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3年的平安夜，一场激斗爆发在工会工人和密歇根州北部矿业巨头之间，并在逾70名工会支持者及他们子女的惨死中走向高潮。这场1913大屠杀对当地的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并永远改变了密歇根州上半岛。然而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大众遗忘。
1913年，密歇根州卡卢米特，铜县矿工的孩子们为支持罢工而游行。 (Wystan / Flickr)
当人们谈起美国劳工史及其相关问题时，并不会首先想到密歇根洲上半岛及居住在此的芬兰移民（他们的后裔仍在当地居民里占多数）。
“上半岛”在民族国家想象（national imagination）中处于边缘。它被夹在三大湖之间，包含了该州三分之一的土地，却仅有该州3%的人口。它最大的城市马凯特（Marquette）只有两万名居民。
有时候制图师会错误地把这个半岛标为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甚至完全把它从地图上忽略掉。
上半岛是铁锈带1中比较糟糕的地区之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矿业和制造业衰落以来，上半岛一直在尽力为居民提供体面的工作。目前其主要产业为旅游业与木材业，而南部更多工作机会的诱惑，使得许多年轻人离开该地区。正如美国大多数乡村地区一样，上半岛人也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在2016与2020年大选，15个县中有14个支持特朗普。
[编辑注1]“铁锈带”是指美国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包括纽约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艾奥瓦州东部、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等地区，其中，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三大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
然而这里并非向来如此。百年前，上半岛是一个左派活跃分子的根据地，他们扎根于以这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移民社区。在苏必利尔湖的基威诺半岛（被称为“铜矿之乡”）周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等组织出版报纸，经营合作社与会议厅，并与那些竭力维持对矿区、对矿区工人的控制的强大利益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
早已在劳工历史学家的小圈子里被遗忘的是，社会主义在上半岛的衰落与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件后来借由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民谣《1913大屠杀》（1913 Massacre）被永远铭记：1913年所谓的 “意大利厅灾难”。时值平安夜，密歇根州卡拉麦特市为罢工工人及其家人举行的庆祝活动以夺命的踩踏事件告终。
历史学家Gary Kaunonen和Aaron Goings曾将这一事件描述为“美国劳工史上一个特别暴力时期的恐怖感叹号”——它值得被铭记，既因雇主在破坏劳工运动中表现出的野蛮残酷，也因劳动群众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英勇无畏。
1.
铜乡的企业生活区
1841年，基威诺半岛上发现了世界最大的纯铜矿床后，该地区的矿业就此扎根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兴起，与该地区的采矿业密不可分。名副其实的地表金属矿引发了采矿热潮，到1840年后期，密歇根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铜产地——随着电气在美国企业与家庭的迅速应用，铜的需求量也很高。
基威诺半岛的地图
对在上半岛购置土地的资本家来说，赚钱很容易，但前提是他们能将金属从地里挖出来。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铜乡既没有定居人口，也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可言。那里尚无法通过火车到达，长达六个月的冬季带来极寒和严重的暴风雪，居民会被困住很长时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像Calumet和Hecla矿业公司这样的大型矿业集团派出招聘人员来雇用那些不清楚上半岛的恶劣条件，并愿意接受低于当地行业工资的欧洲移民。最初的一批包含了来自康沃尔侨民的熟练矿工，随着英格兰矿业的衰落与工作机会的减少，他们离开了家乡。之后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和“奥地利人”——来自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
随着多种族的工人阶级将铜乡分离而松散的定居点变成了一个60英里长的，由北部的铜港延伸到南部的南岭和查瑟尔的小城市群，从1850年到1900年，上半岛的人口每十年翻一番。
矿业公司相信已婚男子是更可靠的工人，因此建造了单户住宅、医院、图书馆、剧院、学校和由公司运营的各种商店来吸引家庭定居于此。类似于Hancock、 Ahmeek和Calumet的社区是典型的企业生活区，由建立它们的资本家所有和经营。地方政府，新闻业和警察也受矿业公司控制。
管理者将其描述为一种互惠互利的安排，但对工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大部分工资将以房租和商品购买的形式返还给公司。企业生活区也在阶级斗争中给资本带来了决定性优势，因为制造麻烦的工人可以被逐出家门并被列入行业黑名单。
2.
