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国庆节都会出现这样阴阳怪气的言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新中国只成立了几十年，所以不能说“十月一日是祖国的生日”。那么今天我就来系统的反驳一下这一观点。证明为什么“十月一日就是祖国的生日”。

十月一日的意义是什么？每年这时候我都会说一遍。主要还是因为每年国庆节都会出现这样阴阳怪气的言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新中国只成立了几十年，所以不能说“十月一日是祖国的生日”。那么今天我就来系统的反驳一下这一观点。证明为什么“十月一日就是祖国的生日”。

当前对于历史上“中国”国家概念的研究，一大主流方向用的是“想象共同体”这一理论。“想象共同体”这个理论最早是西方学者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它可以解答我国历史上关于国家观点的许多问题。意思是国家这概念，是古代精英阶层——尤其是有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共同想象构建出来的。

例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治国”指的是诸侯国，肯定不能用来等同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而“天下”，从地理意义和政权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中国。但是古人彼时并不会意识到什么“中国”什么“国家”，而他们话语中的“天下”，就是一种想象共同体。

爱国主义是一种“大共同体意识”，而这一种意识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就在几十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我们的乡村教师进农村教书，教给小孩子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国人？然而就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天经地义的问题，但在落后的农村中，这个问题能难住很多学龄前的孩子。

爱国情怀这样的“大共同体意识”不是天生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关于“国家”的概念、承认国家的存在，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郝若贝这样来解释中国国家概念的塑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具体可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同样是用“想象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封建时代的老农民，他一定知道里正、保长、县太爷、皇帝，但你要问他什么是“国家”，绝对是一头雾水。中国底层人民基本的民族观念、家国观念，往往只有在外族入侵、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会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残酷但很真实的问题。

曾经的“祖国”，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曾经的国家属于皇室贵族、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地主乡绅；到后来又属于外国老爷、官僚资本。唯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危亡之际。唯有这时候底层人民才可能建立起“想象共同体”的意识，但是促使他们建立这种意识的不是来自国家的文明之光，而是异族的屠刀——不反抗，便是刀下亡魂或是猪狗一般的奴隶。也是基于此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

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其门生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为之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门生答道：“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听后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梁启超不是睁着眼说瞎话的文化人，他知道自古以来知识和文化不过是少数精英们的特权。文化特权是与经济特权、政治特权绑定三位一体的，所以那些老爷们不在乎八股文有多么拗口，不在乎繁体字有多么不利于扫盲——这样反而更能让他们与“泥腿子”们区分来。

只有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文明建设、没收官僚资本、收回租界和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普及识字消灭文盲、取缔烟馆妓院赌场、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病，再到后来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现代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

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确实如此；但在中国共产党普及义务教育、广泛消灭文盲之后，这个“想象共同体”才深入到每个人心中。我们说十月一日是祖国的生日，没有毛病。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意识中“祖国”的诞生，就是来源于那一天。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呢？因为他“伐无道，诛暴元”“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层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义，而且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和“天下”的利益。

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

以合法性而论，新中国毫无疑问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纵观全世界与之比拟的国家也并不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自古得国之正”——因为他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生活在和平繁荣年代的年轻人，往往体会到“三座大山”意味着什么，我们引用一些史料来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性侵丑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特别电令解放军部队要穿过东交民巷。因为东交民巷在旧社会是属于外国老爷们的“特权区域”，外国人派兵驻守，中国军警无权进入，中国人更不能入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要证明：旧时代结束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光明正大从我们自己领土上走过。用毛主席的话讲：“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入南京城，屠杀我军民同胞三十余万人。1951年1月4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装备精良的美军，占领汉城。从我们的首都被屠城，到占领敌国的首都，仅过去了短短不到十四年。

听闻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捷报，一位百岁老人用颤巍的双手写下一首诗：

师入三韩大有声，海东形势一番更。

美军屡败终难振，华裔方兴孰敢轻？

这位老人是萨镇冰，北洋水师的舰长，亲历过甲午海战，目睹过山河破碎、主权沦丧。还曾记得，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在朝鲜一溃千里，汉城更是不战而走。到如今国人又在汉城扬眉吐气，仿佛走过了一个民族兴衰的轮回，这种感触恐怕没有人比萨老将军更深了。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遗老遗少人心惶惶，觉得共产党必败、美军打进北京城就是分分钟的事，怕共产党败退之前把他们全杀了泄愤。结果看非但美国人没打过来，战线还不断往那边推，于是这些人就开始纷纷献殷勤，溥仪也献出了自己私藏多年的“宝贝”：

“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北京城很多街巷胡同里，甚至有清朝时期的垃圾，故宫西北的垃圾甚至有几米高。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修下水道，搞爱国卫生运动，堆积百年的垃圾在北京全城消失了。北京城清爽了，更宝贵的是，人民在清污扫浊的日子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

清朝时候攒下来的垃圾，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理，而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攒了百余年的垃圾在几个月内被清理干净。这件事情也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啊，不只是这些“垃圾”，还有更多的“垃圾”也一扫而净——比如黑社会、烟馆、妓院、赌场等“垃圾”也被一同清理，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葛优饰演的戏霸袁四爷，清朝的时候他作威作福，民国的时候他作威作福，日本人来了他还作威作福。看他的名字“袁世卿”——世代公卿、永为贵胄。唯有人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好日子才到了头。

这段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在群众的支持下，黑恶势力代表“天桥四霸”被一举打掉。对横行一方，欺压民众，让人人为之侧目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等恶势力，各地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打击，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而他在一年前也说过“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于是乎这两句话变成了著名的“赶英超美”，一直以来被当做自不量力而被嘲笑的典范。晚年毛泽东依然心心念着国家钢产量的问题，一次大病之后，毛泽东说：“我刚才去见马克思了，但是马克思说你们国家的钢产量还没超过英国，你还不能死，于是我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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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人会去留意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口号的本意是“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五十年超过美国”——15年后的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产量2522万吨，“赶英”目标基本完成；等到了“超美”口号提出五十年后的2007年，中国钢产量已经接近5亿吨，是美国的5倍有余。

只是我们已经不会去在意这个数字了，就像我们不会再去在意农田水利建设、血吸虫病、文盲问题、肺结核和鼠疫、大国的核威胁等等————在你们的时代中能够坦然忘却的，却是我们时代所最心心念的，这恐怕是能给革命者为数不多的慰藉吧。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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