伏在他们内部“匪谍”更是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曾经秘密杀害过他们认为是“匪谍”的战俘。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采取排挤的方法。即把在营中散布亲共言论的战俘检举给联军监管当局，由监管当局把这些人转往亲共的战俘营。亲共志愿军战俘的主要领导人原先都混杂在反共战俘营内。后来也都陆续遭到检举而被迫离开。他们组成了亲共的602战俘营。李克农派遣的特工其实防不胜防。疲于应对之下，反共志愿军战俘们的措施有时达到了“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的地步。在济州岛上，曾有80多名志愿军战俘遭到检举。但这些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分子。当联军监管当局要带领他们去亲共战俘营时，他们死也不去。而反共战俘营这边又不准他们回来，声称如果他们回来的话人身安全就没有保障。联军监管当局无计可施，只好单独为这80多人另建一个营区。

　　反共志愿军战俘对“匪谍”始终高度防范。来到中立区的“印度村”后也没有丝毫放松。这心态在战俘胡广田1953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就有所反映：

　　“下午突传来惊人的消息。是过去曾在七二联队的一个叛徒，已在红色联队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军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营区)。照理我们应该欢迎他的。但是我们细心研究，此人还是留不得，恐日后破坏我们全体的团结。因为他已经过赤色份子的熏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虽然告诉我们他在红色联队里的凄惨情形，但是我们全体对他发生很大的怀疑。说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谍份子，在危急之秋，进行破坏工作。所以一致请求印军少校将此一人送回原处，本康旁坚决拒绝予以接收。这位印军少校立即采纳我们的意见，将此一人立即带走，大家才安下心来。”

　　紧张不安的最后一夜

　　“印度村”里，反共志愿军战俘们紧张不安地度过每一天。有几位战俘付出了生命代价。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离开印军监管区前往联合国军防区前夕，这种紧张不安的心情都没有减轻。实际上，当最后这一天来临时战俘们反而变得异常紧张。因为他们觉得这最后一刻也是最危险的一刻。或者印军会出卖他们，或者对面的中朝军队会打过来。谁都没法知道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在离开印度村的前一夜，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几乎都没有睡觉。对面志愿军的广播站也是彻夜不停地向他们召唤着：回来吧，请把握最后的时机，转向北方，回归祖国，奔向自由幸福。但战俘们只求尽快离开它，越远越好。他们早早就起身打点行装。把不用的东西都堆到空地上点火焚烧。大概希望亮光能给他们多一分安全感。1954年1月20日凌晨6点，印军打开大门。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冲出大门向联军阵地急行而去。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队列，但步伐却十分急促。有些照片上记录下了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走的慌张情形。直到他们看见了联军为他们搭建起来的“自由之门”，听到美军军乐队的欢迎乐曲的时候，那攫紧他们心头几十个月的焦虑恐惧的心情，才最终获得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