民族团结与产业联盟
采矿一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铜乡也是如此。工人在地下工作十一到十二个小时，每天的收入不过两美元；而像Calumet 和Hecla的矿主James MacNaughton则拿着十二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万美元）。由于矿井是在坚硬的岩石中挖掘的，因此很少发生塌方事故，但被千斤重的巨石压碎是相当常见的事情，触电或者被有轨电车撞到也是如此。
1911年，六十名矿工在岗位上身亡——平均每周超过一名。
卫生条件只有中世纪水平，照明和通风情况糟糕，甚至完全不存在，最干净的矿井也只是为工人提供可排便的水桶。有一次，当联邦督察询问Copper Range公司的矿场卫生条件时，公司答复说：“除了要求不定期清理以外，没有任何卫生规章。”
地理上的孤立和公司的恐吓相结合，可能使铜乡的工会组织处于不利地位，但阶级斗争从未远离过密歇根北部的矿业区。最早的劳工运动之一发生在1872年，据称是国际劳工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发起的。1895年夏天，在铜乡以东的马凯特铁矿区爆发了一次大罢工，生产停摆超过两个月。
矿主最终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并提高工资以结束罢工，但拒绝承认工会——这一关键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引发了多次冲突。
在没有工会养老金作保障的情况下，大多数铜乡工人依靠基于共同语言和种族的互助会。这些组织为失业工人和寡妇提供经济支持，并为经济困难家庭提供场所来享受珍贵的休息时间，进行跳舞、演讲等活动。对漂泊在没有社会福利、劳工运动薄弱的国家的移民来说，这些协会是他们在作为美国工人阶级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中的唯一依靠。
德国和瑞典移民在1860年代初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协会。几十年后来自南欧的移民纷纷效仿，成立了诸如意大利互助协会（Società Italiana di Mutua Beneficenza）等组织。该组织将其总部卡尔梅特的意大利厅租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合会（South Slav Socialist Federation）的地方分会及其周报《克罗地亚工人》（Hrvatski Radnik）。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卡尔梅特南部十英里的汉考克的《工人》Työmies出版公司，该公司出版了芬兰语日报《工人》（Työmies） 与英语报纸《工资奴隶》（Wage Slave）。
芬兰人从1880年代开始成群结队地向上半岛迁移，并在1900年代初成为那里最大的移民群体。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20世纪初的美国没有哪个移民团体能有芬兰人那样高比例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芬兰人被上半岛的右翼报纸调侃为“红色芬兰人”（Red Finns）和“森林野蛮人”（jack pine savages，原意为长时间呆在丛林中的伐木工人，看起来像野蛮人，jack pine是一种美国东北部的松树）。他们的合作商店和会议厅，如汉考克的Kansankoti大厅(Työmies出版公司总部所在地)，是各族工人的组织中心。
尽管在矿山中工作的大部分是新移民，但技术岗和管理岗几乎都由德国人和康沃尔人担任。管理者利用这种层级结构的优势，使第二、三代移民与新移民抗衡，并将劳工运动导致的动荡归咎于被邪恶的工会组织者所操纵的没有判断力的外来者。
尽管语言和文化上存在差异，铜乡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多种语言进行组织并在工会活动中团结工人来弥合这些分歧。例如，1913年六月在卡尔梅特矿工工会的一次会议中，超过两千名工人参会，并使用了英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和匈牙利语的演讲。
西部矿工联合会自1908年开始迁入上半岛，其组织者包括一些以John Välimäki和Helmer Mikko等为代表的芬兰人，也包括像Teofilo Petriella这样的人〔他在卡尔梅特编辑一份意大利语社会主义报纸《哨兵》（La Sentinella）〕，以及被当地工会支持者称为“美国的圣女贞德”的斯洛文尼亚国家福利协会（Slovene National Benefit Society）主席安娜·克莱门兹2。
[编辑注2]“大安妮”安娜·克莱门兹系美国劳工活动家。她出生于密歇根州卡卢梅特，父亲是一名受雇于Calumet和Hecla矿业公司的矿工，母亲是一名家庭工人。由于她6英尺2英寸（1米88）的身高，克莱门克通常被称人们为“大安妮”。
3.
