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机会”背后隐含著一桩看不见的交易，即人民不公开批评党，不向党要求政治权利，党的责任则是增加人民物质财富。（汤森路透）

一九九五年初，我来到北京担任记者一职，开始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已经退休，并且据报有病在身，但不论是对学者、商人，还是共干、平民百姓来说，他始终还是众人的谈资。多年前他早就辞去最后一项正式职位，不再担任军队的头头，只保留了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职衔。他一直很爱打桥牌。他虽然身体状况岌岌可危，但是他对党高层人事安排、经济政策之拟定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仍然经常热烈议论。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从纽约飞抵北京，一头鑽进了北京夜晚那乾燥冷冽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