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先生，别再对中国“放狠话”了

既然每个政府都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美国应该选择一种高姿态，寻找缓解对峙的办法，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中国最近的行为。

一条出路是扭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不留退路的措施，例如终止学术交流、驱逐中国记者和关闭领事馆。

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试图细化其对华政策。总统在就职后不久说，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而不是冲突。上周在东京，布林肯在其首次出国访问中说，“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敌对的方面，有竞争的方面，有合作的方面。”

但迄今为止，政府的行动很大程度上还是遵循着特朗普的做法。

上周早些时候，华盛顿对24名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镇压香港的政治自由。然而这些官员执行的命令是中国共产党集体下达的。他们几乎肯定没有外国资产，至少没有重大资产。他们不是在瑞士藏匿数百万财富的俄罗斯式贪官污吏；他们只是官僚。对他们制裁也许能让新政府免受对中国软弱的指责，但是完全不会改变北京的行为。

布林肯在本月初将台湾称为“国家”，这将取悦那些认为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民主政体的人。但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宣称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历届政府都承认这一点，并且会想办法避开“国家”之类容易惹麻烦的措辞。特朗普政府离任前反转了这一两党政策，指示官员在提及台湾时使用这一措辞，而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步其后尘。

迄今为止，拜登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有效尝试就是重新激发美国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承诺。在上周举行的虚拟峰会上，拜登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强调，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抗衡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强横的姿态。

但这基本上没有解决所有主要的双边问题，包括：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施加的贸易制裁；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如何处理对台武器销售；或如何处理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巨头——它们向西方国家提供价格便宜的技术，但可能是中国情报机构的特洛伊木马。

拜登2月宣布对美国的对华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全面审查，此刻华盛顿似乎是在等待这一审查的结果。这种谨慎是一个错误。

我们需要的是即刻采取一些不需太大投入的措施，以扭转两国关系的下滑趋势。

第一，拜登政府应提出在中国重启和平队(Peace Corps)和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计划，这是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了解该国的两种主要方式。特朗普政府取消了两者，作为孤立中国的举措的一部分。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除了损害了美国培养新一代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之外没有任何成果。

第二，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应停止诋毁中国的孔子学院，称其为邪恶的宣传机器。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中心，就像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试图为自己国家树立良好形象。美国大学应阻止孔子学院提供认证课程——任何大学都不应允许外国政府设置课程表——但这些中心应能够像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s)或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s)那样在校外运作。

第三，拜登政府应允许特朗普政府去年驱逐的一些中国记者回到美国——前提是北京也要同意再次让美国新闻机构认可的新闻工作者回到中国，并承诺不骚扰他们。

特朗普政府的措施破坏了美国了解中国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仍然有许多记者和外交官，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

第四，美国政府应取消对希望前往美国的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该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免受所谓的中共的不良影响。但是中共有大约9000万党员，其中大多数是从事普通工作的公务员，而不是一些需要制止的邪教信徒。

最后，应邀请中国重新开放休斯敦领事馆，特朗普团队于去年关闭了该领事馆以报复所谓的间谍活动。作为交换，中国政府会允许美国重新开放北京出于报复而关闭的成都领事馆。

这些措施很小，但可能是有意义的建立信任的步骤，并为以后在棘手问题上——包括对台湾的战争威胁、南海冲突或产业间谍活动——进行更具建设性的交流铺平道路。

另外：这些措施都不是礼物，是需要一些东西作为交换的。因此，它们将考验北京改善关系的意愿。如果北京拒绝它们，华盛顿将更加清楚地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温和的步调和强硬行事相比，可能看上去不够果断，但它们最终能让现实政治成为现实。