成立工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WFM）成立于1893年，在科罗拉多、蒙大拿、犹他州矿区为争取对工会的承认进行了一系列艰苦斗争。这些斗争是全美范围内更广泛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也影响了铜乡的工人，在那里芬兰社会主义联合会和其他左翼组织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尽管那里的矿场仍然没有获得雇主承认的工会，但铜乡的其他工人越来越多地开展组织活动并赢得胜利。
受到在西部斗争胜利的鼓舞，以及相信铜乡的矿工们将会被统一的有组织罢工所吸引，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在1912年开始在铜乡着手准备。他们明确了铜乡工人四项主要的不满：低工资、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新的单人钻井的引入（这会威胁矿工的生命安全并减少工作机会）以及最重要的——雇主拒绝承认工会。
劳工游行集会持续了整个1913年春季。6月10日，《工人》（Työmies） 报道了来自Calumet和Hecla矿场的三千名“工资奴隶”的集会。而两天前，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由卡尔梅特矿工工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中穿过市中心。
附近的Quincy矿场总经理Charles Lawton在6月18日写道：“我们很多最优秀的员工都加入了西部矿工联合会，有时候甚至与社会主义者一起参会并听取他们的讲话。”两周后，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我仍然非常关注当前的劳工状况……现在这些芬兰雇员的脾气空前糟糕，几乎使人无法忍受。”据称，他的同事MacNaughton发誓说“在C&H承认工会之前，街上将长出杂草来（grass will grow in the streets，意指经济将会崩溃）”。
晚些时候，西部矿工联合会发布了最后通牒：要求承认工会并就他们的诉求进行公开谈判，否则将无限期停工。据称，Lawton未打开信件就将其退回。7月23日，西部矿工联合会号召在铜乡进行罢工。据当时的政府报告描述，数百名罢工者手持木棍，石块和金属管，威胁试图进入矿场的工人。到该月底，《工人》（Työmies） 报告称有18,460名矿工进行罢工——两倍于该地区的工会会员人数。
一般认为，在罢工的最初几周，罢工对铜乡的矿工来说是令人振奋的。工人几乎每天都穿城而过地游行来争取支持与鼓舞士气。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分部举办野餐与集会来为罢工基金筹款，同时全国各地的工会也纷纷发来声援消息和捐款。
美国劳工运动的头面人物前来访问并表示支持。被称为“矿工的天使”的琼斯妈妈在8月初卡尔梅特的一场群众集会上勉励罢工者：“硬气点，孩子们，这样才能打击矿主们的嚣张气焰。”西部矿工联合会主席Charles Moyer，以及著名的劳工活动家Ella Reeve Bloor都来到了铜乡，后者对平安夜大屠杀的报道在后来启发了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民谣。
人们的乐观情绪在歌曲《联合会的召唤》（The Federation Call）中被记录下来。这首歌由当地工人John Sullivan为这场运动而写，发表在工会报纸《矿工通讯》（Miners Bulletin）上。
The Copper Country union men are out upon a strike,
铜乡的工会成员在罢工
Resisting corporation rule which robs us of our rights.
抵制剥夺我们权力的公司规定
The victory is all but won in this noble fight
这场崇高的战斗大获全胜
For recognition of the union.
