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为什么中美两国律师的道义形象和社会作用完全相反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是这行业没有好人，随便杀掉都不会冤枉。今天这句话最适合于中国律师。这次张家慧案件行贿名单中律师占了一半，如果抛去那些案件之外的行贿，单就案件行贿来说，行贿律师会有多少虽然无法统计，但是至少会远远——注意是远远——超过一半，这就把律师变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邪恶的代名词。虽然如同“资本家中也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一样，律师中也有好人，但是就整体来讲，律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堕落的行业，此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行业像律师行业这样堕落。

　　这是中国律师个人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律师是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专门法律人才，他们比其他所有行业的人都更有法律意识，而不应该把行贿犯罪当作主要工作内容。可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心目中，律师全都变成了行贿犯罪和道德堕落的代名词，特别是在道德层面上律师完全变成了反面人物。在这方面中国律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的同行相比，道德形象正好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竞选时最喜欢炫耀的经历就是干过律师，西方老百姓都认为干过律师的人值得信任，往往会把选票投给这些人。可是为什么中国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却相反呢?这与律师的个人品质无关，而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司法设计造成的。是中国司法系统的制度设计把律师强制变成了“职业行贿人”，不行贿他和他的当事人就会双双得不到公正待遇。

　　首先，就制度设计来讲，中国判决有罪无罪是法官说了算，如同千百年来一样是法官一锤定音，只要贿赂法官成功，律师就一定能打赢官司。由于双方律师都不知道对方律师会不会靠贿赂法官赢得官司，所以便都不敢不去贿赂法官。哪怕是品行再好的律师只要对当事人负责，也只能去贿赂法官。由于不是一次两次偶然这样做，而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干这种罪恶勾当，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种罪恶，逐渐变成了邪恶之人。一个好人几天不见变坏了，一查准保是干了律师。而美国是由公民陪审团判决有罪无罪，法官没有任何权利，只是和原告被告一样被动等待陪审团有罪无罪的判决结果。这就是美国把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陪审团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大众政治制度的司法改革，是美国吸收大众政治文明的改革成果。

　　公民陪审团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公民陪审团成员由身份证临时抽签产生，即便是律师想贿赂也不知道去找谁，并且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或律师与陪审团成员有接触，立刻宣布败诉并且永远不得上诉。这就使律师即便是知道了陪审员是谁也不敢去找，因为陪审团有一大群人，只要有一个不能买通，那就将立刻败诉并且身败名裂，被列入社会黑名单而很难再进入任何行业。二是由身份证抽签产生的公民陪审团完全是一群法盲，根本不懂法律，而只是根据社会道德来判定有罪无罪，这就实现了道德和法律的统一性，避免两者发生冲突，把法律变成作恶的工具。可见当今中国必须立刻放弃“法律不讲道德”这个罪恶的口号。由于公民陪审团是根据道德判决有罪无罪，这就把法庭辩论变成了道德和道义的争论，迫使律师必须占领道义制高点，用道德和道义来说服公民陪审团。由于律师天天在法庭上讲道德崇尚道德，久而久之也就真的变成了讲道德的人，由此获得了社会的道德认可。

　　其次，就律师制度本身来讲，中国是花钱聘请律师，有钱就有律师，没钱就没律师，谁花大价钱，谁就有好律师。结果就把律师变成了旧中国的师爷和狗腿子，律师和猛犬一样主人让咬谁就咬谁，根本不管天道正义，律师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变了。而美国律师收入已经改革为从最后赔偿金额中分成，这个改革一下子就把律师的贫富立场给颠倒过来了，一下子都站到了穷人立场上，并且越是优秀律师越是想替穷人状告富人，因为可以瞬间名利双收。美国通用汽车案，律师团替一家老百姓状告通用公司，结果仅律师费分成就超过20亿美元，一夜暴富，名扬天下，还落得一个捍卫穷人的美名，让所有律师都羡慕得眼珠子淌血。可是如果替富人告穷人，赢了也没什么分成，还会背上一个欺负穷人的恶名，哪个律师会干这种傻事?这种律师制度把律师变成了对富人虎视眈眈的一群饿狼，随时准备要把富人撕得粉碎，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和所有人一样，品质好坏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是游戏规则设计的结果。中国律师是司法系统错误设计的结果，而不是律师污染了司法系统。律师原本就是按照“职业行贿人”设计的，职能就是充当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换器，把官员的权力变成金钱，把老板的金钱变成权力，变换的方法就是行贿，行贿是律师履行职责的主要内容。将来一旦建立了大众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社会不再有权钱交换的需要了，律师这个行业也就消失了。可见，毛主席创建的大众政治文明，是解决司法腐败和律师腐败的根本途径，美国仅仅是吸收了其中那么一点儿因素，就在司法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国前头。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再不醒悟，前途将十分堪忧。

　　21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