为了承认工会！
Hurrah, hurrah for the Copper Country strike
乌拉，铜乡罢工万岁
Hurrah, hurrah our cause is just and right.
乌拉，我们正确的事业万岁
Freedom from oppression is our motto in this fight
去除压迫是我们斗争的座右铭
For recognition of the union.
为了承认工会！
4.
大屠杀
与矿工们的期望相反，真正的胜利距离1913年夏天的“胜利”还很遥远。公司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边用暴力恐吓罢工工人，一边等待严酷的基威诺冬天打破他们的意志。在数周之内，矿主们说服了州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
尽管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但这些被芬兰报纸称为“密歇根哥萨克人”的人破坏罢工会议并骚扰纠察队员。当这些还不够时，老板们就从像Berghoff和Waddell侦探社这类从事工会破坏的公司招募“枪猎狗”（gun hounds）来监视工人。随着罢工的进行，他们还突袭工会办公室并攻击甚至杀死罢工者。
尽管资本家拥有军队并从芝加哥和纽约雇佣枪手，劳工在团结的社区中也同等地拥有强有力的武器。“大安妮”于1913年9月创立了西部矿工联合会妇女志愿队的卡尔梅特分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并在工贼进入矿场时骚扰他们。克莱门兹本人在罢工过程中被逮捕了三次，与其他数十名被称作“扫帚旅”的女性一起，经常用扫帚和其他生活用品骚扰破坏罢工者与警察。
然而，随着冬天临近，罢工基金开始减少，罢工者的热情开始回落。针对这种情况，西部矿工联合会设立了一系列的“工会商店”通过优惠方式销售基本食物，并开始组织舞会和其他室内娱乐活动。双方的战线都在变得强硬：工会拒绝后退，而矿主的战术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将当地商人中的工会反对者武装成为“公民联盟”，其反劳工集会和出版物越来越具有暴力色彩。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妇女志愿队决定在1913年12月24日为罢工者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组织一次圣诞派对。礼物由全国各地的组织者捐赠，并将在意大利厅的庆祝活动中分发。意大利厅是卡尔梅特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长久以来就是公民同盟的眼中钉。
经过五个月的艰苦罢工，这个派对虽然简单但却是一个受欢迎的放松机会，许多人仍然认为他们能够赢得这场劳工斗争。然而，这晚却是他们长期失败的开始。
这次派对相当盛大，当时的报道称有超过500多人参加。大安妮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在主舞台上和孩子们讲故事。一些家长放下孩子去一楼的吧台喝一杯，另一些人加入了圣诞节庆祝活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将永远无法被知晓。据大多数目击者称，一个戴着公民同盟徽章的人在傍晚走进聚会并在溜走前几次大喊“着火了！”在随后的几分钟中，几百名客人冲向通往出口的狭窄楼梯间3。据称，有身份不明的人在楼梯上放置物体以阻碍通行。另外也有人声称警察和公民联盟的成员站在楼外并关闭了正门。
[编辑注3]大约 500 名儿童和 175 名父母在二楼大厅出席听到“着火了”的声音，这直接导致了在后来被称为意大利厅灾难的主楼梯踩踏事件。
惊慌失措的宾客互相绊倒，摔倒的人在楼梯间中横七竖八地堆积、翻滚，尸体越来越多。当混乱最终平静下来，救援人员一一搬出尸体，超过75人死亡，其中包括59名儿童。但并没有什么火灾。
5.
劫后余波
尽管现在这场大屠杀往往被描述为“灾难”或“悲剧”，对铜乡的左派人士而言，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旨在破坏罢工的袭击。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支持了这一观点。
西部矿工联合会主席查尔斯·莫耶（Charles Moyer）试图在这个情势下坚持领导，将大屠杀归咎于公民联盟，并尽力重振工会工人。几乎就像是计划的一部分一样，两天后，当莫耶与矿业公司的律师进行谈判时，一个愤怒的暴徒4闯进房间，开枪把他打得奄奄一息，并将他扔到了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驱逐出铜乡。
[编辑注4]“愤怒的暴徒”是一位在“救济委员会”任职的公民联盟成员，这个“救济委员会”由联盟成员组成，他们筹集了 25,000 美元，用于援助受灾家庭。但是遇难者家属不愿接受委员会的钱，并称西部矿工联合会已承诺向他们提供援助。《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救济委员会任职的联盟成员了解到莫耶禁止他们接受资金——“西部矿工联合会将埋葬自己的死者……美国劳工运动将照顾死者的亲属。我们不会接受这些不久前还谴责死者们为不良公民的人的任何援助”——因此招致了报复。
12月26日，《工人》（Työmies）用标题《83人被谋杀！》报道了意大利厅中发生的惨剧。接下来的几天中，《矿工通讯》（Miners Bulletin）和其他支持工会的报纸呼应了这一观点，发布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称公民联盟的人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引发恐慌并阻止旁观者介入。
在发表注有个人姓名并担保真实性的证词后，《工人》（Työmies）的编辑和几名工作人员于12月27日因煽动叛乱而被判入狱。当局并没有调查显然是灾难背后推手的侦探公司与罢工破坏者，相反地，他们急于利用这次骚动肃清麻烦的工会，将镇上所有的麻烦归咎于工会。
对这场灾难的官方调查乏善可陈。当地检察官无视许多表示灾难与公司有牵连的目击者证词，相反地，他们提出这场灾难是由孩子们自己造成的。
尽管没有人可以否认有人大喊“着火了！”，据推测这是楼下酒吧的醉汉所为，而并非公民联盟的成员。1914年初的一项联邦调查记录了许多工会同情者的证言，并搜寻了大喊“着火了”的男子好几个月，但没有人被逮捕。
6.
一个时代的落幕
据说，12月28日为遇难者举行的葬礼游行非常感人。尽管非常遗憾，由西部矿工联合会制作的关于那日的影片已经遗失，从留存的报道中我们仍可以得知当天有超过5000人参与了游行，最多有20000人加入，包括上半岛各地的数百名矿工。
整个活动由工会资助，公民联盟和其他反劳工组织被明令禁止捐款。这场由灾难性悲剧引发的悲伤的集会，很可能是铜乡历史上最大的有组织劳工集会。
铜乡的罢工又持续了几个月，但现在雇主开始占据上风。大安妮在一月时病了，当她康复后，她与埃拉·里夫·布鲁尔( Ella Reeve Bloor ) 举行了一次全国巡回演说，这使得铜乡罢工失去了两名最有才华的煽动者。莫耶受到死亡威胁，禁止他回到基威诺，于是也离开了。
到一月，已经有八千名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随着冬天离开，春天到来，显然罢工者无法再坚持了。矿业公司向还在犹豫的工人提议，提供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和更高的薪酬，只要他们放弃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资格。最终，在4月14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返回工作岗位，从而结束了罢工，铜乡工人们没能赢得矿业公司对工会的承认。
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安夜的精神创伤加上如此惨烈的挫败太难承受了。这之后的逃离并没有统计记载，但数百个家庭在1914年之后离开了这一地区，在中西部制造业中心寻求具有更高薪酬和更温和气候的地区。《工人》（Työmies）出版公司迁至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继续作为美国共产党的芬兰语出版物。大安妮搬到了芝加哥，过着远离工人组织的平静生活。
视线回到铜乡，诸如公民联盟和新成立的反社会主义联盟之类的组织巩固了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控制，同时数十年间，平安夜事件在公众记忆中被渐渐淡忘。
1984年，意大利厅被拆毁——表面上是因为翻新过于昂贵，但也有人声称这是一项政治活动，企图抹去对该乡镇历史上那场残酷事件的记忆。
今天，所剩下的只有建筑门口的拱门和AFL-CIO捐赠的匾，上面刻着琼斯妈妈的话：“为死者哀，为生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